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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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状态（8）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metanorm），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如果后设规范得不到妥善的遵循，人类会发起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Trivers）所称的“说教型进攻”。＇31＇某命案的结局与自己利益毫不相关，但人们仍想看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解释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戏剧为什么特受欢迎，还解释了人们对巨大丑闻和罪行为什么着迷关注。
规范化行为植根于情感。它促进社会合作，明显提供生存优势，协助人类进化至今。经济学家主张，盲目遵守规则在经济上却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计算得失，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和适得其反。如必须跟伙伴不时谈判新规则，我们会陷入瘫痪，无法从事例行的集体行动。我们把某些规则当作目标本身，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大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宗教进一步加强这种稳定，并扩充潜在合作者的圈子。
这在政治上造成难题。很多案例中成效明显的规则，遇上短期的特殊情况，却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功能失调，因为导致其产生的情形有了大变。制度规则是很“黏糊”的，它抗拒改革，变成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
寻求承认的斗争
规范被赋予内在价值后，便成为哲学家黑格尔（GeorgW。F。Hegel）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的目标。＇32＇寻求承认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经济行为中获得物质的欲望。承认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借此，个人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习俗、信念。我作为钢琴家或画家，可能很自信。如能获奖或售出画作，我会有更大的满足。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承认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寻求承认的斗争，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它是零和（zerosum），而不是正和（positivesum）。即某人获得承认，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地位只是相对的。在地位比赛中不存在贸易中的双赢情形。＇33＇
寻求承认的欲望有其生物学根源。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在各自的族团中，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凝聚成员，一致对外。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证繁衍成功。在包括人类的各种动物中，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serotonin），会获得大幅提高。＇34＇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其寻求的承认不同于灵长目。黑猩猩雄性老大只为自己寻求承认，而人类还为抽象概念寻求承认，如上帝、旗帜、圣地。当代政治的大部，以寻求承认为中心。对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者、土著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历史理由相信，自身价值从没得到重视。这些寻求可能有经济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并不是目标本身。＇35＇
我们今天把寻求承认称作“身份政治”。这类现象主要出现于流动且多元的社会，其成员可具多重身份。＇36＇甚至在现代世界出现之前，承认已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动机。人类奋斗，不仅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体，要求外人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上帝、传统。所采取的形式，有时是统治外人，更多时候是相反。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即避免隶属于不配的外人。犹太人三千多年前逃离埃及的奴役，以后每逢逾越节所庆祝的，就是此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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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状态（9）
承认现象的根本所在是裁决他人的内在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强迫的承认毫无意义，自由人的赞美远远胜过奴隶的卑从。群体钦佩某成员，因为他显示出彪悍、勇气、智慧、判决纠纷时的公平，政治领袖遂得以产生。政治可说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也是追随者的故事。大众甘做部属，愿意给予领袖更高地位。在凝聚且成功的群体中，部属地位是心甘情愿的，这基于领袖有权统治这一信念。
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认可自个人移至制度—转移到持续的规则或行为模式，像英国君主制或美国宪制。在这两个范例中，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以及合法统治所带来的权威。合法性意味着，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我们相信，当代社会的合法性，表现在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但在历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米；花；书；库； ；__
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凝聚可源自自利，但光是自利不足以诱使追随者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生命。政治力量不仅是社会可掌控的公民人数和资源，也是对领袖和制度合法性的认可程度。
政治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构件来组建政治发展的理论。人类虽然自私，但却是理性的，如经济学家所称的为自利而学会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会性的既定途径，为人类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
·包容适存性、亲戚选择、互惠利他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戚和互换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关系，又偏爱在无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理性。心智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常被赋予内在价值。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承认，或对自己的价值，或对自己的上帝、法律、习俗、生活方式。获得的承认成为合法的基础，合法本身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
这些自然特征是社会组织益加复杂的基础。包容适存性和互惠利他，不仅属于人类，也见于众多动物，为（主要是）亲戚小群体的合作作出了解释。人类初期的政治组织，很像在灵长目中看到的族团社会，如黑猩猩的。这可被认作社会组织的预设。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倾向，可通过新的规则和奖励加以克服。譬如，颁发规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种意义上，较高层次的制度则显得颇不自然，一旦崩溃，人类就会返回较早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我讲的家族制的基础。
第二章 自然状态（10）
人类以其抽象理论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环境和调节社会行为的新规则，远远超过黑猩猩中存在的规则。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他无形力量的观念，订下新规则和相应的奖励。不同种类的宗教大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并不断开发社会动员的新形式。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内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时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件。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是基本不变的。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人类社会分支蔓延，填补世界上多样的自然环境。他们在特定进化（specificevolution）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此外，各群体也在互动，在促进变化方面，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不相上下。
分隔甚远的社会，对政治秩序问题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多数社会随后发展了国家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方式。中国、中东、欧洲和印度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却发展出相似的制度，如中国、欧洲、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近年来，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只在实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会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
第二章 自然状态（11）
进化与迁移
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所谓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Erectus）和巨人（Homo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往亚洲北部。三十至四十万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赫赫有名、散居多处的尼安德特人。＇37＇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modern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开发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约在五万年前，这个其成员可能仅150人的群体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缺乏书面材料，但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余下的DNA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Y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基本上完好无损。相比之下，线粒体DNA是陷入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数百万年前，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线粒体有它自己的DNA，可与Y染色体媲美，由母亲单传给女儿，也基本上完好无损。Y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的突变，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计算这些基因突变，弄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口遗传学家便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因为在中国、新几内亚、欧洲、南美洲，当地人口都可回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一个族团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进入现已不存的巽他大陆（Sunda，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和萨浩尔大陆（Sahul，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他们的迁移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冻成冰帽和冰川。与今日相比，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依据遗传定时法（geneticdating），我们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四万六千年。这表示，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仅花费不长时间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
其他族团离开阿拉伯半岛后，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前者经过近东和中亚，最终抵达欧洲。在那里，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约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已有人抵达智利南部。＇38＇
巴别塔（TowerofBabel）的圣经故事称，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驱散到各地，令他们讲不同语言。在比喻意义上，这确是真相。人类迁移到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发明新的社会制度，开始退出自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