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评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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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高于国资委给我的年薪标准几十倍、上百倍的薪资邀请我加入，即使我去干个体户，也会有大量的境外或民营的资金愿意加入和支持，我完全有能力和机会做一个民营企业家或是体面的个体户，收入也一定会远远高于现在的岗位。然而恰恰是这些顽固的精神，让我仍坚守在国企中，宁愿当个为国有资产拿钥匙的“丫环”。因为我并不是为了那点工资，也不是仅为自己活着。
　　我的父亲在战时和战后都是负责管理物资与商品供给的，他每次都因要提供计划性保障而担任全国体育比赛等各项活动组委会的副主任，因此能有一张免费观看各种比赛的入场券，偶尔被家人无偿地使用，除此之外，并没有享受任何额外的供给待遇。小心谨慎、廉洁奉公是父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已经固化的信条，并由此延续至今。
　　尽管身为部级领导，父亲却坚持每周五到西单商场的小五金柜台参加劳动，以了解民情和市场，并和员工打成一片，甚至当上了给女职工介绍对象的红娘，至今许多已提升到领导岗位的老职工还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母亲“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市的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但自己时常去菜市场排队购买豆腐，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去谋求私利。那个年代，那些保持着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党员本色的一代干部都能自觉地将公权视为是奉献与服务。
　　父亲退休之后，也正是改革的高潮，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一家人中，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最长、岗位最高，但工资收入水平却全家最低，甚至比不上刚刚参加工作的孙子辈的一代。退休金的多少并没有妨碍父亲扶助贫困失学家庭子女，因为爱好京剧，父亲选择帮助一个学京剧的天津女孩，不但负责提供她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用，还将自己珍藏了好几十年的二胡赠送给她。
　　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长辈至今仍穿着最便宜的外衣，甚至打着补丁，不理解国家给他们有专门的车辆保障，可他们却在七十多岁的高龄时骑着自行车去买药，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时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
　　我们已无法改变父母的消费习惯和力争靠个人努力而不愿给他人增加负担的本性。尽管家里有电话、有保姆，但他们仍会力争自己照顾自己，会在家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地跑出去，我们不得不请开电梯的工人帮忙监督，不让他们在没有家人或保姆的陪同下下楼。也许这就是人们戏称的老童心了，其实则是他们始终拥有一种征服世界的精神。
　　人们的观念已经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改变，历史已经和今天的生活愈来愈远，但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会发现，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与父辈曾经走过的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幸福，而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永不被征服的精神。
　　（2007年5月24日）
　　

责任
都说“六一”是个成人的儿童节，因为有很多父母在为这个儿童的节日而忙活，恨不得倾家出动，老少几代人服务于一个孩童。
　　每逢周末我都会接到各种活动的邀请，几乎所有的周末都是在忙碌中应付。2007年适逢“六一”的那个周末，我也同样被邀请去参加贵州的一个活动。但多日之前，我们公司的工会主席就早已给我安排了工作任务：一是陪孩子们去看儿童剧《老鼠招亲记》；二是陪孩子们去郊区采摘，当然还要带上自己的女儿，同时尽些做父母的责任。因此我婉言谢绝了所有的外出邀请，努力过一次“成人的儿童节”。
　　冯仑的太太是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不但办有儿童类的杂志，同时也有各种教育活动和儿童剧，《老鼠招亲记》就是其一。于是我和公司职工的孩子们共同接受了一次“再教育”。
　　组织公司职工共同庆祝“六一”的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工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组织工作任务。我们历年都组织过专门的儿童运动会、家庭运动会等各种活动，今年则是看戏和采摘。
　　传统的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家的依靠，从第一代人管到后几代，因此也才有了子承父业之说。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这种传统被打破了，竞争使亲情与家情让位于“效率优先”的原则，公共福利更多地变成了货币化分配。于是许多企业文化中“家”的观念被淡化了，人们更多地关心个人奋斗。
　　但华远至今仍坚持让职工对企业形成一种归属感。尽管企业不得不实施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但我仍希望在企业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家庭式的温暖，让员工及其子女都能为这个企业而自豪。
　　组织员工的活动，促进这种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是必要的，让员工的家属也参加到公司的活动中来也是必要的。这种活动不但促进了员工之间的团结，更让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与信任。
　　许多员工放心地将孩子托付给工会，由他们组织观看儿童剧并和演员们一起合影，让他们从小就分享华远的企业文化，让孩子们和员工一样建立起相互的感情。有公司领导的参加，更让这些员工和孩子们体会到这个家庭的可靠与坚实。
　　我能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活动工会主席会要求我参加。一个企业的领导有时就是一块牌子，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责任，一种企业与员工共命运的象征。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生存，有企业的成功，就会有这个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幸福。
　　采摘时不但有员工和子女，也有许多的爷爷奶奶们加入了这一行列。当他们同车旅行时，会将这一车不同姓氏、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当作一个家庭，所有的辈分全被打乱了，人们在按着自己的理解称呼着别人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没有人会在乎这些称呼是否合理，而浸没于一片欢笑之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共同家庭中的一员，所有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们都融入一个和睦的家庭气氛之中。
　　人们不但会关心和照顾自己的子女，也同样会关心其他人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孩子会在采摘园中走失或摔倒。这种共同的家庭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宗姓概念，显示出一个企业的生命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不是为了自己的子女或者还没有孩子的职工们，他们在组织这些活动中所付出的不仅是对孩子们的爱，更是一种传播企业文化的责任。
　　公司此类活动中最忙的总是我们的工会主席，她不但跑前跑后地负责组织，还要忙里忙外关注一些细节，尤其是孩子们的安全，员工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刘姐”。是她的努力让工会成为我们企业凝聚力的支撑点，让员工们有更多的信赖与安全感。
　　《老鼠招亲记》中有只强大的猫，但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更喜欢的是老鼠，剧中的童谣唱的是“小白菜，地里黄，张老爹，喜洋洋，有个女儿美叮当，想这个女婿比猫强。太阳最强嫁太阳，太阳不行嫁给云，云不行，嫁给风，风不行，嫁给墙，墙不行，想一想，还是嫁给老鼠郎”，最终老鼠们靠团结与智慧战胜了强大的猫。
　　一个企业也同样，核心依靠的是所有的员工。当这个企业试图依靠外力时，就如同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他人，而当这个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时，就会无往不胜。
　　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承担起家庭一员应承担的责任，共同维护这个家的利益，共同为这个家的事业而努力。
　　（2007年6月6日）
　　

委员的职责
当政协委员之前，我曾被选为人大代表，握有可以决定重大选举权的一票，我自认为代表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角色。
　　初当政协委员时，我误以为政协不过是个参与政治的协商机构，没有投票赞成与否决的权力，很难在政治决策与城市管理中发挥作用。
　　但当我进入政协之后，才发现政协委员常常比人大代表有更自由的提案权。人大代表的提案要很多人联名签署才有代表性，而政协委员则既可以联名签署也可以以个人名义提出。政协委员不是以选民选区为界，而是由不同的条件组合的，范围涉及更宽广的领域，且大多是从事过研究、管理工作的精英，他们不但能更无界限地代表民意，也能集中更智慧的头脑反映出不同党派团体的诉求。
　　我最初的一份提案是针对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提价的反对议案。当时为提升北控集团作为北京市在香港窗口公司的竞争力，市政府决定将已划拨给北控集团的首都机场高速路的收费价格从10元提高到15元。虽然此次收费的提价经过了北京市物价部门的批准，且这次提价仅上升了5元钱，但我查阅了北控集团的上市公告发现，首都机场高速路不提价也能偿还贷款，而且每年有不少于3　000万元的利润，因此我在提案中明确地指出了这次提价的不合理性。
　　政府最终决定将首都机场高速路的收费标准退回到原有的10元基础上。虽然收费标准只有5元之差，但近几年的通行数量累计下来则是几十亿元，
　　体现了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协委员所发挥的作用。
　　华远早就引进并实行了国际上通行的担保制度，用市场经济中的第三方担保，既解决了豆腐渣工程问题，也解决了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的支付问题。因此，我用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要求政府建设管理部门用立法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用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保护市场的公平与农民工权益。
　　在答复委员提案中，我多次与建委协商并召开专门的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北京市的立法，用法律的强制规范要求承包单位在招投标之前提供相应的担保，彻底解决了北京市工程建设中的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
　　近十年的政协委员任期中，我每年都上报了不少于三份的提案，且每年都获得了优秀提案奖。我的提案中既包括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内容，也包括促进立法维护市场秩序的内容，还包括解决环保和北京生活质量问题的内容等，许多是委员们共同关心的议题，也有些是许多委员共同联名签署的提案。
　　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各级政府管理机关越来越重视委员们提出的意见，政协自身管理的加强、对提案问题的重视、提案办理的监管都大大地促进了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办理与答复提案机关的办事效率的提高，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有利地监督了政府的执政情况，委员们用多方的智慧、知识、经验与技能，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城市管理的能力。
　　委员义务的执行体现的不是一种荣誉，也不是一种领取薪酬的服务，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对自我奉献的要求，是一种代表社会与民众利益参政议政的神圣的责任。委员们在用一颗赤子之心默默地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应该让社会更多地了解与认识到每一个委员的提案对政府工作的帮助，让社会知道是委员们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政府的工作质量，让民众知道是委员们在维护与争取着他们的权益。
　　政协委员并不是民主象征的摆设，而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200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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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中流搏击时，人们在与大自然竞争，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闯过一道道激流险滩上，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却发现未能尽情地欣赏大自然恩赐的美景。也许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搏击中的潜力激发。
　　华远是中国第一家境外借桥上市的地产企业，同样经历了许多磨难，上市的前一天还在和匿名的诬告赛跑。最终，华远还是成功地打开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实现了量和质的突破。
　　与华润分手之后的二次创业之路也并不平坦。早在2003年，华远就试图借壳收购门头沟的京西旅游公司再次进入资本市场，但由于种种原因，2004年4月华远放弃了收购。
　　2004年下半年，华远不但做了IPO（首次公开募股）的努力，同时也与多个境外基金接触，试图用先私募再上市的方式再次进入资本市场。因公司的土地储备不足，几家基金在评估与尽职调查完成之后均放弃了与公司的合作，土地储备不足成为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
　　社会已习惯将地产公司是否拥有足够的土地储备作为评价公司价值的基础，但却忽略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完全依赖于土地的价格升值，更依赖于企业的生活理念创新与技术创新。企业重在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规划出好的产品和新的生活方式，创造让市场与客户放心的市场游戏规则（如华远的“担保”制度与“业权”制度，赢得政府与客户的信任）；重在用有限的股本资金创造出更高的净资产回报率；重在品牌的影响力，创造更高的效率与财富价值；重在能用集体的力量完成个人无法创造的奇迹。
　　华远连续多年实现了利润的高速增长，并让净资产回报率高于中国绝大部分地产上市企业，用有限的土地和项目在超高速的周转中实现了品牌的价值，让公司具备了再次进入资本市场的实力。
　　2006年第四季度，华远与境外基金管理公司签署了境外组建3亿美元的基金专门投入华远地产的合作协议，随后又与幸福实业进行了重组的谈判，最终在“两条腿走路”中选择了借壳上市之路。
　　从2006年10月23日宣布幸福实业的停牌至今，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华远地产与幸福实业的重组方案终于获得了证监会的审查批准，打开了华远二次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完成后续工作之后可以正式进入了。
　　2007年9月28日，华远因使用估值报告作为定价依据被证监会否决了重组方案，引发了市场的波动与股民的不满。恰恰是证监会从保护股民利益与市场公平的角度出发的否决票，让华远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定价依据和股改对价方案，华远重新申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