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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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中国，不仅像楼忠福这类解决了产权问题、理清了政企关系、赢得了发展自由和空间的民营企业家们体会到自由的快意，而且整个中国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了。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让个人作出更多自由抉择的产权基础。
虽然国有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度过了一个回光返照式的“小阳春”后，但终于在一片“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声浪中，再次显露出气数已尽的疲态。到1994年，国有经济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负增长，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则达到空前绝后的。在1994年的GDP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变成了4∶6。在中央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中，1994年也是国有经济贡献比重超过非国有经济贡献比重的最后一年，而这还是没有扣除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补贴的数字。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不仅在各个贡献方面都超越国有经济，而且双方的盛衰变化趋势还在加速中继续。
中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权，随着产权的明晰和越来越分散，从而掌握在越来越多的人手里了。再没有人可以掌握整个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并进而掌握中国人生存的命脉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微观基础不复存在，中国人吃香喝辣的选择自由，不用再寄希望于谁的仁慈了，而更多寄希望于自己的工作和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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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食”非为霸气
1992年后的几年，是广厦集团和楼忠福捷报频传的几年，各种荣誉也一个接一个地飞来。1993年1月，东阳三建获得“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称号，楼忠福则获得全国优秀集体建筑企业家称号。1993年11月，他第三次从浙江省委书记手中接过“浙江十佳青年经理”奖牌。1994年，他又被浙江省政府评选为浙江优秀建筑企业家。
春风得意的楼忠福，这段时间像以往那样，继续频频在东阳赞助文化活动，而且手笔越来越大。1993年4月，《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找到广厦商量，希望在杭州赞助一次足球邀请赛。楼忠福连价钱都不怎么谈就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独家赞助。赞助只做独家，这是楼忠福以往一贯的风格。对方本来不愿意，但看豪气的楼忠福如此坚持也就答应了。
1993年中国足球特别受关注，因为这时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在执教鞭。尽管后来中国人知道施拉普纳只是一个不入流的足球票友而已，但作为一个开路者，施拉普纳当时还是被中国球迷寄予很大希望，也极受大众追捧。
比赛开始前两个星期，“广厦杯”足球邀请赛的广告和广厦集团的广告一起被高高挂起来。杭州城内的街道、广场、车站，到处都可见到有关比赛和广厦字样的横幅标语、气球条幅。穿着印有“广厦杯足球邀请赛”T恤衫的行人，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这个广告效应，让杭州和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企业都看得眼热起来，很多企业都想分享这个难得的宣传机会。他们找到主办的《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得知广厦不同意别人来分享这次赞助机会后，他们仍不死心。他们又找到广厦集团负责这次活动的赵学飞商量，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将球场内的26块广告牌转让出一半来。
他们出了一个让赵学飞心动的价格，万一块，这在当时同类广告牌中是最高的价位。赵学飞盘算，如果转让场内一半的广告牌，并不会影响广厦的广告效应，而且还可以收回十几万。这样整个赞助活动，广厦等于不用掏钱而大赚了广告效应，这不是很合算的事情吗？况且这些企业都是浙江知名的企业，大家并不陌生。赵学飞算完这笔账后很高兴，立即请示楼忠福，把情况向他汇报。
但楼忠福还没有等赵学飞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了：“一个也不转让。广厦不缺这个钱，26块广告牌也不多，我们有28家成员企业，一家一个都不够分。广厦要做的就是独家，任何人都不用商量。”
这次活动的效果自然是相当的好，因为杭州的报纸非常热情地爆炒了整个活动台前幕后的消息，不仅广厦在杭州大大地出了一回名，楼忠福的霸气也让部分杭州和浙江企业家好好地领教了一番。
给人才的软肋补钙
总部在1995年4月搬迁到杭州后，楼忠福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新形势下的楼忠福，显然清醒而及时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广厦集团高层管理人才的不足，“迁都”杭州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此。
在1992年集团成立后，广厦曾招聘过一批人才充实到中高层管理队伍中。不过当时的招聘范围只是东阳，吸收了一批东阳的科局级政府官员和教师。很显然这些人只是见过世面、有点才能、经验和知识的能人，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过专业的经济、管理和投资理论训练的专业管理人才。这些能人比广厦原来从建筑队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层可能素质要高，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也不能填补广厦决策层的思维薄弱区。这样，整个集团的投资决策，继续依靠楼忠福一个人的大胆、敏锐来判断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至少会存在思维上的“盲区”。
事实上，广厦集团成立后几年，虽然解决了产权、融资和企业制度变革等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在投资决策上，特别是多元化问题上，广厦并没有什么很成功的案例。
除了海南和北海的教训，这一时期在东阳和金华兼并或者参股的一批工业企业都乏善可陈。这些砖厂、水泥厂、门窗厂、电焊条厂、制衣厂、汽车配件厂、珠宝首饰商行等等，除了在名义上为广厦实现了多元化外，并没有给广厦带来多少利润收益，反而没有过多久就一个个成了包袱。
1992年后中国企业的多元化阶段，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很多原来很成功的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多元化问题而倒下了一大批。很多原本很成功的企业家，都被一句富有诱惑性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口号蒙住了双眼，以致看不到隔行如隔山的陷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阶段也是正在成长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场“资格考试”或者“能力测验”。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跟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明确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阶段，是一个鲜花与陷阱同在的阶段。这时候中国的机会更多了，市场变化的速度更快了，同时，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了。在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时候，企业的每一个决策是否正确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整个外部环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挑战也越来越高难度了。那些仍然没有醒悟到自身的缺陷，仍然看不到大势变化，仍然想像以往一样靠胆量、眼光决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经过这一阶段的“市场考试”之后，不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光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从此一蹶不振，或者就干脆被淘汰出局，完全销声匿迹了。
但在多元化问题上同样显得毫无章法的广厦，暂时并没有倾倒的危险。尽管有海南和北海的失误，有一批并不赚钱的工业企业，但多元化欲望强烈的楼忠福，始终没有放松过建筑业的发展，同时已经开始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建筑业和还没有成为广厦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在这个时期为广厦赚取了足够弥补其他方面损失的利润。这倒是验证了多元化所鼓吹的核心买点——东方不亮西方亮。
广厦早期多元化不理想，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广厦决策层，包括楼忠福的判断力；第二则是因为广厦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传统关系。这层关系让素来豪爽大度的楼忠福几乎是来者不拒，反正政府建议他兼并哪个企业，或者哪个企业请求他兼并，他几乎都爽快答应。
总部搬迁到杭州后，这两个问题就至少具备了解决的条件。因为总部不在东阳，那种感情考虑多于商业考虑的决策自然就少了，第二就是面向全国的高级管理人才招聘，可以给广厦投资决策的软肋及时补钙。广厦原有的人才在生产经营和项目经营方面是很不错的，但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广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广厦的管理人才不仅懂得生产经营、项目经营，更要熟悉资产经营、资本运作等现代企业经营方式。
当然现实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一步到位，但这次人才招聘确实是及时而且关键的。
1995年夏天，广厦的招聘广告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当时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的事情还比较罕见，何况还是个民营企业。不过中国人这时候对体制外就业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对民营企业也有了足够的信心。全国有近700人参加了应聘，王明和、徐征宇、梁阳等几位后来成了楼忠福智囊和广厦集团重要骨干的年轻硕士生，就是在这次招聘中进入广厦集团的。
这批人进入广厦后，首先在证券发展部（后改投资部）工作，主要为广厦研究未来发展的计划，为广厦上市做些准备工作。1996年2月，广厦集团通过的“九五”发展规划，就是这批新引进的年轻才俊和外面邀请的个别专家一起做的。这个规划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为广厦提出了在全国建设十大建筑市场基地的设想。
不过这一目标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楼忠福和广厦集团最为关键的一次机遇——争取主板上市，在1996年下半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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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生死时速（1）
总部迁移到杭州后的两年，广厦继续捷报频传。首先是1995年4月楼忠福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授予“中国经营大师”称号。1995年8月，广厦双喜临门，第一喜是“浙江广厦”的股票在浙江省股权交易系统掛牌上柜交易，第二喜是广厦集团被国家建设部评选为“中国建筑企业优秀企业”。广厦核心企业东阳三建，也有两喜，第一喜是1995年9月获“全国全面质量管理金屋奖”，第二喜是1996年1月取得国家一级建筑资质。1996年广厦还被浙江省政府确定为“五个一批”骨干企业。
这些荣誉和喜讯，又让楼忠福和广厦在向“国人”和“国企”转变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广厦集团的股份有限公司是1993年6月正式成立的，到1996年6月正好是三年。按照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条件之一是此前必须有三年的规范经营。广厦集团现在已经符合了这个条件，可以争取上市了。
尽管这只是必要条件之一，但楼忠福也格外高兴，因为为了等这三年，不但楼忠福不容易，连他老婆和家属都不容易。
1992年在中国重生的股票市场，对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来说都是新事物。广厦在1993年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不少勇敢的东阳人都持有广厦的原始股。这些勇敢百姓的心态是，反正大家都说股票能赚钱所以就买。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原始股票如果要变成真金白银，还要经过很多环节，还要等至少三年时间。所以到后来，他们见股票的事情还没有动静，就怀疑和责怨起楼忠福和广厦来。
一时间，各种蜚短流长的声音在小城东阳满天飞。他们甚至怀疑楼忠福把广厦总部迁到杭州，是为了骗钱逃跑。他们以各种方式去政府部门上访。楼忠福在东阳的家属，也跟着分享了这些原始股民的怀疑和责怨。甚至妻子王益芳在街上走的时候，都被人指着骂过。
众怒难犯，楼忠福知道要跟这些原始股民解释，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对于上市的事情，他自己比股民更急、压力更大，而妻子和家属受牵连的遭遇更让他难受。按照楼忠福年轻时候的脾气，妻子被人欺负，他是要拼命的了。可是现在楼忠福面对这个情形，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个从打铁铺里“锻造”出来的东阳汉子，此时早已“化为绕指柔”了。他知道现在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解释、争辩和发愁，而是想方设法争取上市。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民营企业，上市可不是要上就上的。中国的股市，初衷就是为了国企解困而设的，上市的指标都掌握在省政府和各个部委手里。当时整个中国股市上只有几百家公司，还有大批国有企业等待着脱困，广厦凭什么坐到这张请国企吃饭的八仙桌上？不少人都在暗地里讥笑楼忠福白日做梦。
但爱白日做梦的楼忠福对于“机遇的盛宴”，向来习惯不请自来。1996年10月，楼忠福得知国家建设部有一个上市的指标，便立即部署人马申报，同时向建设部申报的还有广州、上海、南京和长春的四家国有建筑企业集团。
广厦的申报材料很快就得到回复，建设部分管此事情的副部长在材料上有批示，大意是“这么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也想上市吗？”
楼忠福挨了一记闷棍，广厦的上市之路也一下子被堵死了。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垂头丧气。但楼忠福却跟没有事儿一样，反而笑嘻嘻地鼓励大家：“困难来了，在家里哭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解决它。这样想，困难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楼忠福有很强的“抗击”能力，副部长的一记闷棍是打不倒他的。没过多久，他得知这位副部长正在宁波考察，就立即赶了过去。等楼忠福赶到宁波后，发现副部长已经到了杭州，出席一个建筑行业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楼忠福又立即赶回杭州。
已经说“NO”的副部长当然不想再搭理楼忠福，而且他正要开会，也没有时间。但楼忠福却像一条蛇一样，紧紧缠住他不放。
“楼忠福，你们广厦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吧！就一个名额，这么多国企都不够分。你自己想想你们有资格上市吗？我现在马上就要开会！”
“部长，能不能给我5分钟，听我说说。”
副部长把手一抬，看了一下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6分钟，就说：“好吧！就5分钟，你赶紧说！”
这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