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梦工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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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希格玛大厦逐渐成为整个北京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当众多傲骨铮铮的“聪明人”会聚在一起，彼此间自然而然会产生“较量”的念头。然而，这种“较量”无论如何都不应沦落至“Rat　race”那种境地——你可以想像一群饥肠辘辘的老鼠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而努力挤兑他人（他鼠）、唯恐自己吃亏且无所不用其极得状况，事实上，这个英文词指的正是这种零和式的“你争我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研究院本纪　郭百宁（2）
所以我们自建院起便倡导一种奥运式的竞争，鼓励每一位员工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这也便是第三章：定规。
　　定规
　　做研究要明白“大道至简”、“以无法为有法”的道理，做管理也是一样。所以究竟哪些“规则”是研究院所独有的呢？在我看来，那便是自院长起率先垂范，倡导契合奥运精神的多赢式竞争及基于建设性立场的“资源分享”、“自我学习”和“互相提升”的风气。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我们鼓励大家将各自正在研磨的“独门武功”与同事分享，鼓励以己之长、补彼之短的“武学”交流和“同门”之间的互信、互助。由此，研究院形成了某种与其它机构截然不同的“压力场”，也即员工身上的压力通常不是管理层施加的，而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同事们。但这种压力又是正面的——研究院大家庭内部的良性竞争机制往往能够激发每位成员身上的澎湃潜力。对他们来说，压力越大，反弹力便越大。
　　怎样纾解压力？当然是从团队获取力量和给养。在研究院工作的青年员工和实习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7x24小时，任何时候，当他们遇到问题，都可以找到同事（包括那些被业界公认为“高手”、“大师”的同事）与之展开研讨——而且这些人是心甘情愿帮助他。由此，再棘手的问题也总是会很快地得以解决。
　　这样一种互促互学的机制、互帮互助的风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风气是需要自上而下一层层“传、帮、带”的。敬业与合作精神就像病毒，由院长、副院长传染给主任研究员、研究员，再由他们传染给更多的员工……在这里，没有“管理者”，只有“示范者”。在这里，“掌门师兄”不会吩咐师弟师妹们去做什么，而是会坦率地告诉他们，他可以帮他们做什么。换言之，研究院每一位所谓的“高层”都应具备领队、教练、队员等多重职能，冲锋时也必须跑在最前面。惟其如此，才能让云集于研究院的、多少有些桀骜之气的才俊们感到服膺，获得启示，进而完成其能力的自我进化。
　　在今年SIGGRAPH论文筹备的冲刺阶段，网络图形组的童欣在完成自己论文后，不顾疲惫去帮助团队的其他同事，这正是研究院家庭化氛围、奥运式竞争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总之，独特的氛围和机制能够让研究院的每一位员工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钻研，同时，他们可以完全信任身边的同事，从团队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知识、能力与灵感的补给。也正因此，自1998年至今，以举世瞩目SIGGRAPH为竞技场，微软亚洲研究院由最初“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到如今“一舞剑器动四方”、“矫如群帝骖龙翔”，实现了机构进步与员工成长的和谐同步。
　　决胜
　　说起决胜SIGGRAPH，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研究院奠基的第二年，我们有一篇论文被大会选中。当时，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与“初闯江湖”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还是“中国研究院”）相比，总部的雷德蒙研究院积淀更深厚，实力更强悍，声名自然也更显赫。其旗下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高人（曾以8篇论文的辉煌战绩刷新了SIGGRAPH的纪录），与我们的前院长沈向洋相交甚笃，因而也就言笑无忌。据说每当他俩一起出席图形学界的聚会，在向别人介绍沈向洋时，这位高人总是会开玩笑说，这就是在SIGGRAPH上投稿最多的Harry。
　　不过“投稿最多的Harry”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也可以“发稿最多”。2005年，我们的研究院在当届SIGGRAPH上成为了最耀眼的明星。我们有9篇论文被大会选中。消息刚刚传出，那位高人便激动万分地来到我们驻扎的地点，向Harry和团队表示了由衷的祝贺。
　　然而当我温故这些年的征战，最令我欣慰和自豪的还不是研究院在SIGGRAPH上年均发表7…8篇论文的出色表现，而是我们为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界发掘和培养了不少人才。就我个人而言，每次遇到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我的感觉都像是天上掉馅饼。我希望做的就是找到这些人才，鼓励他们做梦，与他们一同承担失败、一同分享成功，进而把研究院大家庭的未来蓝图勾画得更大更美——此外，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内新一代科研英才的导师，成为助力中国科技崛起的中流砥柱。
　　作者介绍：
　　郭百宁，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网络图形图像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于1999年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前他是美国英特尔公司　（Intel）　硅谷总部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郭百宁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郭百宁酷爱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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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1）
于我而言，2007年的冬天注定是难忘的。很多事发生了，有欣喜，也有哀戚。当情感的潮汐落下，思想的火花随之亮起。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路漫漫其修远，快乐和苦痛往往会交替来袭，而它们都是生命赋予人的财富。
　　以下是一些琐碎的记录，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还有冬天里这些不平凡的日子。
　　十年铸一剑
　　2007年10月底，我被公司委任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新一任院长——与此同时，这所名动中外学界的基础研究机构也进入了建院十周年的倒计时。
　　曾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誉为“世界上最火的实验室”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变梦想为现实”的梦工场，也是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等微软公司领袖最为看重的“未来科技孵化器”。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已有多项技术成果被成功应用于微软重要产品，如Windows、Office、Windows　Live、Windows　Mobile等；它在国际图形学大会、国际信息检索大会等重要学术会议及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超过1500篇论文。最重要的，它是中国人创新梦想的诠释者和力行者——集聚了大批海内外科研精英，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以高质量的研究诠释公司未来技术战略的同时，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着华人的创新潜力；同时，研究院结合我们国内用户特殊需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些具有崭新应用特色的技术和产品原型，而相关的研发成果（如Tablet　PC的关键技术“数字墨水”、研发中的“情侣手机”、“无线供电桌面”等）则已经（或即将）被推展至全世界。
　　10月30日下午，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形式简约但气氛热烈的九周年庆典暨十周年倒计时仪式。创新“魔棒”由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传到我手里，这意味着我将带领研究院全体员工，共同迈向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十年。能够与一群“全世界最具创新激情的人”并肩奋斗，共同将我们头脑中模糊的梦想变成清晰的、可以把握的现实，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而且我对研究院、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我见证并协助了这个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的成立（1998年），面试了第一批研究员——那时我还在微软美国总部从事“多模式人机界面”（结合语音、触觉、影像等人机界面技术）的研究。
　　活动结束后，我们飞往珠海参加一个内部会议。会后的24小时里，由珠海至澳门、由澳门到香港、再由香港飞赴台湾，我辗转于两岸四地，沿途之所见闻令我颇有感慨。
　　24小时的旅程
　　早在1993年我便到过珠海。时隔十余年，再访这座海滨小城的感觉是奇妙的。依旧是那样美丽、宁谧和洁净，但我知道，珠海不再只是南海边的“城市花园”，而且是控引珠三角、襟带港澳台的“软件业天堂”。在我看来，蓬勃发展的珠海软件业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至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且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不仅如此，在移动通信、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多个市场领域，中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用户规模——凭借着世界领先的人才和市场资源，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IT和软件业强国。
　　澳门是我此次行程的第二站。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后面会解释），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有着迷离和奇幻色彩的城市，但听酒店的服务生介绍，近年来澳门博彩业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已凌驾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之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些年来澳门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短暂的休息后，我从澳门搭乘快艇到达香港。眼前是我所熟悉的城市。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香港高校之间的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和一些同事因而时常到香港出差。和澳门一样，香港以大陆的广袤市场和丰富资源为依托而大获裨益——这颗“东方之珠”不仅连续多年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评选中排名第一，且其与内地的贸易额亦于10年间增长了1倍。十年来，香港经济和科技获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动力——我所接触的很多港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2）
在香港办理了“过境”手续，我终于坐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也是24小时旅程的终点站。“这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想，虽然早就亲身体验过所谓“过境”的种种麻烦，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很不一样。
　　以往我曾多次往返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的“24小时之旅”更让我深思——沿途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可说是各有特点。然而，珠海、澳门和香港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大有分别，但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城市也因此而充满希望。
　　13亿中国人正不断带给世界以新的震撼；崛起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和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体，应当成为各界努力的方向。
　　父亲的遗愿
　　我终于抵达了台湾，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哀戚。
　　匆匆赶回台北的家，是为了我父亲的葬礼。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我接到了噩耗。在被病魔困扰了一年多以后，父亲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父亲是宁波人。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命途多舛，自强不息。由于双亲很早便已辞世，所以五、六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两个孩子稚弱的肩膀上承荷着多么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局外人所很难想象的。
　　1949年初的宁波已是个通商口岸。父亲刚刚24岁，但已经有了一艘小帆船。他常常往返于宁波、舟山、奉化间，做些异地小贸易。我听父亲说起过赴台的缘由——有一天，同行告诉他说台湾的物资紧缺，如果能带一些货物过去，就可以赚不少钱。对于父亲这样惯于在幽深莫测、“脾性”诡谲的大海上讨生活的船民来说，尽管以一艘小帆船远赴台湾岛可能要冒生命危险，但与维持生计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父亲便载了一船货物往台湾岛进发——一路上倒也没有出事，直到他架船进入台岛北岸的老梅港才真正迎来了“惊心动魄”的一刻。那时，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正是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父亲的小帆船一进港便被当作“敌舰”给击沉了，父亲也被扣起来，好在遇到了熟识的同乡才被“担保”出狱。无奈下，父亲只好在台湾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直到退休前，他一直跟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一起做皮鞋生意。
　　从小到大，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沉默而严肃的。他从不多说什么，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正如老话所说：身教胜于言教。他从来都不贪图非分，不急功近利，而是谨守正道。对我们这些子女，他严格而又慈爱；对朋友，则直谅且施恩不图回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是个很传统、很节俭的人，但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总会给我们买几个当时价格颇不菲的苹果，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尽、切块，喂我们几个小家伙吃，他自己只会吃我们剩下的苹果核。
　　我含着眼泪主持了父亲的葬礼。一切身后事都尽可能如老人家生前之愿办理，只有一条遗愿我和兄弟姐妹们没有“完全”遵从——父亲曾表示，大陆、宁波是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但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来台时所见的港口——老梅港。
　　遵照父亲的嘱托，我们将一小部分骨灰撒在老梅港附近的大海里。眼见父亲的骨灰伴汤汤海水翻腾而逝，我不禁想起58年前父亲初到台湾时的情景。老梅港是父亲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阔别故土、创业“异乡”的一个明证，同时，也是他挥洒青春、容纳沧桑的地方……惟有此地，才能承受得起他那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台湾的眷恋。
　　我们将余下来的骨灰供奉在台北海边一座墓园灵骨塔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远眺到老梅港。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对我们的安排感到欣慰吧！
　　父亲本人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度回乡。那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还不发达，台胞回乡大抵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看望睽别多年的亲友。直到去年，我才和太太、女儿一道，陪着父母再回江浙——我们称那次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