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循环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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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期（7）
即使这样，也还存在着繁荣与萧条。黄金或者其他通货膨胀仍将促进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将阻碍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经济立法仍将施加它们的影响。例如，像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由于战争的需要而迫使经济系统作出的调整，战后必要的清理，对所有经济关系的干扰，战争劫后余迹及社会的*，对重要市场的毁灭，对所有资料的改变，等等都会告诉人们危机和萧条是什么样子，即使人们对此还不了解。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那种繁荣和萧条。这些事件没有规律性，而且从产生于经济系统本身的运行这个意义来说，它们也不是必然的，而正如已经充分强调的那样，它们必须用特殊的外在原因来解释。
我们尤其需要记住一种有利的情况，它总是促进并且部分地解释了繁荣，也就是每一时期萧条所导致的状态。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总是存在大量的失业者，原材料、机器、房屋等等存品积压，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待售，通常还存在不正常的低利率。的确，正如举例说明斯皮托夫和米切尔时那样，几乎在每一次对这些现象的考察中，这些事实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首先从繁荣中得出萧条，然后又从萧条中得出繁荣，那么，显然我们就不能用这些现象的结果来解释现象。因此这里只是一个讨论事物的原理的问题——而不是详细阐述在繁荣或危机中具体起作用的那些情况（不好的收成、战争谣传，等等）的问题——我们将完全不考虑这些结果。
有三种情况增强了新企业成群出现的影响，但它们却不是与这个影响等同的真正原因。第一，我们允许期望——这个期望也被经验所证明——大量新的组合将不是从原来的老厂商中产生，也不是立即替代老厂商，而是与老厂商并行出现，并与它们竞争。尽管在解释波浪式运动的幅度时，这真的很重要，但从我们的理论来看，这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独立的要素；它对于繁荣与萧条的存在并不是关键性的。
第二，企业家的需求大批的出现，这一事实表明整个商业界购买力的巨大增长。这就开始了第二轮繁荣，它将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它是达到普遍繁荣的传播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它，用其他方式解释都不能让人满意。因为新的购买力大量的从企业家手中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转移到“再生产性消费”商品的生产者（斯皮托夫），转移到工人，然后渗入每一个经济环节，所以，所有现存的消费品最终以不断增长的价格出售。从而，零售商大量订货，制造商扩大经营，为此，越来越多不适宜的而且通常是已经被抛弃了的生产资料又重新被使用。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各个地方的生产和贸易短期获利，就像在通货膨胀时期，例如，用纸币开支战争费用，可以获得暂时利益。许多事物浮在“次级波”上，而没有来自真实驱动力的任何新的或者直接的冲击。最后，投机性期望形成了一种因果意义。繁荣迹象本身最后以人们所熟悉的方式成为繁荣的一个因素。对于商业指数理论，以及对于理解整个商业形式，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唯一关键的是第一级波与次级波之间的区别，而且，我们还应注意，次级波可以径直追溯到第一级波，并且，根据以我们的原理作为基础推导出来的一种理论，所有在周期运动中曾被观察到的事物都将找到它们明确的位置。但是在一种像当前这样的阐述中，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这些事情，从而可能产生一种远离现实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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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我们的论证可以得出，在繁荣开始以及在萧条的过程中，过失必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危机理论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个要素。不过，过失不会在超过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地出现；明智的或者神志正常的人，多少也是在对事实进行仔细考察的基础上才进入生产过程。尽管发生的错误估计其程度可能会达到危及个别企业的生存，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危及整个产业，但通常它还不足以对整个经济系统构成威胁。那么，这种一般性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从而影响到整个系统？如何解释它确实是萧条的一个独立的原因而不只是萧条的结果？一旦由其他原因产生了萧条，那么这自然就会扰乱许多原先十分合理的计划，并且使得这些错误变得很危险，而这些错误原先是很容易克服的。最初的错误需要一种特殊的解释，否则什么都不能解释。
我们的分析可以提供这种解释。如果繁荣时期的特征不只是企业活动的增加，还实现了新的和从未尝试过的组合，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清楚，过失在那里承担着特殊的角色，其作用在本质上与在循环流转中的作用不同。尽管如此，在这里并不存在“过失理论”。相反，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印象，我们将隔离这个要素。它的确是一种支持和加强的因素，但却不是理解这个原理的必要的基本原因。即使没有一个人曾经做过任何他自己认为可以说成是“错误”的事；即使没有任何技术或商业上的“过失”，或者“投机热潮”，或者毫无依据的乐观与悲观；即使每个人都有长远的预见的天赋，但仍然会有周期性的运动——尽管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繁荣所必然创造的客观情况独有地或者唯一地解释了事物的本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b）为什么企业家不是连续地出现，也就是，为什么只是在每一适当的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地出现？唯一的原因是，一个或者几个企业家的出现促进了其他企业家的出现，这样使得企业家以递增的数量出现。
首先，这意味着，实施一种新的组合是很困难的，而且只有具有某种特殊品质的人才能达到它。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设想一个较早时期的例子，或者设想一种经济状况，它类似于处在经济尚未发展阶段的情况，也就是处于高度停滞阶段的状态。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领导品质，而且只有少数人处于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本身还没有进入繁荣，少数的人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获得成功。然而，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企业家成功地前进了，那么许多困难就会消失。接着，其他人就可能跟随这些先驱者，就像此刻在获得成功的激励下，他们会奋勇前进一样一样。通过逐渐克服障碍，他们的成功将使这个新组合的过程更加容易，因为有更多的人跟上来，直到最后，创新成为人们普遍熟悉的，并且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事情。
第二，由于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企业家的资质，也像其他品质一样，按照过失法则在同质种族的群体内被区分。所以，在这方面满足递减标准的个体的数目不断增加。因此，不考虑例外情况——例如，黑人人口中存在少数欧洲人——随着连续不断地减轻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并且将会成为企业家，从而，在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出现之后，紧随着的不仅是其他企业家的出现，甚至是更大数量的企业家出现，但这些人的资质更不符合企业家的要求。这就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是对其证据加以解释。在仍然存在竞争以及大量独立的个人的企业中，我们首先只看到创新的出现——其势不可挡地在企业中被独特地创造出来——然后我们会看到现有的企业是如何以敏捷的变化和不同的完整度来把握它，起初是少量单位，然后逐渐增多。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与消除企业家利润过程有关的现象。这里我们再一次考虑这种情况，不过是从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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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解释了企业家成群出现的现象，并且的确达到了消除企业家利润的境地，这首先发生在出现创业者的工业部门。现实情况也揭示了每一个正常的繁荣都开始于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铁路建设、电力、化学工业等等），而且繁荣的特征形成于其产生产业的创新活动。但是，先驱者不仅在他们首次出现的生产部门为其他人消除了障碍，而且，由于这些障碍的性质，实际上也在其他部门消除了障碍。后来的跟随者可以模仿很多事情；这种事例也对他们起作用；许多成果或者成就也适用于其他部门，例如国外市场的开发，暂不说很快就要出现的次重要的情况——上升的价格等等。因此，第一批领导者的影响力超越了他们直接活动的范围，从而企业家团体将进一步增加，经济系统与在相反的情况下相比，将更迅速、更完全地被引入技术的和商业的重组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繁荣时期的意义。
第四，发展的过程越为人们所熟悉，障碍随着时间的进程变得越微弱，且发展的过程对所有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变为计算的问题，那么，引发创新所必需的“领导才能”就越少。因此，企业家成群的出现就变得越不显著，同时周期运动也变得越温和。很明显，我们解释的这个结果也已经被事实所证明。经济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即使在今天，它与其销售以及金融需求大规模的联合仍然如此地依赖于市场形式，这个市场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竞争，以至于创新带来的普遍益处延迟到萧条时期，尤其在建筑业——比如像美国铁路政策的例子——偶尔也可能发生。然而，只要能起作用，这个要素也就能证实我们的解释。
第五，新组合的成群出现，很容易并且必然地解释了繁荣时期的基本特征。它说明了为什么不断增长的资本投入是即将到来的繁荣的首要征兆，为什么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首先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励，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铁的消费增加。它能够解释新的购买力的大量出现，从而解释繁荣时期价格的特征性上涨，显然，这些问题仅靠需求的增加或成本的上升是不能解释的。进一步说，它解释了失业的下降以及工资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货运的增加，对银行收支和银行储备的日益紧缩等等，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的，它还解释了次级波的释放——使得繁荣遍及整个经济系统。
（c）企业家成群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它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与如果企业家按时间分布均匀地连续出现所带来的影响在本质上不同，只要它不像后者那样，即连续地出现，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对均衡状态的干扰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一种有着不同重要性顺序的干扰。尽管由企业家连续出现所引起的干扰可以被连续吸收，而企业家成批出现则必需是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能够合并新事物，能够使其适应经济系统，它是一种清理的过程，或者就像我过去说的，它是一种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这个过程就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因此，根据我们的观点，它可以被定义为朝向新的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内的斗争，它适应了因繁荣的干扰而改变了的环境。
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这一事实：仅仅关心制定本企业计划的单个企业家，完全不考虑其他企业家会成群而来，从而遭致失败。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是正确的行为，它的成果可能因许多类似行为的普遍影响而被剥夺，这当然是真实的。当我们解释了生产者是如何在他们努力寻求最大利润的过程中，发动趋于消除整个经济系统剩余价值的机制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这方面最重要的这个例子。同样，普遍作用在这里也可能导致错误，而这种作用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个因素在大多数危机中都起着作用。因为尽管企业家已经事先知道其后会有大批的跟随者，并且也不能使企业家攻其不备，但是对情况的规模以及发展速度可能常常误判。然而，因繁荣所引起的干扰，其本质并不在于它常常扰乱企业家对未来的估计，而是在于下面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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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荣时期的“争夺生产资料的竞争”（引自莱德勒的话）——抬高了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实际上，这个趋势被这一事实所削弱：至少某些新的企业并不是与老企业并行存在的，而是产生于老企业，同时老企业也不是只生产而没有利润，而是仍然可以获得部分准地租。不过，我们能够对这种经营的性质作最好的说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创新都体现在新近建立的企业中，所需的资金都只通过新创造的购买力来筹集，并且创新都发生在这些企业身旁：它们严格属于循环流转范畴，并且经营无利润，从而，由于企业成本的增加开始亏本生产。现实与我们的构想相矛盾的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实际上，仅仅弥漫于繁荣时期的状况就可以掩盖这一事实，即在繁荣开始后不久，只要它仅表现为增加的需求，那么这种繁荣对于许多生产者来说就意味着不幸，尽管当其产品价格开始上升时它又将减轻。这种不幸是使生产资料从老企业中撤出并用于新目的的过程的一种形式，就像在第二章中说明的那样。
第二，新产品在几年之后或者不久就上市，并与老产品相竞争，对先前创造的购买力的商品补充——理论上看能抵消购买力而有多余——进入了循环流转。另一方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实际上被前一节所提到的原因缓和，而且由于被缓和，即某些投资在过程中距离最终产品很远，所以这种补充只能渐进地出现，但这还没有涉及到过程的实质。在繁荣的初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后来它们的收益下降，这首先出现在与创新竞争的行业——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有利于创新，然后才是所有的老行业收入下降。暂且不说创新带来盈利的可能性如何——盈利是次要的，他们亏本生产只受到起缓冲作用的准地租的抑制，这个准地租也只是短期有效。正因为老行业大多基础雄厚，看起来似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