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尧访谈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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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准确的说法应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话，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这话的。至于我的感受，这个有点复杂，所谓失，没有什么感觉，写了就写了，没有失去什么。说到得，就是把田野考古学自引进中国以来，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最伟大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事件，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通过采访、调查写出来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较为真实的历史史实。比如说再过二十年、五十年，后人来到北京周口店，来到安阳殷墟，来到十三陵或者法门寺或者兵马俑坑，那个时候所有亲身发掘的人都死光了，来龙去脉也不清晰了，如果我或我的朋友如杨仕、商成勇等人不写这个发掘经过，可能后人就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但这本书现在写出来，五十年后的读者看过之后就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读者或观众知道了历史真相，这就是我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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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用一生时光修筑文化城墙（4）
吴怀尧：我一直很好奇，你在军艺读的是文学系，后来怎么对考古感起兴趣来的？
岳南：我是一次偶然到十三陵去旅游，看到了定陵的地下宫殿，觉得写一写发掘过程应该有些意思，于是就开始采访和写作了。这就好比莫泊桑与大小仲马写妓女一样容易理解。我已经说过，在我少年时代，曾听到家乡不少老头老太太讲过历史小说，比如对朱元璋、永乐皇帝等等明代的人物、事件也有所了解。所以说到写十三陵的定陵地下宫殿发掘，并牵涉到明代的一些事儿，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感觉很自然。
吴怀尧：呵呵，偶然也得有机缘，有知情人士曾向我透露，你写《风雪定陵》是为了获得一个女孩的尊敬和爱情，这是奇闻还是逸事？
岳南：刚进军艺没多久，我想交女朋友，但是因为我的山东口音太浓一时难已得逞。后来曲径通幽，在某杂志上看到交友信息后，就给杭州一个自称爱好旅游、写作的女孩拍电报：“速来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岳南邀请你。”没想到，这女孩过了两天还真来了，我就带她去十三陵游玩，她看完后很激动，觉得非常美。我说既然你喜欢，那我就写本书给你看吧，我与定陵考古队长赵其昌夫人杨仕共同努力，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合作完成了后来在台湾获奖的《风雪定陵》。
吴怀尧：看来歌德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通常，你是否经过重写才能完成作品？当一部作品完成时，你心情怎么样？
岳南：没有，我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用电脑写作的，此前出版的8部作品全部是一稿成功，基本不改动，送到出版社后由编辑删削加工，没有我的什么事了。海明威说他每写一部作品，就像与狮子搏斗一样，当把狮子打倒的时候，自己也累趴下了。我的感觉没有这么酷烈，但也感觉很累，一旦作品完成，真有一种被捆绑后突然释放的感觉，身心俱感轻松。
吴怀尧：我看过一篇叫《圆明园画家村札记》的文章，说作家岳南基本不读外国书，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呢？
岳南：言重了，外国书还是读的，只是读得较少。这个与兴趣有些关系，但主要还是没有时间。因为在我28岁之前，基本上是当学生、农民、当兵。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读书，当农民的时候，由于体力劳动很重，很难再读书，加之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书可读，所以纯文学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书自然就不会读得太多。但像当年流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高尔基的作品，甚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契可夫的《草原》，最近去世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是必须要读的。
吴怀尧：你有阅读哲学书籍的习惯吗？谁是你最喜欢的哲学家？你如何看待哲学家们的冥思苦索？
岳南：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我的家乡号称“西伯利亚”，真名叫河西拐庄的农民、患有严重哮喘病的王中华先生，他创造了一个消灭人类自身的全新理论。
我中学毕业在西拐庄第三生产队耕种的时候，听到他不止一次地对社员们说过：盼望在某年某月某日，天老爷突降大雨，一直下到隔天二指，或稍宽一些，除他之外，天下人都沉没在洪水中挣扎。一夜之间，天降冰冻，所有在水中挣扎的人都被约五厘米的冰层铁板一样卡住了脖子，头部和下半部还可转动。王中华受天老爷委托，拿一把铁锨，在冰上像铲草一样来回地铲人头，他认为那时自己的心情一定很爽。
我理解他的这个思维是，人类不要再抱着原子弹继续前进，要么把这个核弹集体扔掉，要么假上帝之手让人类重新回到洪荒时代的幼年，也就是亚当、夏娃的时代。很显然，要让已经怀抱核弹的人类扔掉或者毁掉这个现代化“宝贝”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想避免整个地球生物被毁灭，就必然要设法使人类回到远古的摇篮里去，重新开始新一轮生命历程，这个时候世界复又太平了，秩序就可以重新得到恢复，太阳系将回归到他的原生态，回归宇宙本体面貌等等。可惜大洪水时代没有到来，诺亚方舟也没有在西拐庄出现，作为哲学家的王中华却因病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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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用一生时光修筑文化城墙（5）
像我喜欢的这个王中华，他整的那一套想象的成分太多，也含有愤世嫉俗的成分，是个真正的乌托邦。能够让我感到理论与实践可以结合并有可能落到实处的外国的哲学家中，我比较喜欢诺齐克，我知道诺齐克已经很晚了，这位了不起的哲学家同癌症抗争了七年之后，终于在2002年1月23日与世长辞，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我是在一次出席北大哲学研讨会上，获得了对这位杰出人物的认识并心向往之。
诺齐克走后，他的名著《无政府、国家、乌托邦》曾传到中国，他希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为人类谋求最好的、可以操作的“乌托邦”等等。这些理论给了我重新开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别样通道。“哲学是逻辑的诗”，在诺齐克那里，这句话得到了验证。
盗墓小说如同厕所文学
吴怀尧：之前你提到《罗马史》的作者德国人特奥多尔·蒙森，据我所知，百年来，在纪实文学作家中，只有蒙森在1902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一年的竟争异常激烈，有享誉世界的文坛大腕托尔斯泰、左拉、斯宾塞、叶芝、卡尔杜齐、显克维奇等人，但诺将评委会最终选定了同样杰出又易让人接受的蒙森。其获奖的理由是：“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他的直觉能力与创作能力，沟通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今世最伟大的纂世巨匠，此点于其巨著表现无疑。”你认为自己是否有望成为蒙森第二？
岳南：好像还有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也得过这个奖。此著分四卷本在伦敦出版，1953年获诺奖。尽管这个奖对邱氏来说，有为他此前没有得到和平奖而弥补、平衡的味道，但毕竟是以文学奖的面目出现的，所以这部著作也应看作是纪实类的诺奖受益者。至于做蒙森第二，没想过。蒙森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与文学家，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蒙森与后来的傅斯年一样，都是受兰克史学影响很深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实证主义史学的痕迹。然而，他与傅斯年的几乎全盘照搬又有所不同，蒙森卓然树一家之帜，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因而曾被柯林武德称作为“实证主义时代遥遥领先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与蒙森出生的环境、受的教育和训练等等皆不同，写不出像《罗马史》那样深沉博大又文采斐然的《中国史》。
吴怀尧：考古在中国方兴未艾，这是否表明中华民族喜欢怀旧，对旧事物情有独钟，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来自西方，对此你如何看？
岳南：不只是在中国，考古这个行当在世界各地都是热的。与你的提问恰恰相反，中国人并不喜欢怀旧，恨不得把旧事物特别是旧的文化遗产全部砸掉焚毁，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才感到舒服痛快。中华民族确实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有过鼎盛之时，但通观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与这种光芒极不相配。当新的王朝推翻旧王朝的时候，胜利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朝的庙宇、宫殿、楼堂馆舍一把火烧个精光，然后是城墙拆除，器物砸掉，这种文化灭绝式的浩劫从著名的项羽率江东子弟兵火烧阿房宫、秦始皇帝陵园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历史的顶峰。所以说，中国文化自身破坏性大，对世界贡献小。谈到西方的发明创造，在远古的时候就很了不起，近几百年主要是在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上，刺激并引发了工业革命。东方或中国没有搞，闭关自守，所以就落后了。
吴怀尧：盗墓小说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保留品种之一，《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作品里都有“盗墓”的身影。目前盗墓类的“悬疑小说”颇受年轻读者喜爱，对这些通过网络走红的新锐作家的作品，你有看过吗？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公开或私下表明受过你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作品你能否评价一下？
岳南：现在街面上摆着的那些年轻人写的盗墓小说是个很浅薄的东西，跟厕所文学差不了多少，应该叫如厕小说才正确。有的作者或公开说受到我的作品一些启发，但他们的东西与我的不是一回事。所谓考古纪实文学再有几年就写完了，因为这个东西主要依赖于考古大发现，且是有意思的大发现。像这样的大发现没有几个，所以顶多再有十年就该谢幕了。这个品种也就算枯萎了。以后只能作为古董式的文本为读者所见到。当然，我所指的是纪实类的，若是虚构的小说还是可以写下去的，延续多少年没有数，至少在中国是如此。
吴怀尧：这次长谈，尽管你三句不离本行，动不动就旁征博引，但我还很喜欢这种对话，因为它自由而不散漫。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或者保持沉默。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希望后人在你的碑石上镌刻什么样的字句？
岳南：这是岳南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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