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要靠恩威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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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威重失恩，在于管理者以威进行资源分配时，为照顾少数人的利益而强行剥夺了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要害利益，同时，又以严刑峻法限制社会阶层的流动，致使锅中的鱼冷热不均。于是，一些“不法之鱼”就会拼死一跃，力图打破你的锅而另起炉灶了。
第三节 恩、威、德并重，构建和谐的管理体系
驴说：也不能怪主人要杀我们，
谁让我们技穷了呢！
社会上曾流行过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的是对社会的管理要双管齐下，不可偏颇。那么，管人要靠恩、威、德，是不是说要“三手抓，三手都要硬”呢？恰当的理解是，该硬的那一手一定要硬，该软的那一手也需要必要的软。对此，民间有句话，“打一巴掌，揉两下儿，再给个枣儿吃”，非常贴切地说明了恩、威、德并用的艺术。而西方的尼采更是将此上升到哲学高度：“锈也很必要，光锋利还不行，有人喋喋不休——你还太年轻！” 总之，恩、威、德只是手段，不管是硬还是软，一定要把握好一条原则，那就是一定要保持管理系统的和谐运转，保证管理者地位的稳固。
在管理活动中，我们总是以一己之好恶来分配我们的恩、威、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孰不知，这种缺乏系统思维的做法不仅不利于管理体系的和谐，不利于管理目标的达成，甚至还会严重破坏我们的管理系统，造成与管理目标南辕北辙的不良后果。
在美国，某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某某国家森林公园的一棵杨树重又枝繁叶茂的文章。过去，为了保护这一地区的黄羊，国家大批地捕杀黄羊的天敌——狼，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于是，黄羊大量繁殖，致使包括杨树在内的植物不堪重负。这种对羊过度施恩和对狼过度施威的做法，造成了对包括杨树在内的植物和土地等其他对象“施威”的连带效果，使整个管理系统发生了紊乱。后来，政府禁止捕杀该区域内的狼，并采取了必要的引进和保护措施，使黄羊的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恢复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杨树重新又枝繁叶茂了。
第二章 相生相克（9）
美国的这一做法和系统性思维，对我们的社会管理活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对于沙尘暴的治理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于是有人就说要消灭沙尘暴，有一首歌居然就异想天开有说什么要“等到那么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这是一种严重的缺乏系统思维的表现。沙尘暴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里的各种生物要靠沙尘暴来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大量矿物质，如果没有了沙尘暴，将导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紊乱，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京老张经常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濒危物种呢？不是我们多么有爱心，我们人类历来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惯了的。我们之所以要保护那些濒危物种，就是因为在我们地球这趟开往未来的列车中，我们不知道哪个物种是司机。如果濒临灭绝的那个物种恰恰是司机的话，那我们这趟列车上所有乘客的命运就堪忧了。
可是，类似于“让大海把沙漠染蓝”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社会上正在热议的“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只顾一点、不顾其余；钻过脑袋、不顾屁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社会平均寿命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不少人到了退休年龄仍然有精力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但是，推迟退休年龄也必须要考虑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如，退休后的社会保障问题、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等等。
1有德之恩才会长久
有子曰：“信近乎义，言可复也”。只有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恩才会源远流长、才会有长久的保障。
无源之水怎流长？
在管理活动中，有一个经常要用到的词叫作“信任”，说的是管理者由于对被管理者才能的肯定性判断而委以重任。重信而任，即授权。如，刘邦出于对韩信军事才能的肯定而拜韩信为大将军，唐玄宗出于对哥叔翰的信任而委任其镇守潼关。但是，这种“信”并不是以道德层面的“信”为基础的，它往往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需要被管理者去干管理者想干的事情的时候，就给予胡萝卜，施以恩惠。因此，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任”，即授权，恩，也是不牢靠的，一旦管理者的目的达成，管理者觉得你再没有什么用处，甚至还威胁到管理者地位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兔死狗烹、卸磨杀驴了。
有子曰：“信近乎义，言可复也”。刘邦、唐玄宗之言“可复”吗？让我们看看韩信和哥叔翰的下场就知道了——韩信被吕后和萧何骗捕遭杀戮，哥叔翰被宦官谗言所害，在唐玄宗威逼之下放弃潼关坚城迎敌，战死在安禄山叛军之手。虽然二人并非被刘邦、唐玄宗直接所杀，但两位管理者却绝对脱不了干系。基于此，早在潼关之战开战之前，太子李亨就断言：“潼关之战，胜负不在战场，而在于宫帷箫墙之内”。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君王天威难测。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其中既隐含了沧海桑田的世事的变迁，又有君王恩与威的反复无常。而以下这首小诗，则是对这一现象的很好概括：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第二章 相生相克（10）
可怜淮阴韩信命，空留岳飞武穆名。
当然，这首诗是站在被管理者角度来写的，也当然，我们今天的被管理者已经不再有“走狗烹”、“身首分”之虞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样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一些有益的思考。比如，我们今天的不少管理者，口口声声说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却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为了在任期间出政绩，盲目压缩工期，以提前多少多少天完工来显示“政绩卓著”；有的为了马上出效益，大上一些短、平、快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GDP上去了，当地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样的干部，由于其出发点并非由“德”而起，即只是为了给自己升迁捞资本，不是为了真正造福百姓，因而在“施恩”过程中往往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谋求短期效益牺牲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为谋求自己升迁的既得效益而大量消耗当地的有限资源和大肆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不但不能造福百姓，而且往往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
有本之木保安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观书有感》一诗中的句子，说的是人的思想因为读书而不断充实、更新和充满活力。在管理活动中，因权宜之计而给予的恩惠不会长久，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缺乏长远发展的根本，只有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恩才会源远流长、才会有长久的保障。
北魏时期，崔浩和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国书》。由于二人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从而得罪了不少的鲜卑贵族，于是这些贵族们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拓跋焘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了崔浩，接下来又要逮捕高允。太武帝的儿子太子拓跋晃与高允曾有师生之谊，为了搭救老师，太子就对拓跋焘解释说：“高允一向做事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所以请求您赦免高允死罪吧。”
拓跋焘问高允：“《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高允知道太子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崔浩头上是想保护自己，但他还是如实地回答：“我写的比崔浩还多呢！”拓跋焘大怒道：“既然你比崔浩写的还多，那你的罪就比他还大了，我怎么能赦免你的死罪呢！”太子慌忙说：“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个人写的，现在他语无伦次，一定是皇上您把他吓坏了，他只是个小官儿啊！”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地说：“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不想让我死，但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尽管这样，我也不能说假话来骗皇上。太子从没问过我，我也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推到崔浩身上。”拓跋焘对太子说：“高允宁死也不愿意说假话欺骗皇帝，这就是正直啊，这就是忠臣啊！”于是赦免了高允。
我们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焘感于高允的正直忠贞而赦免了他，而是因为太子说情、高允说假话蒙骗过关，说不定哪天还会旧事重提、新账老账一起算呢。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总监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而辞职，他来到另外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应聘。对他面试的是该公司负责技术方面的副总裁，副总裁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公司来，我听说你以前所在的公司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软件，我们公司也在策划这方面的工作，能否透露一些你原来公司的情况？你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高薪招聘你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监却说：“我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但你们问我的问题很让我失望，看来我也要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我有义务忠诚于我原来的公司，即使我离开了，我也有义务这样做。与获得一份工作相比，我认为品德最重要。”
过了几天，他收到了这家公司的一封来信，信上写道：“你被录用了，不仅仅因为你的专业能力，更因为你信守忠诚！”
不立危墙之下
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无论是对于管理者来说还是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无德之恩都是一堵危墙，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
有一家公司要招一名会计，经理亲自面试。第一个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啊！”“好，实事求是，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二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好，不乏幽默，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三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老大，你想让他等于几？！”经理欣喜若狂：“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在这里可以大胆地断言，像这样的公司，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它绝对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像吕布、蔡瑁、张允这样卖主求荣的叛徒往往为人们所不齿，而像关羽、黄忠、太史慈这样的忠义之士却令人十分敬仰。无论是古是今，两国交战之时，敌人往往会不惜血本儿拉拢一些意志薄弱者，可一但叛徒不再有利用价值，其下场往往是“死得很惨”。
“攀天莫骑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题为《箜篌谣》，说的是君子远危墙而立，“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的道理。光武帝刘秀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东汉建立以后，刘秀轻法缓刑，以结民心，与开国功臣互结儿女姻亲，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而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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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极端（1）
作为一个管理者，人人都追求最好的“管”，都想成为一位高恩、高威、高德的“明主型”领导，同时，人人又都想避免最坏的“管”，都不想成为低恩、低威、低德的“庸主型”领导。但是，葛优说的那句话非常经典：“学好不容易，学坏还不容易吗？”作一个庸主型领导非常容易，而要作一个明主型领导却是难上加难。
那么，要作一个明主型领导究竟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现在，人们挤破了头地都想要当领导，为什么呢？因为当了领导就可以在实现自己抱负的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你当了处级领导就可以享受90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不用自己负担物业费、取暖费；当了局级领导就是120平方米，并享有排量多少多少的公车外加专职司机的专人服务。
与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相比，过去的三皇五帝们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上古时期的尧帝之所以自愿把帝位禅让给舜帝，舜帝之所以又自愿地禅让给大禹，其中当然有他们贤德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帝王其实是个苦差事，并没有后来帝王们的种种特权和花样百出的各种享受。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首中说：“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李白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洗耳朵的老头许由，谁能分得清尧的高尚和跖（盗）的卑鄙呢？”“洗耳翁”这个典故出自上古的许由，说是尧想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于是就逃到山里隐居起来，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想听，就去颍水之滨洗耳朵，表示厌闻污浊之声。这个许老头儿，真是“狡猾狡猾地”，以河边洗耳的做作姿态，既免受了远古帝王的劳累之苦，又赢得了千古的贤名。相比之下，倒是舜“傻得可爱”，不过后来也受不了那份辛劳，把帝位让给了禹。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在胡说八道，但我们看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就知道那时的帝王生活是什么样子了。据《孟子？滕文公上》载，“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载，“禹……居外十三年，过门而不入”。古时候，洪水泛滥，为了让人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舜帝派大禹去整治洪水。大禹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受到了民众的赞扬，也为舜所重视。所以舜在晚年举荐禹为继承人，并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禹。
有人说了，“三过家门而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