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安琪安东游学世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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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老师则好，遇到不合适的老师就会被耽误，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会根据考试成绩划分重点班与普通班，把最好的师资力量集中在重点班，学生往往可能因为过去成绩不好或者一次考试发挥不好就被分配到普通班，进而被学校“歧视”性地忽略造成“差生更差”。
而国外现在的许多学校并不是这样。很多学校每年都会对各班学生和老师在全校范围内进行重新组合，使得班上年年都有新面孔；有的学校甚至还与其他国家的学校结成教育联盟，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学习，以丰富教学内容。“人挪活，树挪死。”这个道理其实有时也适用于孩子的教育。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曾经因为转学从而获得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韩国著名三星财团的创立者李秉哲，这个经济界奇才少年时代曾因为拿不到任何毕业证而闻名一方。李秉哲出生在一个交通不便、贫瘠落后而且几乎与世隔绝的地区，那里没有正规的学校，村里的孩子都在他祖父办的“文山书亭”读书。由于李秉哲的祖父教的都是传统封建道德伦理和古典人文知识，加上教学方法陈旧，丝毫不能激起李秉哲的兴趣，他经常逃课，成绩很不好。
小学快毕业时，李秉哲听说城里的新式学校很好玩，不仅教读书、识字，还讲故事、讲历史，还有许多课外活动。于是他请求父亲把他送进了晋州智水学校。新式学校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教学内容，采用启发式讲课方式，学习过程讲究循序渐进，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这些都是乡村学校没有的。在全新的环境中，李秉哲很快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一个顽童变成了一个喜欢学习的学生。后来，李秉哲又转到汉城去读书。当时汉城已经被日本占领，成了殖民地，残酷的社会现实，再加之老师的影响，李秉哲开始不满足于只了解本国的情况，不顾父亲的反对，自筹经费去了日本，利用半年时间克服了语言障碍，最终进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学习。正是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转学契机，李秉哲从一个乡村劣童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无独有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经历。爱因斯坦曾在慕尼黑路易波尔德中学上了6年，那里完全像一座“兵营”，其压抑个性的教学使他难以接受，结果，尚未毕业，他就逃离了学校。
几经周折，爱因斯坦转学到瑞士阿劳州立中学，这所学校民主自由的校风让年轻的爱因斯坦获得了新生。在阿劳度过的这段时间使爱因斯坦明白，在一所不受陈规陋习束缚的、由进步的人士领导的学校里，教学会成为有趣的、吸引人的职业，很容易同科学活动相结合。
对孩子教育来讲，从一而终或许有种种好处，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地转学或异地游学也是必要的。有时候，转学往往给孩子带来全新的身心感受，甚至重大人生机遇。还是那句话，没有尝试过，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只有经历了，才能得出最终的结果。基于以上想法，我鼓励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要敢于就地转学或异地游学，并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
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可能就接触十几二十几个老师，而安琪、安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校，见识过不同国别、不同背景的老师，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个，更不用说他们接触各种不同背景的学生了。我坚信这种多元化的学习会让他们终身受用。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家长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挑选最适合孩子全面发展的学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中小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水平更高的学校进行联合办学，让孩子接受不同校园文化不同教育方式的熏陶，同时也尽可能地让学生在学校体验不同的班级、年级、老师、专业文化，以便更好地将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对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进入可与国外学校定期进行交流的学校，或者安排他们在暑假或者寒假进行游学。当然，如果让孩子直接在中小学阶段出国留学，最理想的状态是能有一位家长陪读。在年幼的时候，如果能有大人的专门引导，有意识地让小孩去体验一些不同的校园文化，会在无形中提高他们适应社会、人际交往以及创新的能力，从而使他们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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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国内体验不同的校园文化
1990年8月，我的女儿安琪在北京协和医院顺利出生。1993年3月，我第二个孩子安东也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自从有了两个小孩之后，我心中不由升起一种不同以往的感觉。既有一种莫名的幸福与激动，又有一种隐隐的压力和不安。我心中明白：因为有了安琪、安东，从今往后，自己的生活将会增添许多未曾有过的乐趣和烦恼，自己的人生也将有很多异乎从前的体验和思考。
虽然当时长期在海外留学与工作，但我都安排我的两个小孩生在了北京。在这方面，我的确比许多同龄人幸运。自从安琪、安东出生之后，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孩子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孩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既是我们心血付出的结晶，又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让小孩有机会在国内受教育是我一直坚持的信念，我在海外工作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花较多精力安排安琪、安东在国内接受教育。我始终认为，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不会中文，不懂中国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人都必须有文化认同感，这样的文化人格才是健全的。所以回国上学是很有必要的。有很多留学生的子女在海外多年，已经不会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不会中文将会成为很大的劣势。
基于此，我决心要让出生在中国的安琪、安东掌握中文。回到国内上学，就是想让安琪安东体验地道的中国文化，体验祖国的校园文化，能从不同的优秀老师那里学习知识，接触各类优异的同学。
安琪安东在国内不同时期上了好几所国内的学校，他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中文大有长进，结交了很多的国内同学和朋友，增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进了对祖国的感情，收获非常大。由于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上过学，因此，他们对国内学校的一些直观感觉和跨文化的观察又是十分有趣并引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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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中国老师的嗓子与外国教室的圈子
1993年3月，我将宝贝女儿安琪送到了幼儿园，那时她刚刚三岁。小家伙很是恋家，每天上学时，负责接送她的舅舅都要绞尽脑汁连哄带骗的把她送到幼儿园。有一次实在没辙了，舅舅便哄她说：“等安琪长大了就不用去上学了。”安琪歪着小脑袋问：“那安琪什么时候能长大呢？”舅舅随手指着家里的鱼缸说：“等小金鱼长大了，安琪也就长大了。”于是小家伙乖乖地上学去了。从此，每天放学一回到家，她就趴在金鱼缸边上和小金鱼说话，催促它们快快长大。
如此安宁了些日子，大人们都以为平安无事了。不料有一天，我下班刚进家门，就听到安琪舅舅的“哀鸣”，只见鱼缸里的金鱼都胀得鼓鼓的，肚皮朝天地见了阎王。原来，小安琪实在是太盼着金鱼长大，用了她认为的最简单的方法——给鱼喂了整整一袋鱼食儿，好让金鱼长大，自己也就长大了。
看着哭笑不得的家人，我不由得心里一惊：为什么小安琪这么不愿意上幼儿园呢？我和孩子的妈妈费尽心思挑选的这家幼儿园在硬件上可是一流，难道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于是，我决定抽出时间认真了解一下。
经过了解，我发现安琪所在幼儿园的教育方式如同牧人牧羊，只是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看管，几乎谈不上什么幼儿教育。一天，小安琪回来抽抽搭搭地说，吃午饭的时候，她老是抓不好筷子，幼儿园的老师就骂她是小笨猪！
小笨猪？难道我的安琪有这么差劲吗？对于一个不满3周岁的幼儿来说，她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训斥。因为年幼而打击她的自尊，无疑是对孩子幼小心灵的伤害。于是，我立即决定为安琪转校，我必须让她接受更正规的幼儿教育！
我将安琪转到了另一家幼儿园，这里更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安琪上学的兴致明显提高了很多，每天下午回来经常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表演新学的歌舞，性格也开朗多了。后来，安琪又先后在北京上过双榆树南里、小星星、方庄等几家幼儿园。我想：孩子总是最天真、最纯洁的，幼儿园的教育怎样，她所表现出的状态就能告诉我们。昔日孟母三迁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我如今不过是效仿古人，希望能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更适合她身心发展的学习环境，做一个父亲应做的事情。
安东长大一些后，我同样将他送到了幼儿园接受幼儿教育。和安琪一样，小安东对这些幼儿园或多或少都有不“感冒”之处。有一次安东发了烧，难受极了，他鼓足勇气举起小手向老师说要回家。老师给他测体温，说只有37度多，就是不让孩子回家。直到安东吐了，那老师才打电话叫孩子的爷爷接他回家，还“教导”我们说不能娇惯孩子，让孩子觉得一生病就可以不上学了，把孩子爷爷气得半天没说话。
安东还算是情况好一些，他一个要好的小朋友在课堂上想上厕所，但因为害怕不敢报告老师，结果尿在裤子上，大家都笑话他。试想，一个小孩子，怎么能经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呢？安东总是说，老师像个监工一样，天天查他们的衣服、头发，经常大吼大叫地训斥他们，吓得大家都不敢吭气，更别提和老师说心里话了。
或许是因为安琪、安东都曾上过加拿大的幼儿园，才对国内幼儿园有着如此逆反的感受。
在加拿大，孩子是至上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孩子为中心，“尊师重教”的概念远没有孩子的自尊与兴趣来的重要。有一次，我同安东的老师谈话，恰巧一个孩子过来请老师帮他系鞋带。那位老师立刻蹲下身去，认认真真地帮孩子系好鞋带，把我冷落一旁。当时我心里就有所触动，如果是在中国，孩子得到的答案是否会是：“没看见老师在和家长谈话吗？大人办事小孩子不要跑来添乱，自己难道就不会系鞋带？”
不仅仅是重视孩子的自尊，在西方的学校，尤其是幼儿园，因势利导的快乐教学是主流教育方法。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课堂模式是多样的，气氛是活跃的。安琪、安东所在的加拿大的学前班座位摆放都是圆形的，小朋友和老师坐成一圈，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是中心，而且他们每周都要轮流换位，使每个孩子都能坐到自己想坐的位置上，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与老师也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
与此相比，国内的教室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讲台，高高在上的老师。教室里密密麻麻的排满了桌椅，孩子们永远都是两手抱臂，木头人似的坐着，众星拱月般的围着老师。有的学校甚至将成绩的好坏作为孩子座位安排的标准，把孩子们圈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或许，有人要问，这样的国内转学、国外游学对小小年纪的孩子真的有用吗？教会他们有自尊是不是也过早地教会了他们叛逆呢？
其实不然。所谓叛逆，不过是孩子们在自我成长中渴望得到自我认可的一种方式，如果从小进行好的引导，这种叛逆就会成为一种独立意识，是一种能力。在国外，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孩子几乎很小就有单独的睡房，从小就锻炼了独立自主的能力。此外，国外的文化特别注重孩子交自己的朋友。国外的家长不会像国内的父母一样，从学习成绩、家庭背景等各方面来约束自己的孩子交友，只要能够彼此玩得开心，能够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国外的家长们都会鼓励孩子在学校交几个属于自己的好朋友，也由此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让他们知道要学会独立。这样，在未来的成长中才能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更多的烦恼。
第二节 亲历北美校园文化
国内有很多家长选择在高中毕业以后将孩子送出国，但很少有家长愿意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出国留学，而安琪、安东则成了少数的特例。
1994年7月，安琪、安东的姥姥和舅舅移民加拿大，我当时也经常在加拿大工作。我们决定趁此机会，带安琪、安东到加拿大过暑假，让孩子们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安琪，在国内已上了一年半幼儿园，我们想让她再到国外的幼儿园去学习一段时间，体验一下国外的儿童教育方式。
“孩长这么小就让她出国去上幼儿园，是不是有些夸张啊？”很多朋友不能理解。
不过，我坚持认为，如果有这样的条件，让孩子们尽早出去经历外面的世界可能是给他们的最好礼物。想想我们的先人，也有很早就出国学习的。特别是在近代，当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时，很多幼童就被派往西方留学。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三位女子。在宋霭龄和宋美龄只有5岁时，她们的父亲宋嘉树就送她们到寄宿学校中的女塾读书。宋庆龄7岁时，父亲也送她到中西女塾读书。宋霭龄13岁时，宋嘉树夫妇把她孤身一人送到美国求学，使宋霭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之一。此后宋氏夫妇又把宋庆龄和宋美龄一同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当时宋美龄年仅11岁，由于年龄小，在威斯里安女子学校注册为特别生。在那个年代里，宋嘉树早早将孩子们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是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远见。我也是因为对自身留学海外的经历深有感触，才做出这样一个对于家庭来说很重大的决定。
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英语、法语通用，一般城市都以英文为主，但我曾经工作过的蒙特利尔市却以法语为主。所以选择蒙特利尔的幼儿园，可以使正处于语言敏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