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财经:体制改革大博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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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的中国，重视海权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的海权战略要取得成功，必须留意三个关键：

　　　　（一）陆权不可偏废。刚才说，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陆权国家。欧亚（在一定程度上，非洲也是）大陆作为一个“世界岛”从来就是人类文明的重心。近几百年来，纵使海权国家兴起，也未曾根本改变这个形势。中国绝不能疏于对中亚、西亚及中东的经营。尤其，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的挫折之后，已决定采取战略退缩，再加上美国在穆斯林政策上始终都难以甩掉两个包袱（1）以色列因素；（2）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因素，对中国而言，这是十分有利的时机。必须认知到，陆权是中国的战略纵深，是为海权的伸张作为后盾的。

　　　　（二）海权战略有狭义及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海权战略主要指军事；广义的海权战略则包括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科学、法律等等，总的来讲，是一种广泛的海洋发展观。

　　　　所以，广义的海洋战略的形成，必须从观念、意识、教育及人才培育开始做起，深入到每一个领域。具体举例，中国的海洋教育相当薄弱，专业的海洋大学屈指可数，高层次的海洋研究也很有限。其次，中国的政府体制中，主管海洋部门的规模及位阶也必须积极扩充与提升，非如此，不足以发展海权战略。

　　　　（三）就地缘战略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努力发展远洋海军，并不断尝试出太平洋及印度洋，也在印度洋相关国家投资建设深水港，布建珍珠链。但如把中国的海洋战略视为一盘棋，那么这盘棋中的最大场或最关键的一子，就是台湾。台湾这子必须下好，然后中国才能在东海、南海取得优势，并且冲破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直出太平洋，使黄海、东海、南海、台海成为中国准内海。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新世纪真正成为一个陆、海双栖两权皆备的大国。
2010“对冲”中国？
　　　　2010中国经济怎么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没有一年比今年更难研判。这就是为什么索罗斯东来中国，将重兵猛将部署在香港的缘故。

　　　　刚结束的2009，全球经济两个字：L加V，实体经济是L，资产市场是V。中国经济也是两个字：V加V，双V，实体经济与资产市场都有V形反弹。但要补一句，宏观经济明显的已出现产能过剩、重复投资、资产泡沫、物价上涨等问题。

　　　　在全球范围中一枝独秀、风光这边独好的表现，让人们继续看好中国。中国出口跃居全球第一（超德），中国GDP全球第二（已经或将超日），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超美）……，一个又一个的翻新指标，令人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跟“13亿”这个魔术般的数字有关，而这“13亿”的潜能，无论是生产力、脑力、市场潜力，似乎都方兴未艾，后劲无穷。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尤其是美国经济远未复原，中国的出口市场恢复不易，甚至新一轮来势汹汹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潮前浪已经到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让我们发动一场对中国的贸易战吧》形同宣战檄文。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在国内巨量流动性及海外流入的大量热钱的夹击下，楼市、股市大幅飙升，物价也已出现了通膨的苗头。投资专家查诺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警示，“中国楼市泡沫比迪拜还要严重”。因此，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的调整看来已势所难免。内外变数均多，西方投资家大弹“卖空中国”之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边看好，看得如此之好，一边看空，看得又如此之空，究竟对“中国”，应该是“买入”还是“卖空”，2010年的全球市场势将出现罕见的多空交战。索罗斯，作为一个“对冲”鼻祖，有其极为敏锐的嗅觉，目前决定将其旗舰投资公司“索罗斯基金管理”移师香港，开设办事处，并调来两员猛将坐镇。索罗斯是不是看好中国？是的。但准确的说，是看好中国的“对冲投资环境”！说得干脆点，“对冲”中国。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索罗斯明白，2010年的中国经济既可以看多，又可以看空，他的本事就是比别人能看得更早一点。那么，他又是如何看，根据什么作出判断的呢？

　　　　角度当然只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动向，涵盖面包括金融、贸易、政治、战略等等，这些讯息，他有的是。再一个就是中国的政策动向，以决定力与影响力言，这个比上一个更重要，是他功课的新重点。

　　　　就理论言，中国2010宏观经济的走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能不能做好软着陆？（二）能不能进行硬改革？

　　　　软着陆指的是让股市、楼市降温，但不是剧挫，同时还要把物价上涨的势头压住。这就要靠货币政策的调整，包括信贷控制、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利率，甚至调整汇率，总的方向是紧缩。但货币政策的紧缩不能影响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所以财政政策必须维持积极扩张，一言以概之，就是“调‘货’不调‘财’”。

　　　　财政政策既要积极扩张，所以投资力度不能减，甚至还要加强，但却需要避免再犯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的毛病，因此，调结构就成了重中之重。

　　　　调结构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产业结构、产权（国与民企）结构、城乡结构、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收入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等，而所有这些结构的调整，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联动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及政治改革。所以，“调结构”能否成功与“硬改革”有关。

　　　　总而言之，2010中国经济怎么看？主要就是看“软着陆”与“硬改革”，软、硬两手都搞好，势必看好，否则反之。想必索罗斯亦应如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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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省”VS“海东省”
　　　　深圳特区和厦门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分别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道贺，并揭开了中国新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些特区及海西经济区进行更多先行先试改革试点的序幕。

　　　　2005年10月“支援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2009年5月，以福建为主体的海西经济区战略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1年即将启动的“十二五”规划，包括汕头、厦门、福州及温州四市，以福建为核心，扩延到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及广东东部，涵盖范围255平方公里的海西经济区，势将成为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30年前，邓小平圈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实验的特区，30年来，表现不一，深圳最为出色，其次珠海、厦门，再次汕头。其中原因，地缘因素或为关键。深圳、珠海面对的是香港、澳门；厦门、汕头则隔海峡与台湾对望，台湾海峡则成了两岸当局政治对立下的分隔带。福建跟台湾，不但难言经济整合，厦门与金门，更是典型的咫尺天涯。__

　　　　必须看到，海峡两岸如此的对立与隔阂，其实，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的两岸分治。几乎可以说，从台湾进入到中国历史舞台一开始，基本上就没有摆脱过这样的宿命：（1）明末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海峡两岸对峙；（2）康熙派施琅平台湾，目的在平乱，而非在主权的考虑与经济的动机，那时天朝尚无主权意识，故平台之后，治理并不积极；（3）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频叩中国大门，台湾成了美、日觊觎的标的，仍未引起清廷警觉，直到1873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引发中日外交纠纷，清廷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处理，才对台湾民情及台湾战略地位有了初步的了解；（4）在这样的了解下，终于决定台湾建省（1886年，比海南建省早了102年），派富有战略眼光，决心建设台湾使台湾能成为中国东南屏障的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及其后数任巡抚积极建设台湾，发展实业，并铺设两岸之间第一条通讯电缆。惟时不与我，如此密切的两岸整合为时仅不过10年，便因1895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湾而告一段落；（5）从1895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1年，两岸关系当然是疏离隔阂的，尤其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6）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交流，惟为时不过4年，1949年开始两岸又进入分治时代，一直到目前，又是一甲子。

　　　　从明郑（17世纪中叶）开始，迄目前为止，约四百年，两岸之间，正常互动交流者，不过（1）10年、（2）4年及（3）再勉强加上最近的几年。因此，长期以来，两岸之间从来缺乏“一体化”之下所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出现了不少资源的内耗。幸运的是，这样的阶段即将告一段落。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大陆走上市场经济，为两岸的融合作了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铺垫；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使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形势有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是第二个铺垫；第三，就是“海西经济区”的战略布局了。

　　　　作为台湾海峡两岸世纪性的融合工程，理论上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部分。（一）硬件指的是交通、通讯等基建网络，涉及到三个部分，（1）海西（闽与浙、赣、粤之间）内部；（2）海西与大陆其他省市之间；（3）海西与海东（台湾）之间。后者，必将出现“峡底隧道”（海底隧道的战略目的已不只是两岸整合了，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战略上的出太平洋）。

　　　　软件是关涉到最终争取台湾民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援用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智慧与政治遗产，以四个特区或海西经济区作为试点，或将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战略思维。

　　　　50年后看台湾海峡，一边是“海西省”，一边是“海东省”，谁说没有这种可能呢？
中国改革的新突破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正如胡锦涛指出的，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因此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提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缔造了经济增长的最出色纪录，但与此平行的，则是群体性事件的激增。后者，折射凸显的就是社会矛盾，也是中国改革面对的新形势与新问题。Ф米Ф花Ф书Ф库Ф ；http：//www。7mihua。com

　　　　如何面对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第一步，先要找出社会矛盾的根源。根源有二：一是不公平，二是不正义，其所涉及者，皆为资源配置中的分配问题。

　　　　按所谓资源配置，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市场机制。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侧重点也集中于此，即所谓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一方面让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一方面让中国从公有制转为民营体制。这样的改革，无疑促进及确保了全国所有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体现在生产力的释放及GDP的增长之上。

　　　　但资源配置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面的“有效率”配置而已，如何在配置过程中同时满足“公平”与“正义”，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但必须看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正义并不能仅由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涵的经济改革来加以实现，必须还要有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才成。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新任务。

　　　　那么，如何能在基本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有效率”的同时，也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有公平”和“有正义”呢。

　　　　先谈“公平”。公平不等于平均。资源配置要确保有效，就必须服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优者强，劣者弱也，因此遵循此一法则的配置结果，社会中的弱势者势必处于被淘汰的命运，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靠两股力量来补足及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一是政府职能，二是社会事业。政府职能可以获得作用，就是在政府可以运用的“公”部门资源中，通过相关政策，让资源的配置更多地向弱势者倾斜（比如保障性住房、社会医疗保险、公共交通系统与社会补贴与救助等），换言之，就是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狭义的社会管理应该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另外，社会矛盾的纾解，也不能全部放在政府肩上，如何健康地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等）替政府分劳，则是广义的社会管理。狭义的加上广义的，就是社会改革。

　　　　次谈“正义”。义者宜也。中国有句话叫“不义之财”，又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指的都是必须以正当手段来赌钱。马克思当年指出两种不义之财，是资本家垄断资本剥削劳工，地主垄断土地剥削农民。其实，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垄断，就是权力。权力的集中及缺乏监督所造成的利益分配问题就是不正义，也是社会矛盾在不公平之外的另一深层次根源，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做必要的矫正了。

　　　　毛泽东当年说，必须要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邓小平也说，中国所有改革，其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都是看到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时，有利于生产与效率，却不利于公平与正义的特质。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走了30年的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