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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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反腐已是反腐领域的重点环节。
除了上述问题，账单中还指出，一把手违法违纪问题还有如中粮集团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奢侈浪费问题突出。宁夏有的利用宗教习俗敛财，辽宁经济数据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等。这些涉及一把手问题的账单，充分表明中央在惩治一把手的违法违纪及腐败方面，已经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
（5）买官卖官问题突出
问题账单点了河南和山东的名，指出，河南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山东有的地方买官卖官问题比较严重，带病提拔、跑官要官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干部为了升迁热衷于找关系、拉票现象很严重。
同时，中央巡视组又将广东“茂名窝案”重新巡视调查，在沉寂两年后，对系列官员进行了处理，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的159人中，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目的是以“茂名窝案”树立惩治买官要官的“样板”。
（6）16名省部级高官被查
打“老虎”拍“苍蝇”是中央巡视组的主要职责之一。三轮中央巡视组进驻了21个省区市，包括湖北、贵州、内蒙古、重庆、江西、云南、山西、安徽、广东、湖南、海南11个省区市。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后，有16名省部级高官被调查，山西多达3人，包括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此外，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曝主要与在山西的任职经历有关。
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均有两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原副省长姚木根）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虽也是两人，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曝被查因多是主政江西时的一些行为；江西还有一位中纪委未通报调查但中组部宣布免职的官员：原省委常委赵智勇。
重庆（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栖伟）、海南（原副省长谭力）、内蒙古（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广东（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贵州（原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安徽（原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均为1人，但云南也有一位中纪委未通报调查但中组部宣布免职的官员：省委原常委张田欣。
上述省部级高官被调查前后，山西、江西、广州等多地发生官场“地震”。
如山西，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当晚，中纪委通报，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安俊生等3名当地官员涉嫌违纪被调查。三天后，金道铭被调查。8月，被查官员又有副省长任润厚、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统战部长白云。9月自此至令政策、杜善学被免，山西被调查的官员已达30多人，其中厅局级达18人。
安徽多名官员被查。自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进驻安徽，安徽多名官员被调查，包括安徽省滁州市原市委书记江山、安徽铜陵市原政协副主席吕爱民、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权俊良、安徽省旅游局原局长胡学凡等。其中，江山、吕爱民与韩先聪发生官场交集。
这次中央的问题账单中指出，安徽少数领导干部在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工程建设领域和选人用人方面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易发多发。这次安徽官场的重型“地震”即是重要例证之一。
第13节。
五、创新反腐制度
1。建立互联网反腐平台
运用高科技手段，构建互联网反腐平台，13亿人民成监督主体，这是我党反腐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创新，透视出互联网时代的反腐新思维、新手段。
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王岐山到网站调研，要求“了解、收集社情民意，畅通监督渠道，重要舆论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紧跟着最高法、最高检公布利用信息网络举报诽谤等案件，一大批造谣传谣的“大V”落入法网。这表明，在反腐的制度设计上，利用互联网的最大变量，借助互联网回应社会的关切，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建立了反腐制度的创新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尧设谏言之鼓，舜立诽谤之木，为百姓参与监督提供平台。今天的互联网反腐是运用高科技手段，第一时间内发布案件信息，让鼠标直通中央，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央反腐领域思路的广阔。d米d花d书d库d ；http：//www。7mihua。com
对网络反腐，社会反映极佳，评价很高。群众认为开通网站接受网上举报，政府与社会互动，是真正迈出了反腐倡廉的坚实步子；在纪检最敏感的领域，公开透明聆听民意，用制度提升全民反腐实践，这无疑是敲响了一场反腐人民战争的雷鼓。
2。建立12380举报平台
12380举报平台是中组部开创的举报平台，是接收线索举报，联系群众的窗口，要在阳光下选人、用人。并且专门作出了“全国组织系统12380举报电话受理工作的暂行规定”，规范了举报工作的程序和方法。2013年编印的《12380举报工作操作手册》对举报受理、办理、督办、办结、统计分析、工作职责、纪律要求逐一进行说明和规定，总结出举报案件的具体方式，受到了国内外热烈欢迎。
这一制度平台的建立，本着努力取信于民的工作宗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提高监督效能，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预防和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到2014年3月的统计数字，反腐平台的总访问量近3亿次，日访问量超过120万次，其中最高一天超过600万次，已经曝光的典型问题案件700多起，发布了200多起案件查处消息，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余人，地厅级干部100多人。根据6月份的中纪委网站统计情况通报，从2012年12月至2014年4月，490天内有285名官员被调查通报，平均每周4名。过去一个月公布案件多达67起，涉案官员70多人。最有影响的是一周内打下“三只虎”，即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以及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及官员、级别、人数可谓惊心动魄，表明反腐的速度、手段，都迈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台阶。
3。重磅打击行贿罪
最高检在2014年5月通报，今后反贪重点将查办行贿犯罪，无疑这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上的又一创新成果。据统计，2014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000余件，涉及万余人，其中大案6000多件，占总立案的80％以上，涉及要案人数600多人，包括厅局级57人。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川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贵州省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从重大案件的承办实体分析，一大批腐败分子犯法本源之一，就是企业和个人的行贿犯罪。
随着反腐进程的深入，行贿犯罪成为反腐的重头戏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行贿与受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都重受贿而轻行贿，这无意中助长了行贿案件的滋生蔓延。如广州市监察机关2014年一季度查办行贿犯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0％，立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的总数。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这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关键。
4。审计制度的强大反腐动能
2014年6月，国家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通过审计共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贪污腐败违法案件314起，涉及1100多名官员，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行政管理权和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单位。314起案件中，呈群体性的腐败案件特征凸显，35％的案件是串案和窝案，其中31起案件的主犯亲属参与，作案手段隐蔽。在权钱交易等多发案件中，甚至利用公益事业树立道德形象谋求政治地位，严重败坏了国家形象、官员道德。国家审计对制度的建设在反腐倡廉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
以审计报告的中央财政管理问题为例：
①资金收费和预算批复不规范，未收入国库资金达91。4亿元；
②财权与实权未理顺，转移支付清理整合不到位；
③部分财政资金分配不规范，造成虚报、销售骗取资金多种违法、违规问题发生；
④各级财政均有一些资金沉淀，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重点审计的32个中央部门的结存资金半数时限超过一年，造成资金使用极大浪费；
⑤地方财政管理不到位，有的存在严重违规，如辽宁省的岫岩县将财政借款以税费的名义交入国库，虚增财政收入8亿多元，占公共财政收入的20％还多。
仅以2013年审计报告为例，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整改，整改后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达3900多亿元，纠正违规征地用地50多万亩，制定完善制度1900多项。
由此看出，审计中发现当前的腐败案件具有三个特点：
①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家族化犯罪问题突出；
②违法性犯罪方式更加隐蔽，有意培植利益关联方“代理”作案，并最终从中介方取得利益回流；
③权钱交易收益远期化，权钱交易趋向索取投资入股、业务垄断、矿产开发等隐性利益。
运用审计制度反腐也是我党在反腐领域创造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各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中全会的《决定》很明确，要充分发挥审计领域的自身优势，加强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的研判，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反腐倡廉建设和惩治腐败中的尖刀作用。
第14节。
六、重点治理隐秘的奢侈
1。清退会员卡风暴
为贯彻八项规定，中央纪委决定在纪检系统全面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以加强自身建设实现自我净化。
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中央纪委明确规定，加强组织领导制度保障，按时清退做到“零持有”、“零报告”，并且强调，这次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是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前奏曲，纪检干部要以高标准要求自身，牢固确立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正人必先正己，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并且明确规定，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义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治理会员卡的重拳出击，解开了打击隐秘奢侈消费的序幕，在很短时间内，扩及党、政府各个部门，涉及上百种数目巨大的利益链条。清退规定的出台和实践，同样拉开了重拳出击、清理纪检队伍自身害群之马的反腐序幕，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赞誉。
会员卡腐败是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有这样一个案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因索贿受贿300余万元，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其妻也被判刑11年。其中重要的一项受贿纪录就是高尔夫球会员卡、打折放款卡等，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高达100多万元。
职务消费成为腐败的重点领域，在处理的众多腐败分子案件中，消费腐败成为一项重要罪行。如地市级干部年职务消费百万元，主要是住五星级酒店，坐飞机头等舱，吃万元以上宴席，挥金如土。职务消费变成了不落腰包的腐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食着国家财富，引起社会极大的愤慨。
2。零容忍节日腐败
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除“四风”的运动展开以来，节日腐败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内容，主要包括节日礼品和送红包等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大办婚丧宴请，已成为一些机关、单位领导干部的隐性公务活动，或称“感情公务”。所送礼品从中秋月饼到贺年卡、烟花爆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一块月饼1万多元，一个爆竹500元，一瓶酒高达10万元、数十万元，一桌宴席也在数万元以上，这都是节日病的常态。如一位被判刑15年的县委书记，算了一下他的节日收费账，仅春节一次近百个县直属单位都会有“孝敬”，富单位1万元、2万元，穷单位3000元、5000元，加上金融、电信等富企总数不会低于一两百万元；再加上婚丧嫁娶活动、干部的奢侈消费和红包收入多在几百万元以上，这就构成了灰色收入的腐败大摊。因此，纠“四风”必须纠节日病，中央采取直通车排查方式对顶风违纪一律零容忍，发现一起查一起，狠抓通报曝光，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网络，创新了惩治节日腐败的制度建设。
3。严查“贿选”
2014年的湖南衡阳，出现了两起重大腐败案件。一起是市委书记童名谦被移交司法机关，另一起是衡阳破坏选举案，衡阳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曾伟忠等人的贿赂选举犯罪案件。
这两起案件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立案调查的有400多人，512名收受钱物的人大代表辞职，400多人受到纪律处分，其中39人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在人大制度创立六十年之即，严肃处理贿选，凸显了党中央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捍卫民主法治的决心和行动。
4。严惩不良企业与寻租窝官
在惩治企业官员腐败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