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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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瘫黄�40多岁被迫失业，屡遇困境。正是这些常人未曾遭遇的逆境，培养了任正非超常的竞底精神，当他找到通信制造业这个竞底方向后，终于激情迸发，全力要对跨国公司竞底，争做世界通信制造前三名。
华为拥有竞底组织最典型的特点：采用鲜明的色彩做标记（红色），喜欢动员口号，热爱雄浑激昂的歌曲，拥有堪称一流的洗脑文化，频繁地进行运动（如2007万人大辞职）。作为华为的标志性人物，任正非也常常直抒胸臆，自豪地放言“进了华为就是进了地狱”、“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确实充满了痛苦”，以及他广为人知的“狼性文化”、“压强原则”、“拧毛巾”，等等。
华为的竞底事例也让人惊心动魄。1992年任正非在巨龙、中兴之后，不惜借30％年息的高利贷，斥巨资研发万门程控。在五楼的研发动员会上，任正非悲壮地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一个有头脑、有一定财富的中国人，主动选择这样一条决绝的道路，极为少见。即使在成功后，华为的势头依然不减当年，2008年，华为在*CDMA网络百亿招标中，报价竟低至亿元，再次让世人为其“狼性”大跌眼镜。
华为的竞底在中国无人可比，自然在世界也无人可比，它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同样，竞底给华为带来的恶果，也常常被公众放在聚光灯下研究：
一是华为频发的横死事件（横死，包括自杀和猝死），由于华为内部激烈竞底，时有年轻人被打到底线；
二是全行业的利润微薄，任正非常常感慨：高科技像萝卜、白菜一样没钱赚，这就是竞底之祸，而始作俑者却是华为自身；
三是华为18年来没有原创产品发明，因为竞底战略强调决策专制、思想统一，本质上不支持思想开放，自然很难产生有价值的原创思想和产品。
竞底能让华为在通信制造业领袖群伦吗？当然不能，因为领袖型的企业是靠竞优造成的，如IBM、微软、*，等等。
华为未来的道路在哪里？我们将在第七章探讨。但可以简单地说，如果华为没有成功地从竞底转为竞优，总有一天，人们会对着一个华丽的庞大废墟感叹道：华为“成也竞底，败也竞底”。
案例：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的竞底实质
中国人并不擅长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因此很少形成较有影响的理论。台湾学者曾仕强总结出一套“中国式管理”，名噪一时，他说这种管理有三个核心，在此一一剖析如下：
1。“修己——洞悉人性，即洞悉人性动态变化，掌控变数，有效沟通，拥有丰沛能耐。”
“修已”，实际上就是对内竞底。而为何要“洞悉人性”呢？由于人性的动态变化，会导致底线的变化，因此，竞底者必须加以洞悉。如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竞底，往往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企业文化”的色彩。
高明的竞底者常常观察手下的被竞底者，离底线还有多远，以便掌握适当的竞底强度，以免击穿底线。如任正非在运转华为时，就得不断地观察：这块“毛巾”拧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再“拧”紧一点？或者是否拧得太紧了，该适当地松一点。这就是“掌控变数”。
2。“安人——知人善任，即掌握识人读心的领导能力，栽培能干得力的左右手。”
安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被竞底者安于被竞底的状态，同时栽培左右手，以便更好地控制下层被竞底者，以保持竞底组织的长期稳定运行。中国企业目前“安人”的较好办法，就是柳传志倡议的“入模子”，也就是员工比较痛恨的“洗脑”。
3。“治世——运筹帷幄，轻松愉快，宁静致远，日理万机而不失策。”
竞底战略运行的理想状态，是“不失策”，也即任正非所说的“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而所谓的“失策”，就是击穿了底线，“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
从对“中国式管理”的三个核心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竞底理论的部分运用而已。
为何这种“中国式管理”不能流行于欧美呢？因为他们的主流文化已经升级为竞优，竞底文化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如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后，想让欧洲员工像大陆或台湾员工一样加班（竞底），最终因员工依法抵制，最后明基不得不认赔8亿多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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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1）
竞底在中国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说它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民族性之一，恐怕一点也不为过。从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到现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公而忘私”、“活着干，死了算”、“没有任何借口”等风靡一时的口号，无一不浸透着竞底的精神。
无独有偶，在华为发生众多横死事件后，任正非在公众训话中，对此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充满了痛苦。”在讲话中，任正非没有反省，唯有对“艰难奋斗”的再提倡、再强调。
“头悬梁，锥刺股”压榨的是人的生理资源，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口号中，“人上人”是没有止境的，“苦中苦”也是没有限度的，但人生苦短，人们对苦难的承受底线，也不是可以持续地开掘下去的。
以提高人们对痛苦、对丑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绝不是提升人的价值的有效途径。正因为中国人实施的竞底战略，才出现了经济快速腾飞三十年，而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的“奇迹”，也才有打工妹18~20年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悲剧。
案例：重压下的花朵——中国儿童们的竞底式生存
竞底是中国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稍稍用心观察，就可以轻易在身边找到竞底的事例。
深圳荔园小学是市里一所有口皆碑的好学校，其教学特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平心而论，荔园的校长和老师们，都是极其负责的，否则，按照竞底特点，他们不可能安稳地在一所好学校里就职。
例如某年级八个班的语文课，由甲、乙两位老师负责，学校将按各班的平均成绩、最高最低成绩等一系列基于分数的指标，来考核甲、乙的工作业绩。如此一来，甲、乙老师为了使自己班上的学生在语文成绩上胜过对方，则本能地倾向于加大学生的语文作业。
同样，数学和英语老师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他们也会加大自己这门课程的作业，与语文老师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
各科老师竞相发力的结果，是可怜的小学生们负担日趋沉重。尽管深圳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孩子们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1。首先被剥夺的，是娱乐时间，在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前，童年的快乐自然无足轻重；
2。其次被消灭的，是正常生活时间，孩子们不再能轻松地散步，读课外书；
3。最后被压缩的，是起码的生理时间——睡眠时间。
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健全的人格，而不积极协助执行老师的竞底政策，那学生立刻就面临完不成作业、退步的局面。退步的学生拉低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必然会影响科任老师的“政绩”，因此科任老师会通过排名次、课堂批评、留校、召家长谈话等一系列措施，将学生纳入竞底的“正轨”，这些“纠正措施”显然将对学生的自信心形成重大打击，影响其人格发展。因此，家长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真配合老师，不让儿童玩、干家务，尽量集中所有时间在功课上。
那么，能否通过转学来改变境遇呢？实际上，所有“好”学校都和荔园小学的操作模式一样，而口碑差的学校，男生变坏、女生早恋的风险，不是一般家长所愿意承受的，这又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2）
正如李志强对他手下打工妹的生存状态了如指掌一般，学校对儿童们的压力也心知肚明，但校长照样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采取竞底政策，学校的名次退步了，那么教育局很可能摘掉校长的乌纱帽。
再进一步说，如果市教育局不对校长施加竞底压力，深圳市的升学率势必在广东省退步，那么教育局长也干不成。
照这样一直追溯上去，一个小学生所受到的竞底压力，可以最终追溯到*长乃至总理身上。而总理来自民众，反过来说，竞底的总根源还是出在民众的身上。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如此竞底，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又明智一点呢？中国刚开始研究生教育时，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个博士、两三名硕士，而现在居然能带100名博士。我的同学2008年来参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带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开玩笑：“这么多学生带得过来吗？”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项目，搞到钱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带，下面有一个团队，我在行内的人头熟，他们有问题我知道该让他们去找谁就行了。”
工科教授也许还有项目和经费的底线限制，文科教授们就更加可以竞底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带28个博士并不算多，还有一个教授带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这真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教授招研究生时，多多益善，但在带研究生时，不仅在知识传授上对他们实行掺水式竞底，同时也在工作报酬上对他们竞底。所谓的博士硕士，不过是教授的超级廉价劳动力。很多教授的专著，其实都是老师出个点子，完全由研究生们捉刀。而研究生们由于被竞底，收入微薄，且没有署名权，当然无心认真为教授打工，也反过来对教授竞底：从网上、杂志上大段抄袭别人的东西，填充在为教授撰写的专著中。
最后，底线被击穿，知名教授的专著被人指控剽窃。这样的闹剧，年年都在中国的学界上演着，其背后也有一条完整的竞底链在发生作用。
很多稍有远见的家长，早已对中国教育界的这种竞底深恶痛绝，但身处竞底世界，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长期陷入这样的竞底怪圈，家长不得不未雨绸缪，将孩子送至海外就学。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一套“理论”：有条件的话，应该送孩子出去读高三。因为中国高三的数学基本在复习，为高考作准备，海外的数学相对简单。此时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错，可以提前一年为海外的大学生活作准备。这一理论发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去了美国，两年后我在他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后，专门向他咨询有关情况，他讲了些让中国父母眼热心跳的逸事，如盛装到联合国为官员们演出，等等，但这些我并不太感兴趣，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刚见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大一学生一脸凝重，像个男人似的回答我：“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在美国我学会了怎么思考！”
仅此一点，我感到他父母为他花的那几万美元，就已经全部物有所值了。
柏扬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国是个大酱缸。实际上中国是个巨大的竞底角斗场，每一个老板都渴望将对手竞底，所以中国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价格战；每一个下属都在彼此竞底，所以才有“窝里斗”一说；甚至每一个小学生也在竞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后面。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3）
许多企业在创办之初，并不希望走竞底之路，而是想竞优，但由于竞底大环境的存在和不可避免，最终不得不竞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案例：联想的竞底抉择
和华为相比，联想在中国高科技行业耀眼的亮度，就稍稍逊色一些。这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
1。联想只是Intel、AMD的生产装配厂，比华为的技术含量差几个数量级；
2。每年所交的利税远远低于华为；
3。联想毕竟是中科院的企业，柳传志曾经同时兼任计算所所长，可谓是集13亿人口中的科技精英所办的企业，与华为任正非用两万元白手起家，起点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4。柳传志的父亲有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背景，1996年，香港联想巨额亏损亿港元，再加上不少死库存，经营已至绝境，最后由中科院出面担保，中国银行解决了一亿资金，联想才得以起死回生，如果华为早期遇到这种困境，恐怕十个任正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因为他没有背景。
在联想的发展道路上，有过一次轰动一时的倪柳之争。
对IT行业的后来者而言，这桩往事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但由于它颇能反映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路，因此我们不吝笔墨，旧事重提，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分析。
1984年联想创办时，既缺资金技术，也没有成熟的战略。于是柳传志邀请中科院顶尖计算机高手倪光南加入联想做总工，开始研制生产销售联想汉卡（在计算机行业，中国人只有在某个具有天然屏障保护的领域，才可能实施竞优战略，如汉字屏障下的输入法汉卡，会计制度屏障下的财务软件，信息安全制度屏障下的杀毒软件，而一旦没有了这些屏障，则无法竞优）。
倪光南不愧是技术高手，他不仅把汉卡做得很好，随后还研制出中国第一台“486”、“586”。整整十年，联想以倪光南的技术为基础，咬定“技工贸”的竞优策略，柳传志和倪光南度过了十年的蜜月期。
但汉字屏障带给联想的利润空间终于被吃干喝尽了。联想汉卡退出市场，联想靠技术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
是竞优还是竞底？倪光南和柳传志两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
倪光南率先提出自己的技术规划，做专用型品牌；这个想法被否决后，他又提出研制程控交换机，同样被柳传志以联想没有能力、没有条件为理由加以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