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行天下:中国制造未来十年新格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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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分解到全球各地，这样就能够充分地利用全球各个地方完全不同的资源，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源的整合，包括开放式创新、外包、强大的供应链的管理等，世界经济一体化真正得以实现。
世界是扁平的，每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机会也越来越一致。而企业与国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来更容易的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体现价值，而不会更多局限于原来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
1990年代末，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民主化同时来到，曾经存在的似乎无法克服的各种壁垒在迅速消除。对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技术趋于平台化、模块化，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壁垒，使得后发国家可以从最简单、最小的模块切入，可以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介入，不断地累积经验，累积能力，累积资源，再通过一个个模块往上延伸，逐步突破竞争的壁垒，这样比一开始跟巨无霸竞争要好很多。
众多的后来者开始进入了他们原来无法企及的领域。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书中写道，“今天，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成了生产者，而今天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将生产原料运往发达国家，再由发达国家生产出成品，发展中国家再从发达国家买回成品。不！今天，由于技术民主化，各种国家都有可能得到技术、原料和资金，也都有可能成为生产者或合同承包人并亲自完成高精技术生产或服务，这也成了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更神秘的力量。”
扁平的世界（3）
在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的平均生命周期在19世纪约为70年；而战后缩短为50年；80年代再缩短为10年；目前；仅为3年到5年；一些高科技行业的产品周期甚至只有18个月左右。产品生命周期的急剧缩短，意味着技术壁垒加速消除，原有的产业领袖无法再安享技术领先带来的超额利润，而后来者甚至可能通过颠覆性的创新获超越前者。
颠覆性的创新完全打破现有的规则和模式，能够推翻现有的势力平衡，甚至改变竞争格局。当颠覆性创新出现的时候，一般原来的龙头老大往往都面对着失败的命运。颠覆性的创新，由于技术上有断裂性，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或者在性价比上会有飞跃，对原来的企业往往会有很大的打击。
如IP电话。基于互联网IP技术的电话最早出现的前7、8年内，对原来主流的电信并没有产生冲击，但是它的创新，当它的技术、性能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过去两三年内大家都能感觉到IP电话的质量、可靠性、价格都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电信，对传统电信运营商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因为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基础，而且业务模式、运营方式、核心能力、固定资产的投入，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对传统的电信运营商来说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冲击。类似这样的技术变革，可以帮助后来者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大的机会。
而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也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产品和服务的目标客户。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大部分，而在这些国家中，底层的人、比贫困线好不了多少的人又占据了巨大的人口比例，一直以来，单独给他们提供服务，成本结构很不合理，他们被隔离在全球市场之外。这个人群的基数非常大，40、50亿人，即使每人只能花2、3元钱，也是100亿规模的市场。世界变得扁平，使得一些企业有可能把底层的客户打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去服务他们，聚沙成业，底层的人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市场。
世界在扁平化，其本质是一次全新的成本革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产业格局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横亘在原有的市场领先者、后来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历史藩篱正在消失，最有效率地利用全球资源、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新的产品、寻找到最优性价比的企业将是赢家。
扁平的世界（4）
过去30年，得益于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在空白的基础上诞生、在残酷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可能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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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1）
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
——杰弗里。萨克斯，1992年
1434年，明朝的皇帝解散了郑和率领的船队，结束了海上贸易和探险，开始了闭关锁国的历史。这也是天朝大国走向衰落的开始。此时的中国，技术在全球仍居于领先地位，直至17世纪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崛起。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在美国兴起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从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全球化浪潮中获益巨大，成为这个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的改革选择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路径。
1978年时，中国是一个庞大而效率低下、为贫困和商品短缺所困扰的农业国，农业占据经济总量的70％，人口的70％是农民。计划体制最先在农业部门被打破，农民分田到户，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交易自己的农产品，同时，被允许成立一些简单的小型加工企业——在早期，大部分是粗陋的手工作坊，最初中央政府的规定是，雇佣人员超过8人就违法——这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
农业部门的自由化不仅使中国收获了农业的大丰收，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他们获得了离开土地到外就业的自由，这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储备。
在城市和工业部门进行的改革，则使“中国制造”获得资本、技术和市场空间。
1980年代中期开始，政策放松了对私人成立企业的限制，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大量增加，使得中国人不再只能从僵化而缺乏激励的国有企业获取产品和服务，私人企业得以从国有经济的补充逐渐成长为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
而价格改革在经历了混乱的双轨制之后全面放开，中国企业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产品的定价权；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竞争由此成为可能。
同时，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大门——198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尝试开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国投资，他们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即西方概念中的自由贸易区），允许外资设立工厂，并向更多的企业发放进出口贸易的许可证。
开放的中国（2）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打开大门的中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洼地，大量外资涌入。他们带来中国缺乏的技术和资本，并雇佣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国际市场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1992年之前，来到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资本为主，1992年中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欧美主流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1992年一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是1978年以来各年的总和。
数以千万计低成本的劳动力、国际市场上的先进技术、不断追加的资金，加之中国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中国出现历史性的起飞——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开始成为服装、制鞋、塑料制品、玩具和电子配件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
来到家门口的外资，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便利，过去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中国人首次可以全面接触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经验，并进行基于中国现实的借鉴、模仿和复制。
价格的松绑、市场管制的放松，外资和本土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一直受到政策保护的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被迫在1990年代中期全面启动了国企产权改革，虽然这一改革的过程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巨大争议和社会分裂，但最终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从数十万家减少到不足一万家，国有资本大量退出竞争性行业，使得社会资源不再被缺乏竞争力的国企毫无价值地消耗，众多私营企业得以支配远较过去丰富的资源，获得了远较过去广阔的成长空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进一步对内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同等强烈。2001年，中国结束了漫长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6年以来，中国逐步兑现当年的入世承诺：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开放了100多个，开放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的开放也在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与日本、韩国的同等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高于日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日韩现在还要开放得多。
开放的中国（3）
改革打破了中国僵化的计划体制，使市场竞争成为可能，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得以释放。而开放则给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也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就置身于国际竞争中。因为中国开放了，因为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也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完全参与了全球产业转移过程，全球化的进程因中国因素而加速。
2001年后，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地。1980年，中国的出口额仅为数十亿美元，2000年超过2000亿美元，到2006年已上升为9700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背后，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仅是潜在的市场，仅有少数的高端人群可以消费他们的产品。相当长时间里，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做农村市场做低端，而跨国公司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饱和，爆炸性增长的过去，中国市场的竞争也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跨国公司发觉他们在中高端领域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
低端领域残酷的价格战迫使活下来的企业选择往更高端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中国企业开始了成本创新——不再是简单地低成本生产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正日益扁平的世界为中国的先行者提供了外部技术的支持，中国人开始尝试创造性地将新技术与中国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他们进入力所能及的所有领域，尝试提供新产品，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性价比，为普通消费者大量提供不那么精致、但足够实用的最新高科技产品或专业产品。
这样的中国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他们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龙在敲门（1）
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松下电器，2002年
比较优势
几项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比较优势，使中国不但从这次的全球化浪潮中获益非浅，并成为它的驱动力。
第一，中国拥有比世界大多数地方更便宜的大量研发人才。理解中国经济，已成老生常谈的一个前提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但人们过多关注传统上聚集在生产线上制造业的劳工，而忽略了中国具有大量低成本的研发人员，这使得中国企业在许多应用研发领域有了突破的机会。比如2005年以来每年4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带来了就业压力，但是这对于低成本研发的推动是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优势是过去50年基础研究的积累。建国后被封锁的30年内，为了自身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需要，中国实际上形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全成体系的国防科研系统，在实际上培养了一批相当好的科研人员，而且很多技术都有了一定的沉淀。在技术创新当中，特别是在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技术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概念是吸收的能力，原来的基础如何，决定了消化、吸收的水平和速度有多快。这是中国过去留下来的优势。最近的载人火箭和登月计划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在基础科研方面的积累和实力。
中国在研发方面有些突破的企业，往往技术源头都稀奇古怪，不知道某个地方某个研究所的某个人，花了20年研究出什么东西，跟市场化结合起来，变成了很好的应用。
第三，中国大量的海外留学工作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储备。从1978年以来，有近百万人出国留学。大部分人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积累了很好的工作经验。其中25％左右已经回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近上市的中星微，无锡尚德，展讯通讯等都是由回国人员创建的。
中国很有价值的研发基础，大量廉价的研发技术人才，现在又跟站在科研最前沿以及管理能力比较强大的“海归”力量结合起来，这三个独特的组合正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奠定了下一阶段中国企业技术突破的基础。
龙在敲门（2）
第四，中国市场不但高速增长，而且有很多特殊性，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天然港湾。
比如联想最初能够起来，就是因为有汉卡，为什么有汉卡？因为汉字的输入系统跟英文完全不一样。有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让中国企业可以先有根据地，把东西做出来，再慢慢向外渗透。这些天然的根据地对于弱小的中国企业在早期的发展致关重要。而有中国特色的巨大本土市场，又为中国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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