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倒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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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依赖性还不是使我们易受攻击的唯一原因。一直到最近，我们很多大规模的融资需求一直都是通过外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所发行的债券的方式来满足的，而发行债券的条件是它过去的含金量，而不是其未来可能的价值——在过去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货币的价值已经蒸发了1/3。事实上，美元弱势已经迫使我们最大的债权人蒙受了巨大损失。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反思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储备结构。传统上，这些储备一直用来支付进口的账单和当市场出现混乱时进行对冲。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由于其积极的出口导向型政策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2006年10月的《市场观察》报道说，俄罗斯中央银行继几个月之前对由国家控制的石油稳定基金（Oil Stabilization Fund）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后，准备在其外汇组合中通过把日元的份额从零提高至几个百分点来拓宽其储备货币的种类（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也可以说是打击了美元，提振了日元）。2006年的早些时候，中国暗示计划“让其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跳出单一美元和政府债券，进行多元化安排”，这个说法来自由乔夫·戴尔和安德鲁·波尔斯撰写的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发出将美元从其储备中移走的信号”的文章中。
竞争对手推动了美元在跨境贸易以及作为主要全球性商品作价基准使用中被边缘化的命运。在2007年11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峰会上，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再次重复了其早前提出的非美元定价的OPEC石油交易以及建立OPEC银行的呼吁。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以及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对将石油价格与货币篮子挂钩的提议表达了声援和支持。另外，那些传统上将货币与美元挂钩作为达到经济稳定手段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替代方案。这是因为美元持续走弱已经开始导致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2007年12月由阿姆布洛斯·伊万斯·普瑞查德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6名主要的沙特*神职人员呼吁沙特*这个是美国几十年盟友国家的领导人放弃其“紧盯单一美元”的货币政策，这被报纸描绘成了对抗美元的“法特瓦”（Fatwa）——一道宗教敕令。在一个月之后，《金融时报》的西梅翁·科尔报道说，为美国军方在中东地区提供最大军事基地的卡塔尔，也在考虑切断与美元的联系。从官方渠道得到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全球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的份额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下降到了2007年第三季度的。
其他因素也让大家对美元的未来所存的疑虑进一步深化。几年前，愿意拥有美元并且在美国投资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直对这个国家的结构性支持体系（包括它的金融体系）充满信任。然而，这个信念遭受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机构中出现的毁灭性信贷危机和严重的金融灾难的严峻考验，这些机构的财富曾经被看成是美国全球霸权影响力的反映。为数众多的美国大银行在2007年年底对亚洲投资人毕恭毕敬的景象并没有传达出一种令人放心的稳定和强大实力的信号。2008年秋季美国对最大的抵押贷款放款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过去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所采取的救市行动，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按照2008年10月路透社一篇由罗伯·泰勒所写的题为“加拿大被评为世界上最可靠银行体系：调查报告”报道的说法，在世界经济论坛对银行系统的评估中，美国名列第40位。
评论员们断言，这种情况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层面的考虑，因为身陷困境的美元成为“破坏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帮凶。这种说法来自2007年12月《金融时报》上一篇由丹尼尔·董贝所写的题为“美元贬值使美国面临外交惩罚”的报道。“‘这是美元衰落过程中被人遗忘的维度，’乔治·W·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弗林特·勒夫雷特（Flynt Leverett）说，‘过去关于美元衰落的说法几乎都是用经济的观点来表述，但是货币政策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是能够让美国长期保持霸权的部分原因，这种情况与之前的英国如出一辙。’”事实上，奢望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不会在很多领域引发别人对美国领导人某些方面的质疑，根本就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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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末日
当然，那些不同意美国这个明星的光芒正在褪去这一说法的人会很快将讨论引到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上来，这个做法一点都不会令人奇怪。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超级大国拥有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是，美国真的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天下无敌吗？首先来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已经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的深深的裂痕。说得具体些就是，美国应对恐怖行动显然无法通过打击某些国家来达到目的。
曾经出任美国两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此有过很多表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权力的性质已经改变。我曾经常说，我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在应对20世纪的军事威胁方面仍然游刃有余。”他在2007年7月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所写的评论中写道：“但是，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发现的，我们被一个甚至算不上有组织的政府反对派拖入了肉搏之中。这种时候，我们的航母战斗群、我们的重型坦克师、我们的卫星成像系统——所有这些兵力以及打击传统的超级大国对手挑战的能力支柱——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事实上，这一说法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2008年9月在国防大学举行的军官晋升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是来自法新社在“盖茨警告要关注对美国军事实力的限制”的报道中的说法。
除了美国军事实力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问题，人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储备去满足所有的愿望——或者说需求。例如，2007年6月《经济学人》上一篇题为“步履蹒跚的霸权”的报道中声称，尽管美国在全球拥有150万男女武装士兵，军队的数量还是不足以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也不可能“使军队随时准备应对各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本杂志补充道，很显然，“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
已无须再多说，与不断攀升的赤字、创纪录的借债、脆弱的货币以及日益深化的经济灾难的成本如影随形的金融压力，只会使问题雪上加霜。2008年初，按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的由戈登·拉波尔德（Gordon Lubold）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防支出创纪录，但是未来预算可能下降”的报道的说法，已经有报告指出各种财政挑战将可能导致 “把国防的优先放到一边”，“有太多的对资源的竞争需求，而增加税收总额人们又不是很情愿”（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文森特·勒因纳特说）。另外，这份报纸补充道，“2009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本身似乎已经‘暗示了军费支出可能见顶’，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预算分析师史蒂文·科赛这样认为……‘在军费开支计划下，2010年到2013财政年度内，国防部的基础预算将会被削减。’他说，‘因此，管理层认为，这个开始于2001年9月恐怖袭击的预算增长趋势应该在2010财年结束。’”
因此，在身陷众多漩涡的美国军队不得不疲于应付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提升它们的作战能力，急增的贸易盈余和2000年后能源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刺激了这一过程。例如，斯德哥尔摩国家和平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正式公布的军事支出在2006年增长迅速，首次超过了日本，从而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而在世界排第四位的军费支出大国”。按照作家兼外交政策分析师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的说法，“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向全能型的、能够应对大规模战斗和向偏远地区投放兵力的军队转型”。 毋庸置疑，在一些国家，很多与国防相关的举措在牵涉其战略利益的时候肯定会秘密进行。
竞争者不只是采用简单的迎头赶上的战略，它们已经瞄准了美国的软肋，把可能发生当面对决的危险降到了最低。那些潜在的对手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做法，尽管其方针令人不安——致力于开发美国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掌握的火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例如2007年12月一篇来自美联社的报道说，俄罗斯这位美国冷战时期的老对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这是一种准备用于替代前苏联时期的导弹的武器”。这种导弹从移动的平台上发射，使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很难跟踪其目标。9个月之后，按照法新社在一篇题为“俄罗斯试射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文章中的说法，俄罗斯宣布“最近（从潜艇）发射的多弹头武器的目的是打破反导防卫系统”。
尽管有这些新的情况出现，很多专家还是坚持美国在军事上仍然鹤立鸡群的观点。《经济学人》认为，就算有巨大的核武器库，俄罗斯仍然是外强中干，因为它的常规力量情况依然糟糕（尽管公平地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俄罗斯在2008年9月对南奥塞梯成功进行了军事占领给出了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反的证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有可能使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与美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特别是针对那些没有与地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说法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大局。通过这些标志着过去的帝国不断衰落的所有迹象，以及美国的实力今不如昔——至少最近的情况是这样——的种种证据，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美国霸权的末日已经临近——如果还不能说已经到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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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骚乱中解体
那么，这样的转换暗示着什么？有些分析师坚持认为，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并不一定导致剧变或者是冲突，因为世界各国一直在现有的体制下繁荣发展，无论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外交政策专家G·约翰·伊肯伯里（）所写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书中所说的：“战后西方的秩序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很独特的。”依据他的观点：
任何由某一个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建立在强权和他国默许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美国领导的秩序具有其独特的地方，它一度比帝国制度更加自由——如此容易获取、合理合法而且还很持久……这个过程代价昂贵，涉及广泛的不同立场的参与者与利益相关者，而且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它能够促成巨大的经济增长并且增强实力，同时也发出了限制的信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它很难被推翻，而要想加入很容易。
尽管如此，很多新情况表明过去的成功并不足以保证目前的体系能够平稳运行或者说幸免于难，因为美国的影响力确实下降了。比如，2006年多哈回合的全球贸易谈判揭示了当今世界秩序中存在的很多错误路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对美国和西方解决分歧所提方案的不屑。之后，突然间出现了追捧双边和区域性安排的热潮，这种方式给予了参与国更大的控制权——但同时也加深了所有人的疑虑。
地缘政治中新出现的这些雄心勃勃的新贵一直致力于推翻他们认为不公平且不合时宜的体制。“俄罗斯领导人在2007年6月呼吁建立基于区域性联盟而不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新世界经济框架。”《国际先驱导报》的安德鲁·E·克拉默在《普京想要新的经济“结构”》一文中这样说，“他说，新的体系应该反映出像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提升的力量，以及像美国、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这些过去的重量级国家衰落的现实。”6个月后，“巴西、委内瑞拉和其他6个拉丁美洲国家试图通过建立南方银行来切断与美国霸权主义有关的组织的联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委内瑞拉还与危地马拉、*和古巴就建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为其成员国提供发展融资服务进行了协商”。人民网这样报道。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已经明确指出它们接受与现有的自由主义体制不一样的经济框架，现有的这种框架显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理想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罗伯特·J·萨缪尔森指出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正在“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化。它们正在采用的那些政策试图以他人的代价来发展它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其他地缘政治方面的做法表明各国正在准备迎接更为剧烈的转型。按照2007年8月美联社伊万·塞克勒塔雷夫（Ivan Sekretarev）的报道，俄罗斯、中国的“军队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展示它们不断加深的军事联系，并相互交流抗击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愿望……峰会上通过了一份公报，要求美国不要染指那些具有战略地位、资源丰富的地区”。几个月之后，俄罗斯和印度“就联合发射无人登月飞船达成协议，同时加强了武器和能源方面的合作”，这是来自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在《福布斯》上发表的报告（《俄罗斯、印度加入到登月计划》）。两国的领导人呼吁推进双边关系，“目标是在这个10年结束的时候将贸易额至少翻一番……高科技，特别是军事合作，是双边关系的中心（普京说）”。
2007年12月合众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