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暗算股指期货:"黄金十年"中国七大投资焦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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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展芍福纸竦酶呤找妫慰龉芍钙诨跤�1∶9的投资乘数放大的杠杆效应；三、股指惨烈下跌，散户恐慌性抛售的时候，再低位买进股票，并将之拉高，又大赚一笔；四、在股指跌到低谷时，在期货市场做多股指，又可以多获一层收益。
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为股指期货平稳上市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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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股指期货行情是“此地无银”
最近，某证券公司的分析人士刊发文章，指称上述股指期货会导致股指大幅跌宕的分析是耸人听闻，无中生有。该文称，2006年岁尾蓝筹股大幅飙升导致大盘急速上涨与股指期货无关，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股改利好、机构投资者壮大、上市公司业绩提升等综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这一观点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工行在2006年10月30日到2007年1月4日间这短短46个交易日中，大涨108％的事实。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已多年，怎可能突然在两个月内爆发？股改确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利好，也确实将曾被股权分置压抑下的股市潜力释放出来，但它已经在2006年上半年的行情中给股指很大的补偿；机构投资者壮大和上市公司业绩提升也都是长期缓慢的因素，不可能造成火山喷发般的行情；当然，它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内地A股指暴涨的同时，香港H股股价上涨非常有限———以2007年1月4日计算，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的A＋H股票，A股的平均算术价格比H股高。
事实上，2006年最后两个月的股指火山喷发行情，就是针对股指期货而来的，决策层也正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果断地将股指期货推出的时间延后，恰恰是因为这把虚火被釜底抽薪后，工商银行在其后交易中大跌。
这篇文章反驳本人所坚持的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众多，机构之间不可能就股指期货达成“操纵协议”。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如果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大多是私营机构管理的，比如券商大多是私营的，或者是社会公众公司；基金大多是私募基金或者私人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并且，这些机构做赔了，或者出现道德风险，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那么，我相信，这种操纵协议，甚至操纵默契的达成都基本不可能。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目前的机构投资者中，除了QFII之外，机构投资者大多是国营的。某些“牧羊犬”们有相当可能，在有意无意中达成某种“集体无意识”的默契。
这种操作方式，对于机构来说，跑赢大盘不是太大问题，而对于国有证券公司、基金等公司的某些操盘手们，更是他们赚取暴利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自然更乐见其成。因为他们可以或明或暗地进入股指期货市场，建立关联人的期货仓位，由于有股指期货的1∶9（最少也有1∶3）的杠杆效应，股指大跌大涨正成为他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佳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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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户冲浪股指期货的三种对策
围绕股指期货的这场最惊心动魄的战术博弈，其本质是一场零和博弈，即有人大赚，则必然有人大亏。
如果出现上述大跌大涨的情况，股市投资者出现损益的情况将大体如下：一、损失最大的是持有沪深300以外股票的散户，如果他们在跌的时候恐慌性抛售的话；二、持有沪深300样本股、但没有持有股指期货的散户也将亏损；三、买了股票，也买了股指期货，但没有踩准股指下跌上涨时机者也将亏损，（这个时机掌握在手中握有沪深300大量股票的机构手中，散户的股指期货投资者很难猜准）；四、手中拥有的大量现货沪深300指数，可以影响现货、股指价格的机构，将全面实现小幅盈利，基本跟随大盘幅度；五、获取暴利的将是一些脚踏两只船、对国营机构有重大影响力，但自己又私下里控制私募基金或开设老鼠仓者。
那么，针对2007年股市的“超级过山车”行情，散户投资者该何去何从，如何不被这种惊涛骇浪吞噬呢？笔者建议有三条对策：
1。最理性，也是最明智的投资对策是，在目前的高位（3000点以上）抛出股票，然后静候股指下跌（跌到2500点或以下），观察一些基本面良好、投资价值再次回归的蓝筹股票，适时买进。
2。最不费心思的投资方式是，假如你是在低价格买到的绩优蓝筹股，那么在股指期货推出前后，不管股指怎么跌涨，你都不要管它，一直持有，先拿两年再说。
3。最富有挑战，也最惊心动魄的方式是，面对由股指期货而引来的惊涛骇浪，大胆地冲浪———在股指期货推出前，卖掉所有股票，在股指期货推出后，适时买入做空期货。如果你踩对了机构的节奏，你将从虎口拔牙———大赚一笔，但同时也会有更大的可能是被老虎吞进肚子里———赔得血本无归。
假定股指期货在2007年如约推出，对中国A股投资者，无论是机构、散户还是老鼠仓来说，都将是非常富有刺激性的一年，犹如“过山车”一般，每个投资者都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作为主流财经传媒人，需要给各种投资者一视同仁的提醒，届时操作方式各自选择，风险自担。而不至于将损失的怨气发泄向中国资本市场，导致其再次遭受重大的波折，进而影响金融市场发展。
建立更加公平的交易规则（1）
以上对策是建立在目前现货交易规则不变的情况下的。坦率地说，如果股指期货如期推出，而现货的交易规则不随之变化并匹配的话，本身就存在可被机构利用的重大隐患。2007年2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编委杨宇东的文章———《现在推股指期货暗藏对散户重大不公》，他也是一位有勇气和敢担当的资深财经传媒人，对此文我非常赞赏。
杨宇东指出，目前推出股指期货并不能达到“准备充分，条件成熟”的要求。除去硬约束外，一些软条件，如合适的标的物、投资者能力以及配套的风险平衡工具、公平的交易机制等都基本不具备。
的确，沪深300指数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物的缺陷，随着金融股比重近来快速提升，其对大盘现货的代表性正显著弱化。以2006年底的数据统计显示，上证综指前十大权重股中，金融股占5席，分别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若加上中信证券、华夏银行、深发展与宏源证券等4只个股市值，上述9只金融股市值达4万亿元，占总市值的44％；在沪深300指数中，金融股权重更是高达。与此同时，上证综指大幅度“失真”已是有目共睹。通过操纵超大银行股价格形成放大效应，影响上证综指，进而影响沪深300指数样本股的涨跌，就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轻易影响股指期货的价格。
而在投资者能力方面，有媒体报道，在股指期货的两个月仿真交易实战中，能够盈利的散户比重目前已经降至5％，大约95％的散户都在亏损。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金融衍生品推出的目的都是为了对冲原有市场的风险，同时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保证交易的达成和活跃，并与原有交易品种一起更为准确地发现合理价格。但考察内地股市现有的交易工具和机制，我们发现，单一地推出股指期货，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是极大地放大了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投资者没有相应的工具和交易机制，可用来规避大机构在利用股指期货做空市场时带来的市场下跌和套牢风险。”
股指期货既可做多，又可做空，实现T＋0回转交易，而内地股市现货市场目前还是只能做多，实现T＋1交易。在股市投资者结构中中小散户持有市值比例占60％（还不包括投资基金的散户投资者）以上，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对股指期货的操作能力，中小投资者都不具备参与市场的能力，他们唯有一种选择———固守现货市场。
但不公平性由此凸显：当大投资者在股指期货做空时，他们可以利用抛售手中现货来打压指数，获得双重收益。但中小投资者由于无法做空现货，包括无法进行T＋0交易，导致一旦股指大幅下跌时无法及时离场或者做空现货获利，导致其蒙受远高于只有现货市场时的风险。
因此，这种不同投资者在交易机制、交易工具上的不公平，明显有违于“三公”原则。我们必须在股指期货推出的同时，对股票现货市场交易机制和工具进行改革，实现T＋0回转交易，包括推出覆盖面较广的融券和直接卖空机制。而现货做空和T＋0机制，对于中小投资者的能力要求而言，是远低于股指期货的。这样才能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在市场产品、交易工具、机制不完备的条件下，通过创新产品合理的配置、同步推出，有效规避单一创新引发的新的市场风险。
对于杨宇东的这些分析及建议，我完全认同和支持，并在此特别提醒散户投资者，一定要高度关注，在推出股指期货前，股票现货市场的交易规则是否改变，如果现行规则不改变，现货股票投资者几乎就没有赢的可能性，期货投资者完全可以利用规则的不公正，将现货投资者吃定。这将是一场期货对现货、机构对散户的“屠杀”。
因此，还是要再次郑重地提醒散户投资者，在没有充分洞悉股指期货带来的巨大风险之前，在期货和现货交易规则没有实现公平匹配之前，在没有熟练掌握股指期货的操作技巧前，逢高抛售，退出现货市场，冷眼旁观2007年股市惊心动魄的“超级过山车”，将是最为聪明的选择。
建立更加公平的交易规则（2）
当然，我们更为期待的是，包括散户在内，各方参与者不要围绕股指期货处心积虑地互相暗算，而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伟大而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上来，惟有如此，才能使中国股市的各方参与者获得持续而长久的共赢，而不是大起大伏，一曝十寒。
A股制度之鼎单足难支
3月16日，###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关注股市的发展，但更关注股票市场的健康。”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这就需要，第一，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第二，要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完善发展；最后，要加强股市市场情况信息的及时披露，使股民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
总理的评价言简意赅，给了那些因股指大涨而对股市现状志得意满的人士一帖清醒剂，令人能从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冷静而理性地分析内地股市现状。
“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之语说明，A股目前仍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与成熟市场仍存在差距，总理点到四个方面，即上市公司质量，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体系，完善监管，信息披露等。对此，笔者完全认同。
不可否认，A股的确因为解决了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取得了一项股市的基本制度的重大突破，并且这种突破成果已经呈现在了市场的繁荣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A股的制度建设可以告一段落，甚至高枕无忧了。事实上，从国际顶级成熟股市的标准来看，股改的成功仅仅是一个新里程的开始。
如果从市场全面系统的有效制衡来看，A股目前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短板，尽管股改基本消除了一个根本性的失衡。
股改前，由于非流通股、流通股壁垒森严，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利用制度性优势剥夺流通股股东利益。全流通后，二级市场投资人开始有能力制衡董事会和经营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我们也要看到，股市上原有的其他重大博弈不平衡局面依然存在，一是投资机构间的博弈难以形成有效制衡；二是散户和机构间的博弈难以形成有效制衡，甚至这两种不平衡在过去的一年中还可能被放大了。
警惕机构间的利益共谋
警惕机构间的道德风险在国际成熟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大多数都是民营或社会经营，因而相互之间都是非常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加上有效的经营者约束和激励的机制，他们会非常努力地从每一个竞争对手的错误中发现赚钱的机会，进而相互间达成很有效的博弈制衡，从而大大降低整个市场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概率。
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内地股市的投资机构中，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等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控股经营，而QFII的额度相当有限，私募基金仍处于非阳光状态。如此一来，尽管似乎有众多的国有投资机构，但是市场主体其实是一个，主要对金融国资投资管理者负责，因此，他们难免会形成同质化的价值取向，并由此衍生出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和投资模式，也较容易出现相似的道德风险。比如国有基金公司的管理者，按理说，他们应当对基金投资人负责，但他们的奖罚任免又是由国有大股东决定。他们手中拥有上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资金的控制权，如果出现道德风险，可以并不复杂地将数千万或数亿资产转移进自己或关联人的腰包，但基金投资者缺乏对他们的有效监管手段。
与此同时，由于私募基金仍然没有得到合法身份，因而，他们也很难真正对投资人负责，如果出现道德风险，最多只能追究其非法集资的罪名，而无法惩罚其道德失职，投资人的财产因缺乏更明确的法律支持而增加了追索难度。
而当国有基金缺乏明确的市场责任主体，私募基金缺乏明确的合法身份，两者都可能存在道德风险时，它们之间就可能出现利益共谋、利益输送的漏洞。即国有基金的经营者出现道德风险，将财富转移到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在接受到利益输送，私分赃款后，将公司关闭，令监管部门无从查处。
因此，当国有投资机构比重过高，同时私募基金等民间投资机构仍未能合法化时，指望出现成熟市场中的机构间有效制衡的局面将是奢谈。当机构间的有效制衡不能形成，推出股指期货这样的新产品时，就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