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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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 前言（1）
我阐述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赖以生存的世界缺乏正确和完整的认识，原因在于，我们试图去认识世界，但是我们自身又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诚然，妨碍我们了解世界的因素并不止于此，但当你去理解人间诸般言行事物时，我们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便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存在认知缺陷的人类与真实的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人类冀望了解所生存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另一方面，人类企图影响世界并谋求生存状态的改善，我曾经称其为参与功能（participating function），但出于某种目的，我觉得在这里称其为操控功能（manipulative function） 更合适。两种功能如果可以彻底分开，就可以分别达到各自的理想效果：参与者的认识变为知识，其行动亦可达到预想目的。因此，人们很容易断言：这两种功能的确能各自发挥作用。这种假设也的确大行其道，尤其是在经济学理论界。但这一假设并未经过证明，事实上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经过参与者（participants）的特殊努力才能使这两种功能分开，这很像是一些头脑简单又一门心思追求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们所做的事情。但如果社会科学家们深入研究的话，结果就不一定是这样了。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往往对这个事实不加理睬，其原因我在后面会有所涉及。
当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同时运行时，二者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在经由认知功能产生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把各种社会现象看做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只有这样，现象才会被当做事实，观察者才会对事实做出相应的判断。类似地，决策也需要基于知识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然而，当两种功能同时作用时，现象就不仅仅包括事实了，其中还含有对未来的目标和预期。过去发生的事实是唯一确定的，但未来如何则要看参与者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因此，参与者无法把其决策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原因在于他们不仅要考虑当前和过去，还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环境中，对未来抱有的目标和预期会在参与者的思维和他所处的环境之间建立一个双向的连接通道，而这对思维和环境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既把不确定性糅入了事实过程，又使参与者的观点无法形成知识。
在函数唯一性的确定问题上，因变量的值要由自变量决定。在认知功能函数中，实际事态（actual state of affairs）可视为自变量，参与者的观点则是因变量。在操控功能函数中，情况正好相反。在交互影响下，每种功能都因对方的存在而丧失了用于求解的自变量。我把这种交互影响命名为“反身性”（reflexivity）。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事态之间如果缺乏共性（lack of correspondence），那么自反情形就会出现。以股票市场为例，人们基于对未来股价的预期而买卖股票，但股价的涨跌却要看投资者有什么样的预期。这种预期不能形成知识。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参与者必须在其决策过程中引入主观判断或倾向性意见，其结果很可能与预期相左。
经济学理论一直竭力把反身性排除在学科体系之外。起初，古典经济学家简单假定市场参与者的决策是基于对事实的完全认知：完全竞争理论的前提假设之一就是对事实的完全认知。基于这些假设，经济学家构建了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并声称参与者的决策取决于这两条曲线。当这一说法面临攻击时，他们就说这是历来公认的方法论，以此作为挡箭牌。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的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认为，经济学只关心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而不管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形成的。 他把需求和供给视为给定的常量，这样就不存在二者之间的反身性互动问题了。这种提法后来在理性预期理论那里发展到极致。理性预期学派想方设法得出一个结论：未来市场价格的决定是可以不受其他变量支配的，也不为市场参与者的偏见和错判所左右。。 最好的txt下载网
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 前言（2）
我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完全曲解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出了学术圈，理性预期理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了，尽管如此，认为金融市场能自我纠偏并趋于均衡的理念仍旧是当前金融市场的主流范式，已然主宰金融市场的各种合成型工具和估值模型也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然而我认为，当前流行的范式是错误的，亟待新的范式取而代之。
事实上，市场参与者无法将其决策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双向的反身性联系给二者都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无论对市场参与者，还是对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的当局而言，都存在这一问题。市场参与者和监管人员的行为基础都是对所处的情境缺乏完全的认知。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的双向反身性关系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因素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那么我们的理解和应对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的概念框架里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社会活动与自然现象在结构上大不相同。在自然现象中，一组现象与另一组现象之间存在着一条因果链。然而在人类活动中，事件发生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其中不仅涉及事实，也涉及参与者的观点，此外，各参与方的互动结果也成为因果链条中的因素。人类活动的任何时刻都存在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双向联系：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当前情况（包括事实和观点）；另一方面，他们还希望对当前情况施加一些影响（这同样包括事实和观点）。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的互动侵入了因果链，导致因果链不能从一组事实直接导引到下一组事实，而是反映出参与者的观点，同时，也对这些观点施加了影响。由于这些观点不是对事实的回应，因此在事件过程中产生了不确定性因素，而这在自然现象中是不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影响到事实和观点，而自然现象也不一定是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定律决定的。例如，韦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又名测不准原理，Heisenberg誷 uncertainty principle）并没有说明量子粒子或波的行为是符合决定论的，而只断言其行为是无法确定的。在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法则。
我是用真理符合论和反身性概念来解释社会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反身性在逻辑学中是指一个事物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我在此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下参与者的思维和他所处境况之间的双向联系。
知识体现为真实的表述。当且仅当一种表述符合实际时，才是真实的表述。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道理。为了建立符合关系，事实和针对事实的表述必须彼此相互独立。但是当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所希望认识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一条件是无法满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者无法基于知识做出决策的原因。面对知识的缺乏，他们不得不诉诸于经验、本能、情感、神灵或其他误区，靠臆测予以弥补。正是参与者的偏见和误判使得事件过程出现了不确定性因素。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非同凡响。一个不解之谜在于：为什么反身性这个概念没有广为接受呢？就金融市场而言，我是知道答案的：反身性概念妨碍了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妨碍了他们像自然科学家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那样去解释并预测金融市场的走势。经济学家为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并维持其地位，竭力把反身性概念清除出其学科体系。我觉得，既然社会活动的结构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那么用牛顿物理学框架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就是错误的。 。。
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 前言（3）
谈到事实的其他范畴（realms of reality），我没有太大把握，因为我的哲学功底不够深厚。我的印象是，哲学家在很多方面都抓住反身性这个问题不放。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理论理性（即认知功能）和实践理性（即操控功能）的区别。作为哲学家，他们过分关注认知功能，却没有对操控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哲学家们注意到自相关（self…referent）陈述中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古希腊克里特岛的哲学家伊壁孟尼德（Epimenides）提出的，他说：“凡是克里特岛人都说谎。”这一说谎者悖论最终启发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了自相关性陈述和非自相关性陈述的区别。分析哲学家也研究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上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言语行为是指对某一境况的陈述反过来又对所指称的境况产生了影响。这些哲学家都把兴趣主要集中在问题的认知方面，对社会活动与自然现象在结构上存在差异这一事实却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与之相反，我主要的灵感源泉…卡尔·波普（Karl Popper）却提出了方法统一性原则（unity of method），即应该使用一样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当然，这并非是这方面唯一的观点，但对渴望获得与自然科学家相同地位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观点甚为流行。然而并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是这么想的。人类学的学者和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连模仿一下都不愿意，正因为如此，他们与那些尝试去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影响力要小得多了。
反身性理论意在阐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只能用于解释一小部分现实。自然现象的发生和人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自然科学就有确定的把握对事物的发生进行解释和预测。而反身性只限于解释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当参与者无法在知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情况下，这就给社会科学制造了难题，而自然科学却根本不受这些影响。
反身性就像一个圆圈，或者称之为参与者观点与实际事态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并不是根据他们所面对的实际境况做出决定，而是凭着自己对境况的感知和解读做出决策。他们的决策对境况产生了影响（这就是操控功能），而境况的变化往往又改变了他们的感知（即认知功能）。这两种功能不是一先一后，而是同时起作用。如果反馈是有先后次序的，就会形成一个唯一确定的顺序，从事实到感知，再到新的事实，再形成新的感知，不断延续。由于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因此参与者的感知和事实境况就都变得不确定了。我们发现，用这种反身性理论非常有助于解释金融市场的走势。不论我们把它叫做圆圈，还是反馈回路机制，都不过是种叫法，这种双向的互动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这个圆圈不代表解释过程出现错误，相反，拒绝这个圆圈的存在才是大错特错，反身性理论就是来修正这个错误的。
社会科学遇到的这种难题不过是参与者所处困境的一种次要的表象罢了。参与者的观点能影响事实进程（未来情况如何受其决策的左右），但参与者又无法基于知识做出决策。他们必须对事物提出观点，但其观点又可能不符合实际事态。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他们都不得不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行事，而这些信念却又并非源于实际。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多半充满了对事实的误读和各种误判，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一新颖的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就是反身性理论所阐发的主要内容。当前的金融危机恰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
在详细阐述反身性理论之前，为了更好地做些铺垫，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我是怎么从这么多年的经历中总结出这个理论的。读者会发现，这个理论出自我个人的经历。在我年轻时，我就知道，即使前提错误，思想意识也能改变实际境况，我还知道，有时正常的法则会丧失作用，而不正常的法则反而会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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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 背景（1）
我一直对哲学挺感兴趣。年轻时，我就想知道我是谁，我所生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甚至最早听说死亡是怎么回事时，我还在心里描摹了死亡的那一刻。十几岁时我就开始阅读哲学经典。对我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德国纳粹1944年占领匈牙利之后的那段日子。1947年，我移居到英国。
塑造我一生的是1944年的那场经历。我在此不想详述那些事情，因为我父亲比我做得好。 想想看，一个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的14岁少年，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就可能横遭被驱逐或杀戮的命运。幸运的是，我父亲对可能面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在西伯利亚经历了俄国革命，那段日子也是塑造他一生的经历。当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志愿到奥匈联军中服役，后来被俄国人俘虏押解到西伯利亚坐牢。他在狱中雄心未泯，成为狱友所办的一份报纸《木板报》（The Plank）的编辑。之所以称为《木板报》，是因为手写的文章都张贴在一块木板上。作者会躲在木板后面倾听读者的阅读评论。我父亲那时深受狱友喜爱并被选中当他们的代表。当附近的集中营有一些俘虏越狱逃跑时，其代表就会被枪毙以示报复。我父亲没有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坐以待毙，而是组织领导了一群人越狱逃亡。他们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顺河道漂流到大海。可惜他的地理知识掌握得并不好，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的河流都将流入北冰洋。顺水漂流了几个星期后，他们才发现是在向北冰洋逃亡，于是他们又花了数月穿越西伯利亚的亚寒带针叶林才回归文明世界。同时期，俄国爆发了革命，他们又被卷入其中。经过不少艰难险阻，我父亲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匈牙利。然而如果当初没有越狱还留在集中营的话，那么他早就返回家中了。
到家后，我父亲完全变了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对他影响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