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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部分

小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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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3)
同文馆的经济生活  京师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者40两,九品官者32两5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7钱2分,含纯银九成。也就是1两白银折合1.4银圆。所以,膏火银3两折合银圆4圆2角,15两折合银圆21圆整。  那么,当时银圆的购买力如何呢?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得到如下参照值——  1872年1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枚铜元约合今人民币1元。  190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银圆约合今70元;1枚铜元合今7角。  191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70元;1银圆约合今50元;1枚铜元合今5角。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银两、银圆、铜元的价值可得到具体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学生的银两津贴,其购买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折合今人民币4500元;八品官者40两,折合今人民币4000元;九品官者32两5钱,折合今人民币3250元。  每月增发的助学津贴: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折合今人民币300元)至15两(折合今人民币1500元)。  当时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学宿费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还有相当多的生活津贴作为日常零用,那待遇确实不算低了。  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同文馆学生里面,有一位齐如山(1877—1962)是河北高阳人。他和弟弟齐寿山(1881—1965)到了民国初年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齐如山20岁左右时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价变迁》一文中,回忆19世纪末年京师(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价,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记录——约在光绪二十三、四年(1897—1898年间)彼时余正肄业同文馆,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学家吃便饭,如有四个客,四个碟,饮酒吃打卤面,所费不过当十钱两吊,即九十八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六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四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四十枚,猪肉约合十五枚,酒约合十五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200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一圆折合制钱大约1000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00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齐先生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是较高的。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戊戌(1898年)年周豫才18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为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4)
周树人于戊戌年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的那年,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二两,约合今人民币2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圆加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的,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使规模较大的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外交部)于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课程,1866年后才附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然而水平不高,学员的兴趣也不大,成就与影响甚微。  这些都属于洋务派的实用专科学堂,尚缺乏现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先进观念,也缺乏现代化的数、理、化、生物、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系统方法。但它们毕竟成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的起点,揭开了我国现代化的扉页,尽管还仅是脆弱的一页。  梁启超对于官立洋务学堂的洋教习,曾指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梁启超认为:“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乃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启超《学校余论》及《论师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当时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说,京师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10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儿不想教下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  当然,同文馆并非一事无成,它曾为洋务派所办的机构,输送了一批外文翻译和官吏。而洋务派后来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均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同文馆的“译员班”在30年间陆续地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30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朝廷丧权辱国被迫签约,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计白银2.3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0.8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严复呼吁救亡,而救亡必须启蒙。从救亡启蒙运动中,一些觉悟的文人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文化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1)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们,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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