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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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小说以虚构的形式切近地描绘出婚姻的画像，到19世纪20年代，小说已经取代各种手册成为大众欢迎的婚姻指南。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发展更是提供了许多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婚姻故事。历史学家朱迪斯·罗博瑟姆在《好女孩成为好妻子》一书中指出，这些故事令读者阅后不禁感慨：“感谢上帝没有让我遇到这种事”、“说得多么像我的妻子啊”，等等。小说无处不在的影响使得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在他的《家庭指南》一书中建议母亲们不要让女儿阅读小说，因为这样会鼓励她们相信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幸福，从而弱化其道德秉性。在美国，以虔诚著称的丹尼尔·魏斯、《年轻女士的顾问》（1857）一书作者讥讽地评论道：“很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是通过病态的小说、夸张的戏剧表演和轻浮的对话形成的。”
嫁妆箱与进入社交圈
大多数西欧和北美的女孩都盼望结婚，而且在婚姻方面深受各种文学作品的影响。她们需要在了解本国婚姻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亲属会帮助她们准备一只“嫁妆箱”（hopechest，“希望的箱子”）。“嫁妆箱”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找到理想的丈夫。嫁妆箱是个坚固的盒子——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一只抽屉或者衣柜的一部分——专供存放亚麻衣料和银器等基本的家庭用品。嫁妆箱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段时间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都有这么一只嫁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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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婚姻与生命礼仪（7）
直到最近几十年，嫁妆箱在北美家庭中还是相当普遍。1967年，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有38％的家庭为女儿备有嫁妆箱。“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们总结道，“嫁妆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年轻女子待嫁的心情，从现实角度看又表现出她们对未来家庭生活未雨绸缪的考虑。”从生日时积攒的勺子、圣诞用的茶杯、复活节枕套等物品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孩的价值观与期盼，让我们从家庭用品方面对其婚姻生活有所了解。特权阶级女子的嫁妆箱则有所不同，她们大部分希望寻觅与自己门当户对的配偶。工业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变得十分富有，他们甚至可以和贵族阶级联姻，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把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当的青年男女撮合到一起。年轻女子“进入社交圈”的仪式为这种撮合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这些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借着参加舞会、宴会和正式邀请的机会步入成人社会。在英国，圣詹姆斯宫的会客室是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的首选社交场所，此外还包括其他皇家宫殿、舞厅或者豪华饭店等。×米×花×书×库× ；__
这些女子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跳舞、唱歌或者演奏乐器的场合，借机了解各种社交规则和风俗，顺便展示自己的外貌。当然，这些活动的效果都要受到其父母社会地位、名声、财富以及其本人会给自己的婚姻带来什么好处的影响。
少女们有一个社交季的时间寻找丈夫，在英国是4月到8月，在北美通常是11月到次年1月。早在1748年的美国，费城就有59个家庭为年轻女孩们举行“跳舞聚会”，帮助她们进入社交圈并且找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女孩及其父母会非常失望。她仍然会结婚，但是由于每个社交季节都有新人到来，她会降低择偶标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估价也会打折扣。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十多岁的女孩从学校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交圈，在那里寻找并取悦心仪的情郎，然后与之结婚，把余生奉献给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从无数女子的日记来看，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她们进入了社交圈，穿着时髦的衣服展示自己的教养和容貌，但是“她们明显表现出对进入人生下个阶段——寻找丈夫——的抗拒”，历史学家安雅·加布尔在《斯嘉丽的姐妹》中写道。
上述抗拒者中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佩妮洛佩·斯金纳，为了避免结婚，她先和人调情并吸引他们，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拒绝那些追求者：在三年的时间里，她赶走了30位追求者。华盛顿特区的劳拉·沃尔特拒绝了三次求婚，她说：“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和大部分条件优越的女孩一样，佩妮洛佩和劳拉最后都结了婚，不过在婚前的许多年中她们度过了一段自由的“待字闺中”的欢乐时光。
佩妮洛佩最终爱上并嫁给了托马斯·沃伦。他是一位医生，经常因工作关系出国，所以，她经常遭受孤独的折磨：“除了悲戚哀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年轻的朋友可以陪伴左右，”她抱怨道，“与你们分离让我如生病一样痛苦——它成功地控制了我——让我变得尽可能地温驯。”劳拉和托马斯·兰德尔结了婚，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我的心在颤抖……它已经死了……因为这件事我杀死了自己”）——和丈夫搬到了佛罗里达。
第二章 婚姻与生命礼仪（8）
华盛顿特区潮汐湾畔，初入社交圈的少女。
1916年，身穿专门设计的晚礼服的兴高采烈的女孩。
第二章 婚姻与生命礼仪（9）
1923年，初入社交圈的少女，她们似乎准备参加舞会彩排（节目包括“查尔斯顿舞”），钢琴师正在弹奏流行的曲子。
佩妮洛佩·沃伦很快就怀孕了，她立刻把精力转移到照顾自己上面：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的健康食谱、“宽松的”服装，还有“烦人”但“不是特别令人痛苦”的痔疮，显然她的精神不错。1841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对生产的过于恐惧，不久她就死去了。
劳拉·沃尔特·兰德尔没有因此死掉，但是，虽然有一位白人护士和几位黑人女奴照顾她，她还是被频繁的怀孕和养育婴儿弄得疲乏不堪：“我宣布，如果我的余生都要过这种日子，我宁愿——这就是我准备说的——躺下来死掉，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奴役——如果你的一生都耗在这上面的话！”劳拉对自己的婚姻和丈夫也不满意，她不再爱他了。“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我现在是‘他见过的最痛苦、可怜、一无是处的女人’。”
第二章 婚姻与生命礼仪（10）
比起爱情，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加看重金钱和地位，因此女子对婚姻的期待也有所不同。19世纪70年代，初入社交圈的少女爱丽丝·凯瑟琳·迈尔斯把自己在社交季节的择偶经历忠实地记录在日记中。因为人口众多，爱丽丝的家族无法给她太多进项，到了17岁，爱丽丝意识到只有利用人际关系和自己的美貌，嫁给一个每年至少有5000磅进项的有钱人才能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品位。当然，以她的条件，也配不上像年轻爱调情的亨利·查尔斯·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五代兰斯当侯爵，继承了英国和爱尔兰境内的14万英亩土地——那样的巨富，所以把心思用在这样的富人身上是浪费时间（玩世不恭的侯爵本人同样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爱丽丝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与哈莉艾特·伊芙斯·莱特小姐相比，“她是个相当美丽的女继承人……我猜她每年至少有4000磅的收入”。Ⅰ米Ⅰ花Ⅰ书Ⅰ库Ⅰ ；http：//__
与本阶层的典型一样，爱丽丝执着于配偶的收入和财产。表兄在给她介绍对象时，都要“悄悄告诉她对方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例如这样耳语：“比尤蒂·坎贝尔，警卫队上尉，在北部拥有很大的庄园，每年进项两万磅：——比尤蒂上尉——迈尔斯小姐。”爱丽丝一度没有理睬其中一位追求者——萨缪尔爵士，“我之前确定他每年只收入4000磅”，这比她的最低标准还要低。
爱丽丝狡黠地算计和追求着理想中的婚姻。但家庭无力提供足够的嫁妆给她带来很大的劣势，但是正因如此她才在个人素质的准备方面下了很多功夫。1869年底，21岁的爱丽丝锁定了一位合适的追求者：乔治·杜帕，33岁，牧场主，已在新西兰挣下一笔家业。虽然对两人的婚姻前景不抱过高的期望，但她相信乔治的财富会弥补两人年龄的差距以及所有不配的地方，不过真正要紧的是，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猎取一位有钱的新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