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主要体现在肉类食品方面：野战军每月15两（克），地方军每月12两（375克），后方机关每月9两（克），而中灶每月30两（克）。 小灶伙食标准的菜金较中灶标准略高，但时有特殊（计划外）的供应。 2。 被服标准（每年） 野战军：单衣两套、棉衣1套、单帽棉帽各1顶、被子三年1床、鞋7双、袜子两双、毛巾两条（地方军的被服标准的一些项目略低于野战军，后方党政机关被服标准又略低于地方军的标准）。 3。 妇女生育费 妇女生育费按供给项目分为红糖、鸡、鸡蛋、麻纸、棉花、布等项，华北地区以包干形式发给小米共230斤（115公斤）。 以上是华北地区的标准，其他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项目的供给数量上略有增减，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的待遇政策是： （1）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 （2）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 A。 没有家庭负担的实行供给制待遇； B。 有家庭负担的实行工资制待遇； （3） 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 A。 在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 B。 1949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工资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部分家属还享有一定的供给待遇。供给项目、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各部门大同小异。 供给制和工资制的矛盾 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双轨并存造成的矛盾，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 一件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 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地，然后才进入北平、天津。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 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何其芳级别不低，吃小灶，生活待遇较高，但他的手头还是缺乏闲钱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5）
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人员、文化人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拿的“保留工资”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圆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还是供给制，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货币收入（现金）要比老专家、名演员的低。夏衍在回忆录中分析道：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技术、学术等）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举个例，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资”的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说你们（党政干部）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10—612页，三联书店1985年第1版。）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945年８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同时开始接收敌占区的巨额敌伪物资，掌握了许多黄金、外汇和资产，共达２３亿美元。 这一年９月２４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上海和华东、华南沦陷区的伪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１１月２１日又公布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平津和华北沦陷区的伪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 这都提高了法币的地位。 美国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２０亿美金的援华物资，使得法币通货膨胀的缓和出现契机。但是，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巨量的国家资产流失，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在短期的表面稳定以后，法币的地位又迅速下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陈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一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他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一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300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规定，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等。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苦不堪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2）
1946—1948年北平粮价狂涨 这是国民党###即将崩溃的时期，就物价而言，则是举世罕见的狂涨时期。 北平市顺义县保存着1946年7月—1948年10月农贸集市的粮食价格记录。单位为：每小斗（15市斤）法币元。民国三十五年（1946）： 7月18日玉米1200元。7月22日白玉米1900元。 8月4日黄玉米2000元。8月20日小米3700元。 8月22日白玉米2300元。8月28日白玉米2450元。 9月19日小米4000元。 10月4日黄玉米3200元，白玉米2800元。 12月11日大米11000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 1月9日大米12000元。1月27日大米2万元上下；玉米3000元上下。 3月28日大米21900元，白玉米4100元。 6月28日黄白玉米—万元，小米万元。 7月10日小米万元。8月23日白玉米—3万元。 10月4日小米万元，玉米3万元上下。 12月13日黄玉米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