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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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无论是与农场的收益之比还是与GDP的比值，欧洲与日本农场得到的补贴远远高于美国农场，近一半的欧共体预算用于共同农业政策（CAP）。20世纪中期，由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对进口的限制，欧洲消费者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同类商品的世界平均价格，例如糖的价格高出300％，香蕉价格高出60％。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2）
高价格固然对富国的消费者很不利，但在许多方面，对穷国的农民更为不利。这里以棉花和大米为例作详细说明。
棉花的例子：美国政府给南部30 000棉农补贴约40亿美元，补贴的发放使棉农的产出高于没有补贴时的产量。超额的棉花供给（2001~2006年间出口增长了1倍多）导致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下降25％。低价格使西非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国、查德、科特迪瓦共和国、马里和塞内加尔的 1 000万棉农的生计受到威胁。较低的劳动工资、适宜的气候条件给这些国家的棉花种植带来的比较优势就毁在了美国的补贴上。
大米的例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不仅补贴国内大米生产，还对进口大米（有价格优势）征收关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进口占国内消费数量7％的大米实行零关税，超出部分征收500％的进口关税。新兴市场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国家也进行补贴并对国内生产者进行保护。这些变本加厉的保护措施不仅使受保护国国内大米价格上涨（用高价的国产大米代替廉价的进口大米），还使世界大米市场价格下挫（各个国家都鼓励大米的过度生产），又一次损害了有着生产大米优势的国家如加纳的农民及其家庭的利益。
更好的办法：考虑到消费者（包括富国和穷国的）和农民（穷国的）的利益，最好的政策是取消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这项政策将降低相关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对消费者有利），提高世界市场价格，促进在农产品生产方面有巨大优势的穷国的出口。
有讽刺意义的是，2008年食品和商品价格涨到历史高位，农民已经轻而易举地赚到了大钱，北美和欧洲政府却继续发放小额的一般农业补贴。
乙醇补贴是摆脱能源依赖和实现洁净环境的最佳办法吗？
在乔治？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里，玉米乙醇成为2005年政府能源法案和后续农场法规的中心议题。作为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的一项努力，总统设定了2007~2017年减少使用20％汽油的目标；缩减额的3/4由含15％玉米乙醇的混合燃料替代。这意味着到2017年要生产350亿加仑（比2006年翻了5番）的可再生燃料。为激励农民完成这个目标，联邦政府给玉米乙醇生产商每加仑51美分的税收津贴，许多州提供了更多的补贴。为确保目标的实现，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54美分的关税。
确立降低对进口石油（尤其是向世界不稳定地区的石油进口）依赖的目标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华盛顿政府为达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欠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仅对玉米乙醇补贴范围太窄，会阻碍更高效的乙醇生产原料的开发。例如，玉米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规定标准30％，甘蔗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标准800％，植物纤维（树木、草和其他植物）乙醇产生的能量预计高出更多（取决于制造工艺，且商业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关税，是对进口价廉物美的巴西甘蔗乙醇的“重罚”。关键是，20世纪末，油价高得足以激励投资任何形式的替代燃料，根本没必要提供补贴或开征关税。
乙醇内能比汽油低30％，所以每加仑乙醇行驶公里数也低得多。
如果充分考虑到生产和提炼乙醇所需投入的肥料和燃料，则每加仑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低于汽油20％。如果乙醇生产厂家使用煤炭，则并不比石油环保。客观地说，出于环保考虑还有其他的燃料替代产品，比如焦油、页岩油和甘蔗乙醇。
美国的乙醇热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2005~2007年，世界玉米价格翻了一倍（达10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乙醇补贴和高油价引发过度地使用玉米生产乙醇。连锁的反应是，因为玉米是主要饲料，一些农产品价格上涨，包括猪肉和牛奶；由于农民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而减少微利作物（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这些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世界上数十亿的赤贫人口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些人口的微薄收入中的大半都用于养家糊口。
2007年能源法案中提到了这些问题并对植物燃料、植物煤油的生产给予扶持。然而，这仍然是一项补贴和管制混杂的举措。
更好的政策选择：美国更加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将补贴范围扩大到所有替代燃料的研发，同时废除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的进口关税，对高效燃料给予奖励（或税收津贴）。
企业优惠政策的试金石
当一项企业优惠政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时才是合乎情理的：
这项政策涉及的项目是可持续的吗？目标明确吗？
这项政策有助于预定目标的实现吗？若不加干预自由市场可以办到吗？
这项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这项政策成本的负担和收益的分配公平吗？机会是否均等？受益普遍吗？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企业优惠政策都通不过这项测试。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的实行荒谬有害的补贴的国家，这里就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德国，其因“绿色环保”而引以为豪，却对污染最严重的能源——碳的生产给予补贴；第二个例子还是发生在德国，由于补贴太阳能电池，德国的太阳能设备约占全球60％，而德国许多地方的光照水平比世界上许多穷国低得多，如果在这些穷国运用这些技术，产出会更显著，也就是说，德国补贴太阳能电池扭曲了太阳能设施的布局，使之没有设在最有效率的地区；第三个例子发生在英国，尽管北海的储量下降，且目标调整为鼓励使用清洁、可再生的资源，英国政府继续补贴矿石燃料企业；第四个例子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为摆脱贫穷，新兴市场国家也补贴燃料，鼓励了浪费能源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20世纪末能源价格连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第8章 美国人工作狂，欧洲人懒惰？或只是他们对税制及其他政策的理智反应
有个笑话说，美国人“生活是为了工作”，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工作时间短、度假时间长、退休年龄早。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些差异是欧洲人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导致的；美国人则认为高税收、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解释多数的差异。哪种解释是对的呢？
欧洲的与众不同
欧洲人的工作时间确实少得多，不仅与美国人比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也是一样。2004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为1 820个小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相近，日本仅高出2％。相反，法国、德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低了近20％。意大利、英国人的差距稍小，分别低了13％和8％。
这种差距并非自古就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工作时间多于美国人。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的年工作时数都呈下降趋势，只是欧洲的下降更加显著。
欧洲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2004年美国人每年约有4周的假期，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人有8周、法国人有7周、英国人约有6周。
最后，欧洲人退休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早，拿60岁左右劳动力参与比例（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来说，美国比意大利高出1/3；类似的，日本的60多岁劳动力参与比例高出法国3倍，韩国高出德国7倍！
如何解释欧洲的这些与众不同呢？
税收的作用
人们多工作一小时需缴纳的税收是人们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工作时数下降显著的原因之一是有效边际税率的大幅度上升——近30年里有效边际税率从40％上升到60％。欧洲许多调高边际税率的国家工作时数减少得很厉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有效边际税率基本保持不变，年平均工作时数减少的幅度很小。
面对高税率，工人们的典型反应有两种方式：从事非税工作或极端的做法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如交易只接受现金）。非税工作的例子是，一位医生决定少工作，回去粉刷自家房子，而不是更多地工作（交更多的税）。有足够证据显示，意大利的高税率使许多母亲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工作并雇用保姆。
事实是，欧洲人的工作并不比美国人少，而是需纳税的工作少于美国人。最近西班牙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税收在人们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1998年，西班牙政府进行了税收和人事改革，在此过程中，降低了较高的边际税率，在接下来的5年里，税收经济中平均周工作小时数上升了近20％。
退休激励的作用
在欧洲，对人们早点退休的鼓励或对推迟退休行为的惩罚力度都很大。对55岁以后仍在职的行为处罚是征收养老金税或丧失年金收益，且数额很高。葡萄牙和法国的处罚比例为50％，比利时约60％，卢森堡竟然高达85％，难怪在55~59岁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中，卢森堡仅有1/2，在处罚力度很小的美国和日本达到3/4。自1970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有效退休年龄提前了2~4年。
大力度地鼓励退休的动机之一是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腾出空间。然而21世纪的前10年中，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和意大利都超过了20％，说明这个目标并没有兑现。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工作分享的尝试
通过强制提前退休来创造工作机会是工作分享的典型做法，欧洲许多国家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这么做。最近的例子是法国的周工作35小时的试验。
2000年，为降低畸高的失业率，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周工作时数由39小时减少到35小时。政府希望，法国的每位员工少工作数小时，雇主就会有激励雇用更多的人。不过，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失业率仍然在10％左右徘徊，受到工人（因为想多赚钱）和雇主（因为不愿降薪，只好支付较高的小时工资）的一致反对。劳动成本的上升使人们可以预见新增工作的减少，企业会设法以设备替代工人。2005年，法国国民大会否决了这项法律，指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何种目的，其一律不适用于私人部门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通过工作分享提高了就业水平。
工会的作用
欧洲大陆联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区，近乎完美地做到由政府提供普遍的社会安全保障和失业救济，同时实施鼓励提前退休和对工人的强有力保护。欧洲严格的劳动市场管制导致了局内人/局外人困境，已经就业的工人（局内人）得到很好的照顾，而尚未找到工作的工人（局外人）若要就业却困难重重。深入讨论可阅读第30章的内容。
没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因为少工作而更快乐
欧洲的一些政治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人高强度的工作嗤之以鼻，声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更均衡。但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首先，近几十年来的欧洲文化和习俗的变化不足以解释工作时数应纳税数额的骤降；第二，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工作量相差无几，只是方式不同；最后，调查显示美国人实际上比欧洲人更幸福。2007年一个对47个国家45 000人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中65％的对生活表示满意，在欧洲只有53％。47个国家中美国的满意度位列第4。所以，更短的工作周数、更充裕的假期和更早的退休并不必然使人更幸福。
美国人没那么疯狂、欧洲人没那么懒惰
人们对经济中和劳动市场管制的反应是非常理性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多地工作是因为税负轻（相对而言），到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处罚也不重；欧洲人少工作是因为赚取的钱中只能保留很少部分，实际上是被迫尽早退休。
事实上：激励的作用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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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1）
这个世界天生就是个竞争的地方，激烈的竞争使商品和劳务的供应稳步提高，价格更为低廉。某家公司供应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生产），竞争公司的利益受影响，但整个经济却受益。于是，生产厂商厌恶竞争，因为竞争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降低了边际收益，在位厂商（尤其是大厂商）总是想方设法控制市场、限制竞争，有时他们设法通过院外游说左右政府，通过立法和采取保护措施提高潜在厂商进入市场的门槛。最近金融、高科技和生物技术企业拥有新创意的专利就是个例证。
政府可通过实施反托拉斯法和必要时干预市场的方式很好地保持市场的竞争性，无论如何，这样的政策应该符合增进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的目标。这在过去并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航空管制使机票价格几十年来居高不下，具体细节可参见第11章的内容。
竞争以小博大，使经济趋于最优
很容易就能列举出一堆竞争带来的好处，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好处无处不在，但有些好处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列出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竞争使价格处于低位、边际利润得到控制。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随同竞争对手进行降价（或维持原价不变）。因此，在充分竞争市场，价格总是面临单边降价的压力。
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有很强的通过质量与服务的改进赢得竞争的动力。
价格和边际利润的下降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否则只能关门大吉。
结果，竞争性市场比缺乏竞争的市场有更多的创新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