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经济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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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确如此。但科学代替不了董事会的投票，也不能拉动股价。难道塞莱拉的股东们不希望公司从投资中赚钱吗？
这里还有一个谜。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宣布暂不研究“癌症可能涉及的50多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的专利持有人“要么不答应，要么索取不合理的专利税”。
3 公司的一位主管这样说。为什么这些专利持有人不同意让百时美施贵宝先治疗癌症，以后再分享利润呢？
这些神秘的企业行为内有关联，它们皆源自一项所谓的“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mons）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妨先从我们熟悉的东西说起吧：海洋里的鱼。这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能分享到的“公有资源”（mons）。要是太多人都能使用一种资源，我们往往会过度使用，于是我们捞光了海里的鱼。这种不经济的过度使用，叫做“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mons）。如何解决这一悲剧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靠创造私有产权来加以解决。私人所有者大多会避免过度使用，因为保护和留存自身掌握的资源，与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遗憾的是，私有化也会过火。有时候，我们为一种资源创造了太多的所有者，人人都可以禁止他人使用，合作搞不成，资源被浪费。假设一对兄妹继承了家里的房子。“身为父母，我们都以为自己过世后孩子们会和睦相处。”一位地产规划专家说，但把房子留给孩子，“铁定招来灾难。”
4 一个人想把房子租出去，另一个人却表示反对。要是两人达不成协议，谁都动弹不得。
5 房子白白空着。这就是困局。
现在假设有20甚或200位业主，每个人都能阻止其他人，结果谁都无法动用资源。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困局，一种无形的反公地悲剧。之所以说“无形”，是因为资源是否得到充分使用，是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人人都能看见浓雾弥漫的空气，这是典型的公有资源过度使用。但倘若数以十计的专利持有人妨碍了大有希望的药品研发工作，谁能判断得出来呢？由于反公有资源（antimons）未得到充分使用，救命的治疗方案无声无息地泡汤了。困局即是悖论：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
诸如IBM、塞莱拉和百时美施贵宝等明智的企业已经洞察了困局的无形成本。这些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干脆不再浪费精力整合支离破碎的所有权，而是直接放弃公司资产，重新到阻力较少的领域进行投资。创新的机会无声无息地溜走了。
但这一乱局亦有反面。重组破碎产权是时代的一大创业和政治机遇，我们可以收回迷失在反公地悲剧里的财富。一旦学会辨别困局，你定会同我一样深信，反公地悲剧带给企业世界以及我们的政治、社会及日常生活的成本，是可以减少甚至逆转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你甚至能从所有权重组中找到赚钱的办法。但要想解开困局，首先得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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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的强盗贵族
中世纪的时候，莱茵河是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一条重要的欧洲贸易通道。6商船支付一笔小额过路费，便可保证通行无阻。但到了13世纪，帝国实力走弱，德国的贵族们开始沿着莱茵河两岸修建城堡，非法征收过路费。“强盗贵族”们设立的收费亭越来越多，水运越来越没赚头。莱茵河水依旧流淌不息，可船夫们再不肯费事走水路了。7
如今，莱茵河沿岸上百座破败的古堡，成了游客们喜爱的旅游景点（在极短的河道两旁，修建了好几座城堡）8。它们密集排列在一起，你可以轻轻松松地骑着自行车游览。可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所有人都为此吃了苦头，连贵族也不例外。欧洲的经济馅饼缩小，财富消失。太多的过路费意味着贸易日渐稀少。
为理解困局，我们把上述场面升个级。所有权一诞生，“收费站”就会出现—人们一直在以各种你意识不到的方式创造产权。当今的强盗贵族是政府官员、普通的公司，甚至任何个人。现在日渐消失的水运贸易，是浪费在人为财富界限之间无数的企业活力和投资。倘若太多的政府机构或私人所有者都能阻止他人染指共享资源，或是为使用共享资源私设条件，他们就损害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这里举一个当代“收费站”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颁发移动电话服务执照时，把全美分成了734个区。一位记者如此形容：“由于分成了这么多个小块区域，很难建立起全国性服务，因为它们就好像是成千上百个小封地，各有各的利益。”9
到了今天，美国无线电话服务网的覆盖面积比好多其他发达国家小得多。在美国，“幻影收费站”意味着“大部分频段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置的”，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丹尼斯·罗伯森说。总之，“好不荒唐！”频谱困局的无形成本是什么？《福布斯》记者斯科特·伍利做了回答：“美国最宝贵的一项自然资源，受困于过往的时代和技术，成了废物。落伍的技术霸占了大量用不着的频段，新兴的技术却因为频段不够用而拼命挣扎，大有希望的未来产业奄奄一息。”10
美国的宽带发展水平相当于中世纪，频段收费站造成连接速度缓慢，通话频繁掉线。由此造成了数以万亿计的经济发展损失，放弃创新更带来了无法衡量的伤害。困局状态，铸就了这一“公用电信悲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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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药物之困局
有时候，反公地悲剧事关生死。例如，一种大有希望治疗帕金森病的药品，在药店里却买不到。某家“大药房”的研发部主管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们实验室的科学家就发现了这种药（就叫它“化合品X”吧），但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们却阻碍了它的发展。要是“大药房”和生物科技公司携起手来，它们或许都能赚上一笔，我们甚至有可能已经征服了帕金森这种可怕的疾病。但这位研发部的主管，却被一种当时还叫不出名字的问题弄得灰心丧气。他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解释。那篇文章是我和一位同事联手撰写的，阐述了生物医学私有化和药物研发之间的荒谬关系。12
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开始允许人们对归属于药品开发名下的大量医学研究工具和测试申请专利。有了这些专利，专利持有人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自己发明的东西。除此之外，所有权范围的扩张，引发了“生物技术革命”。由于赚钱大有希望，私人热钱投进了基础科学。生物科技公司刚一发现诸如化合品X之类的药品能够影响大脑通路，就为其申请了专利。很多时候，专利权也的确带来了更好的药品检验和更安全的药品。
但这项改革也存在出人意料的副作用。随着专利权的累积，它逐渐变成了“幻影收费站”，阻碍了新药开发的步伐。莱茵河上的船夫要向每一个贵族的厘卡缴费，开发化合品X的公司，也需要向测试相关的每一项专利的持有人付钱。哪怕只忘了一个人，也会招来昂贵难缠的官司。每一位专利持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发现至关重要，并有权索取相应的费用，到最后，他们要求的金额总计已经超过了这种药所能带来的预期利润。没有哪位专利持有人会首先让步。生物科技公司看重的是私人收益，可这些理性的个别决策放在一起，却危及了化合品X等新一代药品的市场。
这个故事没有幸福大结局。再也没有哪家公司有勇气整合所有必要的研发工具。怎么做才可能付清所有专利持有人索取的费用，又让这种新药赚钱呢？研发部的主管没盘算出来，所以，他调整了主攻方向，转而从事一些野心没这么大的项目。研发资金用到了现有药品的创新上，因为这些药的潜在专利本来就归该公司所有。实验室不得不把化合品X束之高阁，哪怕明知它技术可靠、市场庞大，并有可能一举消除帕金森这一顽症。
这位知情人要我对当事公司的名称以及化合品X的细节保守秘密。他仍然指望有一天能整合必要的知识产权，所以不肯向竞争对手和管理机构摊牌。就本文之目的而言，他的身份无关紧要，因为碰上这种事的不止他一个。每一家医药公司都处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下。没人愿意掀开这道专利谜局，没人会透露自己放弃开发的潜力新药。13
生物技术研究人员并不是坏人，他们不过是照着现行专利制度做事罢了。从单个专利持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完全合理，但从整个社会福祉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做法无异于强盗贵族。为掀起生物科技革命，联邦政府在无意间为基础医疗研究创造了一个妨碍协作、阻塞救命药品开发的专利权环境。
化合品X并不是困局的唯一受害者。丧失潜在利益的，也并不仅仅只有研发实验室。疾病使得家庭痛失至亲，社会惨折栋梁。研发科学家们悄悄向我透露了好些内幕：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品Y，针对某一癌症的疫苗Z，还有其他潜力治疗措施，全都因为专利持有人太多而搁浅了。这些搁浅新药便是无声的悲剧。数以百万的患者，被原本可以治愈或预防的疾病折磨至死，可没人提出抗议。本该发明出来的救命药品没出世，这事你到哪儿去抱怨？要怎样才能调动起公众对药品创新困局的怒气？
桂格公司的“大英寸”地契赠礼
幻影收费站这个说法，抓住了反公地悲剧的一个特点。生物技术专利持有人、政府管制机构或者强盗贵族，一个接一个地要求瓜分利益。此外还有一种想象困局的方式。多名所有人一股脑儿地出现在你面前，每人手里拿着一块拼图，要想拼成完整的画面，你非得把每一块都买下来不可。14
世界上最小的公园
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了一定年纪的读者，想必还记得桂格公司出售地契的故事。15 20世纪50年代末，桂格燕麦公司买下了克朗代河一块20英里长的灌木地，并将之分成2 100万块小片土地，每块的面积都是1平方英寸。接着，他们把每小块空地的地契装在标有特殊记号的燕麦盒子里。公司的广播发言人，来自俄克拉何马育空市的普雷斯顿军士，在每周的电台节目上提到了这件事，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了抢购潮，孩子们抓狂地想得到地契。我拥有编号为#Q578898的土地地契，16 你也可以在eBay上给自己买一份地契。
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吗？确实有问题。对桂格公司有好处的事情，不见得对我们其他人也有好处。桂格公司犯不着费心考虑这些小块土地将来的用途，毕竟，营销活动已经成功结束了。可是，假如有一天这一区域发现了石油或天然气，开采者必须拿到所有地契才能动工。那么，就算每一个拥有地契的人都愿意通过协商让出开采权，石油还是会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光是把所有业主找出来，跟他们讨价还价，这部分成本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倘若法定权利太过分散，无法有效使用，又没有简单的工具可以重整所有权，那么人人都会为此承担无形的成本。
为解决这些无形成本，立法制度设计了一套限制所有者任意分割其产权的古怪规定。地产税一类的日常琐事，以及“反永续规则”（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地产规划路障，每一代法律系学生看到它，都会不由得打个哆嗦）等晦涩法律，都具备克服或预防困局的作用—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7 这些规则似乎与个人订约自由背道而驰。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财产？就算我们把它分得太碎，又有谁会遭罪呢？现在，你大概能看出限制分割规则的原因所在了：充当天然工具，控制桂格地契一类的创意行为。
由于桂格公司仅仅把地契当成一个营销策略，根本没有考虑这片土地的未来用途，自然也没有去登记、支付土地税。等未付的土地税累积到大约37美元的时候，这块地重新收归州政府，整块拍卖给一位私人所有者。于是皆大欢喜：桂格公司卖掉了好多麦片，育空市政府使得土地重归经济用途，我的地契变成了纪念品。可有一位地契持有人不乐意了，他本来想把名下的“三大块”（面积3平方英寸）捐献出来，造一座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小男孩往当地地契办事处寄了4根牙签，说要给自己拥有的那一小块地修个栅栏。除去这些，法律倒确实做了它该做的事。18 地产税充当了整合小块土地、破解困局的无形之手。
五十英里混凝土
其他“大英寸悲剧”的后果远比麦片公司创造的这一起严重。我们经常眼巴巴地坐在机场候机，飞机要么是迟到了，要么是准点到达却没地方可降落，只好在半空兜圈子—这就是管制版“大英寸困局”造成的恶果。1978年，航空业取消管制，乘客周转量翻了3倍。那么，打那以后，美国新建了多少座机场呢？只有一座：1995年建起来的丹佛机场。地方社区的行动就跟持有桂格地契的业主一样，阻碍了新建机场所需的土地整合。不仅美国如此，国外亦然。19 居民们想法设法地推迟、阻挠机场建设项目。由于有能力控制地方土地使用规划流程，他们甚至不需要拥有土地，就能制造困局，阻止必要的建设开发。
居民们还阻止了现有机场的扩大改建工程。几十年来，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一直迫切需要重新规划现有跑道，并增建新跑道（新的喷气式飞机跑道，每条约两英里长）。本森威尔和艾尔克·格鲁夫村的业主们阻止了这一项目的进行。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纽约、西雅图、达拉斯和洛杉矶，但凡有地方需要扩建机场，我们就会碰到困局。根据空中交通管理协会的说法：“只要在全国最繁忙的25座机场多修50英里混凝土跑道，就能解决大部分飞行延误事件。”20
困局不仅阻碍了机场的地面建设，还限制了空中交通能力的扩容。在纽约市，只要对飞机到港离港的通路加以优化，就能减少20％的空中延误。现有的一部分航线年代太久了，还是靠飞行员顺着哈德逊河飞下来，从窗口目测篝火和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