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赌庄-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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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师傅与中国足球界人士的直接接触是在1992年，当时接触的是一只国家级的足球代表队。当然，中国的球员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来自赌球公司的人物。
九师傅就此开始，并在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逐步发展了一个关系网络，他所熟识的那些球员和教练员有的还是中国足球联赛中的中坚力量。九师傅的名字第一次被中国的足球传媒提及，是因为他当时结识的其中一位中国球员，他的名字叫范志毅。事情的发端出自去年九师傅在英国与范志毅的一次偶然的联系，那时候中国的传媒中已经有人知晓了九师傅在赌球行业内的背景。结果这次与赌球根本无关的偶然联系，却差点使范先生背上黑锅。对九师傅的底细了如指掌的英国媒体一度猜测范志毅参与了赌球活动，甚至一些主要的报章都加入了###的行列。不过事实是很清楚的，九师傅与范先生的联系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问候。因为这时候的九师傅已经是在为澳门博彩公司工作，而范先生也早已经远离了中国的足球圈。
九师傅的心血没有白费，渐渐地，我们开始在中国身上得到了回报。随着足球热的升温，豪爽的中国赌客一天天壮大，他们给九师傅的赌庄带来了巨额收益。正因如此，东南亚赌庄各路人马一时都瞄准了中国，不择手段地竞争和放肆地操纵，终于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端。
1997年3月9日，中国香港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客场对阵泰国队，香港队多名球员场上莫名其妙的失误和赛前赛后的种种传闻，若隐若现地显露有地下赌球集团在暗中操控了这场比赛。香港的反贪先锋——廉政公署立刻对此做出反应，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香港廉署拘捕六名甲组球员，另有多名涉嫌收受贿赂者被廉署人员问话。6月12日，香港队前锋、原甲组星岛队26岁球员陈子江被廉署立案起诉，被指控的罪名为受贿打假球。
由于取证充分，陈子江于6月19日在香港东区法庭认罪，他承认在1997年3月9日客场同泰国队的世界杯外围赛中，被香港当地赌球集团买通，串通队中其他4名球员打假球，使香港队一些场上的关键位置发挥严重失常，最后0比2输掉了比赛。在这场假球案中，陈子江等人共获得赌球集团提供的20万港币，其中陈子江个人获得8万港币。法官据此判陈子江入狱12个月，其他同时被捕的5名球员因证据不足，暂时允许保释回家。
1998年世界杯比赛开始，人们的注意力被比赛所吸引，而廉政公署的工作则在此期间展开了更加深入、全面的调查工作，他们调查的范围除了国际足联所怀疑的世界杯外围赛，还有已经结束的香港甲组前两个赛季。同时，廉署在策略上采用了重点突破的方法。11月3日6时被保释的香港队门将、好译通队陆嘉荣、愉园队李伟文、陈志强、星岛队韦君龙和刘志远再次走上东区法庭，有了充分准备的廉政公署对他们提出了共17项罪名的指控。
第八章 凯觎中国（二）
陆嘉荣、李伟文、陈志强和韦君龙4人被控串通陈子江，导致香港队在1997年3月9日的比赛中0比2负于泰国队，共收贿20万港币；陆嘉荣和韦君龙因在该场比赛中不尽力，各收受陈子江3万元港币的报酬；李伟文另外被控两项罪名，均是以欺诈手段致使在香港甲组联赛中流浪队负于星岛队（1995年10月20日）、星岛队负于南华队（1996年10月14日），其中收受贿款4万至5万港币；刘志远另外被控4项罪名，他与陈子江一起，用虚假手段使星岛队从1995至1996赛季4连败，刘志远收到陈子江4000至16000港币的报酬，他还从赌球集团那里获得16至28万港币。
除了10多名证人和15盒比赛录像带做为呈堂证供外，廉政公署祭出的另外一个杀手锏是使陈子江成为污点证人，由于有了当事人亲身指证，大量的幕后材料得以浮出海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嘉荣、李伟文、陈志强、韦君龙和刘志远立刻服罪，并先后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这次处罚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亚洲地区的假球和赌球事件中第一次出现来自法庭的正式宣判，更重要的是球员向赌球公司投放注码的直接证据被首次起获，这一点给了亚洲地区的赌球集团以强烈的震动。投注的“水单”可以被当作呈堂证供，球员参与赌球由廉政公署直接出面调查，这两点在司法意义上属于极大的突破。这意味着拉拢球员参与赌球将有可能直接面对类似于“公务贿赂”的指控，而不是以前遇到过的一般性民事指控。所以从那时开始，亚洲的赌球公司一般都不再接受足球界相关利益人士直接的投注，甚至也逐渐与一些新兴地区的足球界人士逐渐疏远了关系，这其中也包括对于情况不甚明朗的中国足球界。
中国的足球界对于赌球公司极为敏感；曾经发生过多次过于敏感的传言。其中风波闹得最大的一次，是一支中国东北地区的球队在东南亚参加亚洲俱乐部之间的赛事，在球队出现一次大比分的失败之后，有个别对这场比赛开设了盘口的赌球庄家愤怒地指责该球队收受了另一伙赌球庄家的贿赂，在比赛中打了假球。这次风波本来在赌球行业中司空见惯，只不过是第一次有一支来自中国的球队被缠绕在内，过敏的中国足球圈便加入了###的行列，甚至弄得亚洲足联也不得不给予了一次难得的关注。其实亚洲足联中势力强大的西亚代表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来对东亚的足球说三道四。亚洲足联的总部就在槟城，对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当时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少故事。包括维拉潘本人在内，都无法制衡西亚势力的扩展，有这样一次真对东亚足球发难的机会，西亚的势力自然要狠下其手。
好在事情最后的解决是比较低调的，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中国足球界惊慌了一场。从那之后，中国的足球界甚少再来东南亚参加邀请赛性质的赛事。于是，赌球业者改变了策略，把主要的目标放在建立中国民间的赌球网络上。
人的好赌性与生俱来，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我的了解，中国球迷对欧洲联赛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初，随着电视转播意甲、英超、德甲等足球比赛越发增多，球迷对一些外国俱乐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除了九师傅亲自秘密操纵外，来自印尼的赌球集团是通过他们在香港和澳门的代理人首先在广东地区建立据点的。1994年世界杯赛期间，印尼几个大赌球庄家开设的“亚洲盘”已经成为广东地区赌球的参照盘口。只不过当时在广东的赌球行业一般都是由香港的外围赌马组织建立。
如果说那时亚洲盘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到了1998年，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以及法国世界杯则助长了这股“地下赌球”之风的蔓延。在这个庞大的“地下赌球”团体中，一级一级的庄家和散户如同传销的上线与下线，这群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介绍认识，并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由于之间属于口口相传的直接关系，对于资金的信用度成为人们衡量的首要标准。良好的信用度保证了地下赌球的顺利进行。庄家开出亚洲盘后，赌民通过电话等联络方式到庄家那里投注，比赛结束后根据赛果进行上门交收。在中国赌球比较盛行的省份，譬如广东省，直至今日都在沿用这种原始而高效的方式。这种情形类似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赌球业的经营模式。
1998年世界杯挽救了赌球行业，中国的球迷也从那时候开始对赌球开始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接触。世界杯过后，地下赌球疯狂地扩张开来，中国的甲A、甲B联赛成为地下庄家手上最新的开盘工具。香港的赌球集团再次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在中国大陆鼓动了十年赛马之后，已经绝望地发现：赌马先天不足在于内地的赌民对于赌马的信息和兴趣都少得可怜，这种赌博根本无法打进除广东省之外的其他地区。足球则完全不一样，内地省份拥有大批对于足球比赛有很深的了解，并且颇富自信心的球迷。这正是足球赌博所需要的最好土壤。
1998年，印尼的Q罗那娱乐公司率先开设了中国甲A、甲B联赛的盘口，他们采取了与澳门盘口同出一辙的“让球制”，每个周末对三场甲A联赛和一场甲B联赛开盘。这个盘口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联赛的标准盘口，至今仍具有坐标意义。每周对全部甲A、甲B联赛都开设盘口的赌球公司不下十家，其中主要都集中在印尼、澳门和香港。马来西亚目前只有亚龙赌球公司开设了盘口，他们是直接转用印尼Q罗那的盘口，并非自己开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赌球业也势必水涨船高，日益泛滥。
第八章 凯觎中国（三）
有意思的是，98世界杯我赢了几十万令吉之后，我的哥哥竟是劝我到中国去猛捞一笔。他急不可耐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中国的地下赌球疯狂极了，那里的赌客也没有什么理智，他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如果我们去中国，以你的才智，一定会大发特发，那才是我们最好的去处啊！”
接着，他又把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中国赌球的消息全部介绍给了我：
沈阳太原街附近有一家豪华娱乐城，该处洗浴休闲大厅在世界杯赛期间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即使世界杯赛之后，这家娱乐城的前台还高挂着一张甲A战局分析表，从射手榜到助攻次数，应有尽有，一些俱乐部都没有这张表总结得详细。娱乐城里挂出一张驴唇不对马嘴的甲A积分表，一看就知道里面有节目，也吸引着有赌癖的人往里走。在重庆足球赌博已经从地下发展到地上，有人走街串巷，把一些足球统计图表发到百姓手中，劝说百姓试一试手气，并且筹码也不限，一般从100元到万元均有。
在广州，1998年世界杯赛前就出现了赌球专用的传呼机，赌球公司专门使用这种方法来发布最新的盘口信息。开始时，赌球公司发布的信息是使用事先约定的暗语，到1998年世界杯开始时，就干脆连暗语都懒得用了，直接“明码发报”，盘口信息一目了然。庄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几乎已经是明目张胆了。一时间，在广州的茶楼食肆，出现了不少在桌面上摆着一排传呼机的赌球人士，三三两两“啖”着夜茶，在深夜里迎候着每一场比赛的开始。
1998年世界杯开锣前夕，广州一下子冒出大大小小百多家酒吧，专门安放大屏幕电视深夜现场直播世界杯赛事。这些酒吧不但有球看，还有DJ现场搞气氛，个别的也能请到现役和退役的球员、教练来助兴。当然，难免也会有人怂恿赌球、赌比分。这时的赌球已比较规模化了。下注、输钱、赢钱，不再是现金交易，要下注的人必须有熟人介绍，先在银行开立固定赌球用的帐号。存入至少五百元作原始赌注，将存折号码告诉庄家，就会得到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在澳门、深圳等地另专门设有一个，供当地赌球人士买卖时用。打这个电话号码即可进行“电话委托买卖”。
关于中国的甲A、甲B联赛，哥哥又强调说：
“自世界杯的赌球漩涡以后，广州一些甲A、甲B球队的内部人士纷纷参加赌球集团的活动而乐此不疲，这其中以广州某甲A球队最猖獗。某甲A球队多人涉嫌赌球，有来自俱乐部内部的原因：首先，该球队投资方某集团五年来投资职业足球，每年投入都在数千万元之巨，而集团本身效益却每况愈下，但为了空前的广告效益，他们又不甘心轻易退出，在此情况下，俱乐部不仅在聘请教练员、引进内外援等问题上显得迟缓无力，1997、1998赛季，更传出了队员、教练资金工资被拖欠几个月的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铤而走险也就不难想象了。其次，赌球多半是以单线形式联系的，极为隐蔽，想找所谓的“证据”简直“没有可能。队员该进的球可以打偏，该防守的球可以漏掉，一切都能以状态不佳等原因解释，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于是，教练、球员们趋之若鹜，无所不为。
“广州松日队、广东宏远队、深圳平安队可能也有人参与其中，只不过人数和程度远不如广州那般严重。由广州开始，一股空前的赌球风气逐渐蔓延全国，在上海、成都等地，也出现了类似广州的赌博团伙，这些赌球集团会不会控制、影响当地的甲A、甲B比赛，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据说，赌球发展到最严重时，人们可以清楚地预测每轮7场甲A中的两场或三场是2比1、4比0之类的精确无比的比分。”
听了哥哥的描述，我怦然心动了。在马来西亚，我只能为九师傅打工，也许只有到了中国，我才能真正的出人头地。
这个念头一闪，我马上又觉得对不起九师傅了，我若是这么干，岂不枉费了他对我的一番苦心和栽培？我岂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
我没有给哥哥一个明确的回答，只推说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可中国的诱惑还是让我找来许多中国的报章，从中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1999年底在中国足球界的“打假”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的一名资深教练透露：长期以来，俱乐部和裁判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足坛的“假球”和“黑哨”的“制造者”；最近种种迹象表明：一部分中国球员已经“不甘示弱”，他们不仅充任“假球”的执行者，而且成为“假球”的主要发起者了。
1998年11月广州太阳神队4名队员：前锋谭恩德、中场温俊武、后卫彭锦波、守门员董国智和前队伍的主教练麦超因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而被广州市公安局多次传讯，引起了大家对赌博集团介入足球的关注。据当时有一位了解内幕的人士说，已经不是球员有没有参加赌球的问题，公安局方面怀疑有人控制了太阳神队在甲A联赛期间的多场比赛从而导致己队输球以牟取暴利。
1998年甲A联赛将近尾声时，某南方球队客场作战，上半场仍是0比0，中场休息时，广州市最高的商业大厦中天广场内，一群消息灵通人士中已有人断言：下半场将是0比4输球，令人惊奇的是，下半场这支南方球队不多不少刚好输了4个球！这是预测是巧合还是“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