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风云二十年(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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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周发电报到上海，报出国库券的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在当时已经是先进、高效的交易网络了。比杨百万雇人全国打听行情的方式先进多了。
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它们库里还压着
1 000多万元的国库券。该公司就联系到阚治东，希望把这些国库券变现。
报价后，阚治东觉得很合算，1 000万元国库券全数拿下。这
1 000多万元国库券，一次就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一笔生意利润百万元，再对比一下杨百万，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但杨百万赚的钱归自己，阚治东赚的钱归集体，可如果没有阚治东呢？集体能赚到这笔钱吗？当然没有组织的资金，阚治东和组织同样也赚不到这笔钱，功劳想不明白，最后的利益分配就难以进行，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是差别巨大的，责、权、利三者的平衡问题，这一点到现在也还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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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数艰难起步
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后，业务部的工作人员编制了“静安指数”，诸位，请注意，这可是中国证券历史上的第一个指数。该指数是以静安证券业务部、虹口证券业务部挂牌交易的上海八只股票为样本，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基数修正法综合计算出来的，这反映了当年上海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指数。静安指数基期为1986年9月26日，也就是静安证券业务部第一批股票挂牌交易日，基期指数值为100点。静安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后，受到了投资者和媒体的关注，当时一些媒体认为，静安股票指数的推出，再创证券市场一个第一，从此A股市场有了一个晴雨表，投资者也用不着为当天股市涨跌而费脑筋，只须看看指数即可。
在该指数的编制过程中，阚治东参与其中，在那几年，阚治东还主编了股票知识普及读物《曲线的秘密》一书，介绍各类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以及各种反映股票价格走势曲线图的解读方法，如点线、棒线、蜡烛线和日线、周线、年线等。
深圳股票市场也是刚刚起步，股票不好卖啊，原始股没人买啊。想想这种日子都心动啊，朋友们，这可是中国千年历史上少有的暴富机会，稍纵即逝。
1988年上半年，深圳证券公司负责发行深发展（000001）股票，市场价21～25元，要知道1988年深发展当年每股盈利是元，每股净资产是59元。1989年，证券公司给深发展挂出了35元的价格，让市场小有振动了一下，但市场价格也比每股净资产低20多元。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刘志强还动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结果刘鸿儒的答复是：“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
交易市场冷清，股票更不好卖，等1988年年底万科（000002）发行股票的时候，差点把深圳证券公司坑死。当时万科计划发行
2 800万股，其中深圳特区证券包销600万股，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代销600万股，剩下的万科自销。
一个月包销期过去了，深圳特区证券包销的600万股只卖出了3/4，该公司最后咬牙自筹资金，把这150万股股票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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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股票引发的悲喜剧
深圳特区证券咬牙买万科股票，而万科自销的那部分，也是无比艰难。
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王石的老朋友刘元生闻讯救急认购360万股。这一认购就是20年，现在刘元生的这笔投资已经价值20亿元左右了。
万科对此次资本起航之旅最津津乐道的段子是：
有一次，万科的人员通过深圳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万科的人员还没介绍3分钟，下面的个体户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万科的此次个体户开会，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988年，53岁的巢中立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携妻儿南下闯荡。万科首次发行股票时，个体协会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体户买股票，抱着“只当买了国库券”想法的巢中立斗胆买了3 000股，不久，股票就从1元钱一股涨到了28元，他全部卖掉，赚了第一笔轻松钱。尝到甜头的巢中立迅速投身股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万身家。
轻易到手的财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后，巢中立离婚、结婚、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和第二个女友分手……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60多岁的巢中立在常德悬梁自尽。
同样的机遇，成就了刘元生，却给巢中立打开了不同的一扇门。
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把握财富，如何做好自己，诸位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好好感悟一下。
附带一句，万科的股东里还是混迹了几位股市大鳄的。
1990年，万科召开股东会，一位散户发言说：“我看好万科发展的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一些大股东却在抛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这位散户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第一次牛市来了
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1989年，深发展派息分红，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由此引爆。
1989年年初，深发展派息分红，1989年年中，深发展又推出年中分红，两股送一股，股价在除权后，很快就又回到了35元以上。
精于计算的人自然会发现，如果在1987年拿400元，以每股20元的价格，买入20股深发展，现在已经拥有了30股，如果以每股35元的价格卖出，即使不算红利，两年时间，最早的400元已经成了1 050元，国库券、银行利率哪能望其项背啊。其后，深发展股票价格开始直线上扬，半年时间已经逼近每股120元的价格。
1989年年底，深安达（000004，现在的ST国农）发行，抢购局面开始出现，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 000股，短时间内，500万股深安达股票全部售罄。
1990年3月，原野实业（000005，现在的世纪星源）发行1 650万股，引发万人空巷，凌晨1：00证券公司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龙，面对人山人海，主管部门紧急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第二天早上证券公司开门时，人如潮水般涌动，把证券公司的玻璃柜台都挤碎了。一江之隔的香港媒体都为此次抢购所震惊。
如此火暴的股票发行场面，自然推升了股价。深发展1990年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每股元，柜台交易数据显示，到1990年4月底已经上涨到了11元，4个月涨幅达到290％。
随后股市全面飙升，从4月到6月，两个月时间，深发展已经涨到了24元，相比年初，半年之内涨了900％左右；万科从元涨到了元，上涨了476％；金田从24元涨到了81元，上涨了237％；安达从元涨到了8元，上涨了433％；原野从13元涨到了52元，上涨了300％。
巨大的财富效应举国关注，全国股民开始向深圳涌来，按当时的报道称，某村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的钱来深圳炒股；港澳台的一些资金也悄然介入；就连普陀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派僧人来炒股。
按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从1990年3月份开始，证券公司门外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都阻断了。股票买卖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深圳市大量企事业人员已无心上班，全面投入股市。
面对始料不及的这波狂潮，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并开始出手调控股市。
牛市引发的高层担忧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对此轮牛市在《百年潮》杂志中，曾撰文做过这样的回忆：
1990年5月，深圳市股票市场突然出现了“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深圳有3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不过5家企业，其中较大的是深发展。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猛涨，导火索是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深层次原因则是深圳靠近香港，当地人对股市了解、接受得比较快。深圳市场国债买卖向来不够兴旺，股票却很兴旺，也与此相关。
当时，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引起了震动，深圳人买，外地人也去买，一下子形成热潮。当时3个窗口网点门外马路边都是人。在炒买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深圳热起来以后，上海也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与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进行了3次调查，然后向国务院做过汇报，也与深圳、上海市研究过一些规范意见。
因为股市非常热，这引起社会上不同的议论和反响。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国内有些方面的负责人于是提出来，是不是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继续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股票市场面临关张的可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
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领导。有5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做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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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控出手
在人民日报社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之后；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
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问题是，对于种种利空，市场毫不理会，股价继续飙升，从6月到10月，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元，如果从年初算起，一年的涨幅将近30倍；万科从元上涨到元，上涨了129％；金田从80元左右上涨到215元，上涨了165％；安达从8元涨到元，上涨了；原野从52元涨到143元，涨幅175％。
疯狂的股市终于把主管部门逼急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11月26日，万科、安达、原野开始下跌，多方退守在深发展和金田两只股票中，拼死抵抗。
11月28日，金田多头崩溃，开始做空。
多方继续盘踞在深发展中抵抗，空方开始在其他4只股票中发力，十几天后，深发展也全面失守，股价跌停。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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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市雄起（1）
在主管部门对深圳股市调控之时，部分资金已经开始从深圳转战上海。
上海股市在资金的支持下，在深圳股市的狂热氛围下，也开始起步。
1990年5月，静安指数还在100点之下，当时的龙头股“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交易价90多元，按现在拆细来算，一股连一元都不到，不少深圳资金开始大肆建仓买入“电真空”。
到5月底，静安指数已经攀上100点大关。
6月底，静安指数110点。
7月23日，静安指数创出历史新高—123点。此时，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向上海汇集。
8月中旬，静安指数200点。
9月底，静安指数300点。
在此期间，电真空最高突破500元，大飞乐、小飞乐股价均在400元左右，申华（600653，现在的申华控股）股价392元，延中实业（600601，现在的方正科技）股价242元，爱使（600652）股价突破200元。
电真空里显身手
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