中国大财经:体制改革大博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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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稳步崛起，无论在制造业产值、出口、GDP及外汇储备各方面均力争上游，不是已占鳌头，就是直逼美国。

　　　　这即是此消彼长，也即是美消中长。如果消长发生在两个小国身上，无关全局；但现在是发生在两个大国身上，这就势必牵动全局了。

　　　　对中国而言，强调和平崛起，不侵犯他国。但过去的委屈却没有理由继续哑忍。所以中国反对他国在中国门口黄海军演，中国向美国明言，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中国要突围第一岛链，中国要出太平洋，还要出印度洋……

　　　　这个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冲撞了美国旧有的势力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挑动了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神经。于是，对所有相关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经贸上，他们不能不“迎”中国；在政治上，却又不能不“还拒”中国。而美国，当然也必须尽量运用虽然已在下降中却还仍然存在的地区影响力，策动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一起来针对中国。因此，现阶段微妙吊诡的东亚政、经、军形势，其实真是以中美“G2”大博弈作为核心，向外辐射延伸的现象。

　　　　中国如何面对及处理好这个严峻的形势，关系到中国在新世纪和平崛起的顺舛成败。有三个基本的战略要领是需要切实认真把握的：

　　　　（一）以最大智慧与美国进行“G2”大博弈；

　　　　（二）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冲击与影响，以“安邻、友邻、富邻、知邻、尊邻”为核心内涵，研拟推动中国新世纪的亚洲政策；

　　　　（三）持续深化邓小平经改、社改与政改，作为新世纪中国和平崛起亚洲及全球大战略的最大后盾与保证。
南中国海的战国春秋
　　　　——当代的合纵、连横与远交近攻

　　　　就在南中国海风云日紧，中越、中菲有关岛礁主权争议升温之际，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共同主持了首次“亚太事务磋商”，地点是美国的夏威夷。整个事态的发展演变，相当令人玩味，而又富有极为强烈的历史熟悉感。

　　　　公元前230年前，时值中国春秋战国晚期，所谓“天下”，主要是战国七雄，韩、赵、魏、齐、楚、燕、秦，其中秦最强，齐次之，余五国再次之。

　　　　战略家鬼谷子得意门生苏秦学成下山，默察天下大势，决定游走除秦之外的六国，成功说服六国，彼此结成战略同盟，一致对付秦国，史称“合纵”，因六国地缘排列大致形成一纵列也。苏秦师弟张仪稍后亦学成下山，眼看师兄已佩六国相印，乃筹思出另一针对战略，先后求见位于西边（约在今陕西）最强的秦国，及位于东边（约在今山东）次强的齐国，成功说服双边进行结盟，共同对付位于这两国之间的五个小国，史称“连横”，因秦与齐的合作乃“横向”的联盟也。

　　　　对秦国而言，接纳了张仪的献策，与距离最远的齐国结盟，这是“远交”，然后借齐之力，逐一攻克与秦相邻的诸小国，则是“近攻”。“远交近攻”的典故由此而来，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三十六计之一。

　　　　对照近代的历史，19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紧张，中国相当不满苏联支持越南，企图进攻柬埔寨，越南，还大量驱赶华人。在战略上，苏联想借越南将势力伸出太平洋与印度洋，越南想借苏联实现建立中南半岛联邦的梦想，凡此均难为中国容忍。邓小平复出之后，因此想给越南一点教训。但是在决定动兵之前，1979年1月，在中美建立邦交之后即访问美国，一方面知会这个新建交的朋友中国的意图，二方面进行确认，在中国出兵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立场。邓小平返国后，未久，即发动了对越南的“反击自卫战”。这给“远交近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现代版的注解。

　　　　历史可以一再重复，当前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岛礁主权争议，会不会出现一个更新版的“远交近攻”呢，令人好奇。

　　　　一般都注意到，目前不少东南亚国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南亚，对柬埔寨这些小国极尽挑拨之能事，鼓动这些小国要壮起胆子，勇于向中国说不，又怂恿他们应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中国。这不是像极了2300年前苏秦游说六国的口吻吗？

　　　　面对着美国可能采取甚至已在进行中的“合纵”之策，中国该如何因应？中国的历史已经提供了答案：破解“合纵”最好的战略就是“连横”。所谓连横，就是两大之间的战略合作，合作的目的，在为两大创造更大的共同利益。

　　　　基辛格在刚出版的新书《论中国》中，提醒中、美两国应各自深思反省，两国相互斗争对两国究竟有什么好处？显然会两败俱伤。既然如此，何不合作，因此他建议两国共建“太平洋共同体”。可以看到，希拉里是“合纵”倾向的，基辛格是“连横”倾向的。中国的对策，应该尽最大努力诱导形势走向“连横”，避免走向“合纵”。

　　　　今年五月的“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两国达成共识，快速启动“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亚洲及太平洋问题进行磋商，为合作及交换做准备。

　　　　中越、中菲有关岛礁主权争议方兴未艾，南中国海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除了看新闻表象的热闹之外，似乎还要有能力去穿透表象，看到其中的门道。

　　　　一个最新版的“远交近攻”会出现吗？让人充满了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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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吗？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公布了美国《2012年防御重点报告》，这个对美国外交政策一向有很大影响力的组织及其报告，将所有对美国构成战略防御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三个事态等级，第一级是“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或威胁美国战略资源供应的状态”；第二级指“威胁影响了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第三级是“出现严重或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发生国对美国仅具有限的战略重要性”。在该《报告》中，中国被列入了第一等级，俄罗斯却仅列入了第三等级。

　　　　2011年对全球战略大形势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1）本拉登被击毙；（2）美国重返亚洲；（3）普京宣布“回朝”。三件事，都牵动到中、美、俄三角的大博弈。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迄今30年，确实遇到了及掌握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长达30年的战略机遇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中美俄三角博弈。

　　　　第一阶段，1979年开始，1991年结束。这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与此同时，中美建交，联手在战略上对付苏联。但这个极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中美蜜月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1991年开始，美国克林顿总统当朝，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时不时以人权为借口施压，但下手不重，是因为在主要共产主义国家如东德、苏联、东欧纷纷转向之后，美国抱持一种心态，希望将中国也纳入所谓的西方价值体系（经济上走市场经济，政治上走政党政治），果然，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中国又把握了第二个10年的战略机遇期。

　　　　接着，鹰派（新保守集团）小布什上台，从1991年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一度曾把俄、中全列为潜在敌对国家、战略对手，未料“911”事件爆发，美国进行全球反恐，反而与俄、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中国又迎来了第三个战略机遇期。

　　　　2009年，奥巴马上台，决定撤出因反恐而陷入的战争泥潭，宣布自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稍后，并于2011年5月1日击毙本拉登。与此同时，进行全球战略大调整，明显又把中、俄列为潜在战略对手的倾向：

　　　　（1）针对俄罗斯，坚持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对于刚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美国表示对选举中存在的违规行为“严重担忧”，国务卿希拉里更直斥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其实，美国真正担心的是“强人”普京将重返克宁姆林宫。

　　　　（2）针对中国，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并采取了一系列从外交、经贸到军事上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仅强化第一岛链，延长第一岛链到印度、阿富汗，也强化关岛及澳洲等第二岛链的部署。

　　　　对中国而言，在第三个战略期随本拉登之死而结束之后，还会不会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而且应该仍然从中、美、俄的三角博弈逻辑中去探索，因为前三个战略机遇期无一不与中、美、俄三角博弈有关。

　　　　理论上，中、美、俄的三角博弈，存在四种可能：（1）美俄结盟共同对付中国；（2）中俄合作，共抗美国；（3）美中联合针对俄国；（4）三角之间维持大致平衡。

　　　　除第一种情况，中国将陷入腹背甚至是四面受敌最不利外，余三种情况中国均可接受，惟其中（2）（3）相较于（4）又存在比较多的不稳定性。

　　　　中国能不能再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因此就似乎中国能不能避免让第一种情况出现而定。春秋战国的合纵与连横，魏、蜀、吴的三国演义，或许都可以给当代中国战略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
中国经济着陆之道
　　　　中国经济会不会着陆？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会不会遇到乱流？岁末年初，已成为国际经济聚焦的话题。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程致宇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房市泡沫已出现爆破现象，泡沫破灭后，包括澳洲与巴西的矿业、智利的铜矿、加拿大与俄罗斯的伐木业、日本与美国的大型机具制造商等，都将遭到严重波及。这个论点跟末日博士罗比尼早先的分析如出一辙，罗比尼曾预言全球2013年将出现“完美风暴”，届时全球四大火车头欧、美、日、中将同时熄火，最近罗比尼更进一步修正他的预言，把时间提前到今年。

　　　　程致宇教授分析逻辑的核心是房市泡沫的破灭，其实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泡沫，除房市外，还有巨大的产业（能）泡沫、基础建设泡沫、地方债泡沫、高利贷泡沫等，这些泡沫可能独立爆破，也可能连环引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是需求重挫，就是引爆金融危机，两者都是硬着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国际媒体、投资银行及经济专家纷纷唱衰之际，《人民日报》却刊专文指出，中国有能力避免硬着陆，因为拥有较高速成长的经济、较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加上能提供充足的最终流动性，及较为充实的政府财政基础等，避免房市硬着陆的条件齐全。

　　　　今年中国经济会出现那一种结果，各方担心的理由均不无道理；但是不是硬着陆，却不一定，而论点则与中国官方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就“硬着陆”这个并非严谨的经济学概念的通俗理解，不外两层意思，一指爆发金融危机，二指需求急遽萎缩，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先就金融危机而言，通常在一般国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官方都有办法管控，或许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有代价。例子之一即是本世纪初中国官方对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危机处理：（1）先剥离四大国银的不良资产；（2）由政府编列巨大预算成立四家国有资产处理公司，购入从国银剥离的不良资产；（3）再编预算对国银注资；（4）为国银引入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5）最后一步，将国银在香港上市，危机解除。整个危机处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全民埋单”，所以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一般国际专家看走眼误判的主因。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泡沫中，高利贷泡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未必是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处理所能着力的。危机如果从这里引爆，对中国政策当局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

　　　　其次，再看需求，这同样也是国际专家经常进入的误区。中国跟一般发达国家不同，13亿人口的理论需求规模中，少说还有一半以上，在食、衣之外的住、行、育、乐、医等民生基本需求上，尚未获得切实的满足。只要用对了政策，将这种潜在需求“导引”出来，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危机，避免硬着陆。

　　　　有什么政策可用？这又是中国的相对优势了。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子弹耗尽之后，中国在持续维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还有相当宽裕的财政政策空间，即减税。

　　　　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提及的“结构性减税”就是这样的思路。减税，可以拉动内需，但又不是一般性、比例性的减税，而是选择性、结构性的减税，针对民企、中小微企及自主创新、节能减排，还有水利、三农等领域给予政策性的减税，即无异是寓“调结构”于“拉内需”之中了。

　　　　中国经济硬着陆乎？软着陆乎？就考验中国政府的政策设计与执行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