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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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随蓝泽证券职员全程了解和体会过这项工作。坦率地说，证券公司的职员们基本上都不喜欢这项工作，每个人都是硬着头皮、赔着笑脸拼命干。有一次，我随蓝泽公司越谷支店的一名职员去发展客户，路上他对我说他最讨厌这项工作。那天我们开车去了越谷市郊区的一个住宅区，挨门挨户作自我介绍：“我是蓝泽证券的某某，现向您致礼来了”，或“在您很忙的时候来打扰了”等等。有些人家还算客气，你按了门铃会打开门应付你几句，但更多的人家干脆通过通话器对你说声“行了，行了”，再啰唆几声，主人就烦了，“我正忙着呢！”无奈之下，只能连赔不是，临走时，还得往信箱扔一份纪念品，当然也忘不了再附上一张名片。一条街走下来，我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了切身的体会。
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有许多辨别潜在客户殷实程度的经验：一户人家的汽车是豪华型还是普通型，房屋建筑的新旧，院子里花草的珍奇程度，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可能成为他们物色客户的依据。一旦选中目标对象，就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宣传、电话联系，哪怕被人家赶出来也不气馁。大部分客户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慢慢发展起来的。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9）
不过，这种种辛苦背后是丰厚的收入和强大的绩效激励机制。日本证券行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同时公司内部的收入差异非常悬殊。蓝泽证券的新职员月薪10万日元，而有的老职员月收入高达500万日元。一般职员不会怀疑制度的合理性，只是暗暗勉励自己“好好干，我以后也会拿这么多”。到了年终，每个职员都可以拿到一份年终奖。蓝泽证券公司1986年人均年终奖为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万余元，今天听来可能并不多，可要知道，当年在我们国内；“万元户”可就算有钱人了。
“操盘”5 000万日元
在日本研修期间，我考察了日本股市的投资者。原来我们以为这些投资者应该是西装革履、精明强干的形象，不料各分公司营业厅的客户中，竟然是老人、家庭妇女的人数最多。这与日本妇女婚后一般不再工作，在家充当“大藏大臣”的习俗有关。日本的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大藏大臣就是财政部长。那些密密麻麻的行情数据，我们看久了都会发晕，她们竟能一看数小时，时而一言不发、注目凝视，时而快速查阅资料，出现令其满意的行情，不少客户还击掌几下。指导老师告诉我们：“唯有身临其境，才能如此专心。”
在分公司研修时，好几个分公司给我们出了假设题：“假设你们手里拥有5 000万日元。今天选股投资，然后运作，把运作理由做好笔记。你们离开时总结投资盈亏并且叙述原因。”我和张世林像真的有5 000万日元一样，每天敲击电脑，翻看资料，忙得不亦乐乎。
在蓝泽证券股票部，我真正认识了股票，了解了股票委托买卖的全部知识；在债券部，我进一步充实了对各种债券的知识；在国际部，我重点研究了日本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在清算交割部，我了解了各种证券交易清算交割程序；在电脑部，我第一次接触了与证券交易相关的电脑设备，了解了日本证券交易的电子化进程；在资产运作部，我初步了解了证券公司的自营买卖；在证券情况部，我认识了证券研究对证券业务的重要性。蓝泽证券公司安排我们到大阪、名古屋、富士、清水、厚木等地的20多个分公司去实习，期间，我和蓝泽证券的证券经纪人一起，走街串巷，了解日本证券经纪业务的运作过程，结识了日本证券公司的客户，从中也体会了证券经纪人的艰辛。
亲历“黑色星期一”
在我们没有去日本之前，谈起股市，眼前时常会浮现血本无归的投资者跳楼等血淋淋的场面。而在日本，我“有幸”亲历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世界性股市大暴跌。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一向沉稳的漆岛老师一反常态，大声对我们说：“不好了，出大事了！快走，去看看！”等我们赶到东京证券交易所，发现参观走廊上挤满了人，人们焦虑不安地透过玻璃注视着交易大厅。
交易大厅一片混乱，各个交易柜台挤满了人，无法递进去的委托单散落在地面上，几乎铺满了一层。“抛单，都是抛单。”我身边有人嘀咕。雪片般的抛单，或通过电话，或通过交易大厅外各证券公司电脑机房的员工跑步送到经纪席位，穿梭在大厅内的女职员没有了往日的矜持，步幅失去了规定的节奏。
“世界空前大灾难”、“黑色星期一”、“股市大暴跌”，这些恐怖的黑体字标题随即占据了日本所有媒体。日经指数从26 64881点的高值骤然下跌了2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蒸发了100多万亿日元，日本人均金融资产消失近百万日元。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10）
公司里，地铁上，从那一张张近乎绝望的脸上，我看到了股市的另一面。但是，真实的情况和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看到的还是有些不同。“黑色星期一”爆发之后，日本不少记者整天徘徊在东京日本桥一带，希望碰上跳楼、撞汽车之类的爆炸性新闻，但结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连个死耗子也没见到”。
日本股票市场一度阴云笼罩，但不久便很快复苏了。1988年4月7日，日经指数创出26 76922点的历史新高。日本一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蓝泽证券的日交易量也由此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我和小张也多次拿到过公司派发的被称为“大入”的红包，每次红包有5 000日元或10 000日元。
收获梦想
在日本研修的最后一个月，我是在东京证券图书馆里度过的。在那里，我几乎翻阅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每天从早上8点半坐到下午5点半。那一个月，不仅仅是完成研修报告，更多的是了解日本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
在日本期间，我以《漫步日本证券市场》为总题，为国内一家媒体撰写专栏，一共写了10多篇介绍日本证券市场的系列文章，如《日本的金融中心》、《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证券公司》、《日本证券公司职员》、《日本股票投资者》、《日本证券情报》、《日本证券国际化进程》、《日本证券公司分配制度简介》、《浅谈日本商业服务接待》等，目的是提高自己对日本证券市场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向国内读者介绍自己在日本证券业的所见所闻。
研修结束，日本东京青年会议所组织了研修报告会，每个研修生宣读了自己的研修报告，并向日方递交了用日语书写的报告，日方则向每个研修生颁发了研修结业证书。
从日本归来回到北京，我也进行了总结。我在专业研修报告之外，还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厚厚的《赴日研修个人总结报告》，其中谈到一年海外研修的体会：“这一年的研修生活是人生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充满异国情趣和与我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环境下，既有热情，又有冷漠，偶尔还有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士，我们似客、似学生，又似被布施的对象。虽然天天欢笑堆在脸上，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前程的苦思，却整天交织在心头……”
“这一年虽身居异国他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国内的一切。每天的电视新闻里面最注意的是与我国相关的新闻，每天的《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拿到手，首先翻到国际版，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即使参观游玩，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与我国有关联的人文景观。我坚定地相信，我国如继续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们的子孙再到国外，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寒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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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
筚路蓝缕
无数个第一
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不复存在，我听之深感惋惜。静安证券业务部完全有望成为近代文物，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证券业是从那里起步的。
新的岗位
研修结束后，我们分别回到了原先的单位。回国前，对我的工作安排已有几种说法，其中较为肯定的说法是留在宝山区办事处任副主任，准备接老主任的班。当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毛应梁去我们办事处检查工作，听到此事后说：“不行，行里发展证券业务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随后就下调令，让我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
我从1984年起就兼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宝山分公司经理，因此，我对该公司并不陌生。
当时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设在外白渡桥北端，如今的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公司设有两个业务部门，其中业务二部从事证券业务，下辖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公司的证券业务知名度不低：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最早成立并开办股票交易的证券业务部，在国内有很高知名度，也是当时上海改革开放的一个形象窗口；虹口证券业务部成立后负责承销了豫园商城股票，也是声名显赫。尽管名气很大，但公司的证券业务实际很弱小：公司主要的盈利业务是委托贷款、设备租赁，除此之外还在股权投资业务方面做了20多个项目。1988年，全公司全年净利润有5 000多万元，但是两个证券业务部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0多万元，相比之下实在是微不足道。总之，公司的证券业务有名而无利，引不起公司的重视。
第二章筚路蓝缕
在这种情况下，证券业务部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人心涣散。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互不服气，很少往来。而业务二部经理黄贵显不习惯机关“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工作氛围，待在静安业务部不愿到公司来，办公室连张桌子也没有，群龙无首之下，公司职员的精神状态更是令人失望。
业务二部的职员有虞志皓和朱德明，后来又新来了强纪英，这几个都是科级干部。办公室里还有陆文清、郭纯、俞燕国和姜华等几个年轻人，他们主要是帮助搞后勤和写材料。
如今很难想象，这些后来在中国证券业显赫不已的名字，当年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所事事。
后来曾担任过富国基金公司董事长的虞志皓，当时整天晃悠，想做事但不知做什么；朱德明后来曾任申银证券的行政部经理，但他当时最多是到投资的几个企业走走；从分行宣传处调来的郭纯，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香港公司负责人，当年他就是整天看书消磨时间；陆文清从加蓬大使馆回来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副总裁；但他当时只是帮办公室主任干点杂活。
“证券业不是花架子，更不是形象工程”，这是我到信托投资公司开会时讲得最多的问题。为了形成有效的工作秩序，我上任第二天，就在业务二部办公室为黄贵显安了张办公桌，把老黄请来主持业务二部工作。
业务部成了“旅游景点”
1988年以前，国内没有专业的证券公司，证券业恢复和起步阶段，唱主角的是信托投资公司，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
１９８６年，上海市市长召开金融改革座谈会，静安证券业务部的胡瑞荃参加了座谈并“放了一炮”。在会上，老胡说：“两年前上海已经发行了股票，但由于股票不能交易，许多持有股票的人非常有意见，特别是那些由于出国等原因要离开上海的人，意见更大。”接着他就问：“能不能允许建立一个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方便这些群众。”话题立即引起时任上海市长的*同志的关注，他当即询问在场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可不可行，李行长回答可以研究。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给予批复，同意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立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交易。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2）
最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面积只有12平方米，之前在这里营业的是个理发店。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几名员工都来自工商银行静安办事处，有两个员工年纪比黄贵显和胡瑞荃还大，最小的也有三十四五岁，属于照顾性的工作安排。这些同志后来都参与了申银证券公司初创期的工作，成为申银证券早期的干部。
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业务就是那几只股票的交易，每天没有几笔买卖，状况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热闹。但是，海外媒体却认为这是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一个强烈信号。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会议期间受到*同志的接见。其间，凡尔霖向小平同志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小平同志回赠了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为其准备的一张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主承销的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并告知上海已有一家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美国朋友和各国媒体立即捕捉到这一不寻常的信息，凡尔霖到上海后，执意要去静安证券业务部看看。上海方面为此专门派人考察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发现条件差，地方小，可看性不强，连个卫生设备也没有，万一客人要去洗手间，难道请他们去对面的公共厕所？他们认为静安证券业务部根本不具备接待重要外宾的条件，上海方面也就婉言谢绝了华尔街大亨们的要求。
但是，美国人的个性很执拗，想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凡尔霖一行自行乘车来到静安业务部，小小的业务部一时间热闹非凡。当凡尔霖和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西方媒体记者纷纷用镜头捕捉了这一瞬间，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主席与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
那天，得知凡尔霖执意要到静安证券业务部，上海警方派人过来做先期安全保卫工作，那个警员拿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