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要靠恩威德-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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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治世——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
《论语？卫灵公》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意思是说，“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就行了。”其实，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情？所谓无为而治，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罢了，即使在治世，也不可能做到“无为”而“治”啊！
商鞅在其《君臣》一文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那么，是不是有了君臣之义、五官之分和法制之禁就可以了呢？还远远不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那怎么办呢？“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
汉文帝是被香港科技大学樊景立教授首推的仁主型领导，他坚持黄老的无为而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那么，文帝真的从“无为”实现了“而治”吗？其实不然。
汉文帝登基，是扫灭诸吕之后，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从主观上看，汉文帝并不是高祖得宠之子，母亲薄姬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这却使文帝从小就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他的自身条件，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从客观上看，文帝即位，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这种皇权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也使其“势”天生不足。。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整合资源（9）
在“高恩”方面，汉文帝厚赏诛灭诸吕的有功之臣和宗室，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并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在对待普通百姓方面，文帝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在徭役方面，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高德”方面，文帝以德政治天下，在位23年，朴素节俭，从不奢华。据班固《后汉书》记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在“低威”方面，文帝从秦亡的教训中，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力量虽在平时不显现，然而绝不能忽视它，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起码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不仅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就要对“民”让步，就要顺“民”心。这样，就解决了秦过分剥削农民、破坏合理的权利和界限的根本问题，这样也就创造了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但是，“低威”并不是“无威”，对于损害皇权统治的行为，文帝照样坚决*，决不手软。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到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对此，文帝派兵坚决*，刘兴居被俘后自杀。此事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封号，发配蜀郡，刘长于途中绝食而死。
此外，在边事严峻的情况下，文帝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者，则由官府照价再赏赐一半。文帝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并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
第四章 整合资源（10）
1。高恩，共享发展成果
在治世，则必须要十分注意以高恩保证社会公平，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排排坐，吃果果
在治世，领导者的高恩必须具有普遍性，用句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覆盖面广，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像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一样，“排排坐，吃果果”，必须要保证每个小朋友都有“果果”吃。
但是，社会管理者这个幼儿园的“阿姨”却往往是偏心的，那些“出身好的”和“爱哭”的孩子总会有果果吃，而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工”的孩子往往会受到冷遇。打个比方说，城市本来是全社会发展的共同成果，但在中国，在十几年甚至几年前，城市还只是城里人的城市，城里人自私地享受着全社会共同创造的成果，如路灯、公交等基础设施，同时还享受着社会管理者所赐予的种种“乡下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
路遥的小说《人生》深刻揭露了城乡二元结构对“乡下人”的傲慢、偏见和歧视，深圳的孙志刚事件也终于促使政府终止了缺乏人道的“收容遣送”历史。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对乡下人的傲慢、偏见和歧视，到今天已有了很大改观。
优胜奖与纪念奖
如果说在乱世向治世过度时期必须要以高威*人们利益诉求、保证资本积累的话，那么，在治世，则必须要十分注意以高恩保证社会公平，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在乱世向治世过度的时候要注重效率，而在治世则要注重公平。
这里所讲的公平，与上一节所讲的“排排坐，吃果果”有所区别，指的是不但要注意机会的公平，还应该注意结果的公平；在鼓励竞争的同时，也要善待竞争力不强的弱者；对竞争获胜的优秀者要颁发优胜奖，而对于参与竞争的其他成员也要给予必要的纪念奖。
美国海关公告拍卖一批被没收的脚踏车，每次叫价的时候，总会有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儿喊价，而且每次都是以5块钱开始出价，然后就默不作声，眼睁睁看着脚踏车被别人以三四十元的价格买走。中间休息时，拍卖员很奇怪地问小男孩儿：“小朋友，怎么回事？你再出稍高一些的价钱就能买到属于你的车了。”小男孩儿怯生生地说：“我只有5块钱”， 然后是满脸的沮丧。拍卖会又开始了，那个男孩儿还是给每辆车报出5块钱的起价，然后再看着别人用较高的价钱买走。后来，那些观众也开始注意到那个总是首先出价的男孩儿，也开始察觉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只剩下最后一辆车了，同时也是最棒的一辆脚踏车。拍卖员问：“谁出价？”这时，站在最前面、几乎已经绝望的小男孩儿再次轻声说：“5块钱。”拍卖员看到小男孩儿绝望的眼神，不由得停止了唱价，停下来站在那里。这时，整个拍卖现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看着这个小孩儿，没有人出价，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举手。直到拍卖员喊价3次后，大声说：“我现在宣布，这辆脚踏车以5块钱的价格卖给这位小男孩儿！”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
在我们的身边，类似于小男孩儿遇到的这种人文关怀实在是太少了。北京老张曾在某家网站做过一期关于“大学生二奶”现象的节目，由于为“大学生二奶”张目，招来了不少人的谩骂。北京老张认为，对于一种现象不能太过于感情用事，而应该认真地加以分析。大学生为什么去当二奶？无非有三种原因，一是生活所迫，二是出于爱情，三是追求享乐。尤其是第一种情况，北京老张表示非常的同情，并把它称之为社会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比杀人抢劫的方式要温和得多，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一个女大学生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而去作二奶的时候，我们“治世”的管理者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还有那些道貌岸然、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伪君子们，对于那些背着沉重经济负担又背着沉重精神负责的柔弱女子们大加挞伐，你们于心何忍呢？
第四章 整合资源（11）
杂拌儿糖与自助餐
小时候，我妈经常会把一颗水果糖咬成两半儿，用手接住的那一半儿放进我嘴里，嘴里含着的那一半儿吐进弟弟的嘴里。后来家里日子好过些了，我妈再不用把一块糖咬成两半儿来给我们分着吃了，而且有时还会买一种叫作“杂拌儿”的糖，里面有水果糖、虾酥还有高梁饴，我专喜欢挑里面的虾酥吃。
在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施粥”的慈善场面，“大善人”们支一口大锅，熬上一锅粥，灾民们一边喝着善人施舍的千篇一律的粥，一边说着各种感激奉承的话。这种电影的时代背景，大多发生在乱世。而在治世，人们温饱以后，每个人的需求都多元化了，因此一锅粥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真正需要。李白被“赐金放还”，按理说去过他的逍遥日子不就得了吗？可他却到处撒酒疯，说什么“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与尔同销万古愁”之类的酒话，为什么？因为他的抱负不在发财，而在升官！“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之所以发愁，是因为壮志难酬。
《木兰辞》中说：“可汗问所欲，木兰不愿作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应该说，这位“可汗”算得上是一位仁主型领导，因为他在施恩的时候注意尊重被管理者的意愿。我们现在的一些老板，一味地用加薪的办法鼓励员工，自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无视员工除了薪水之外关于劳动环境、休假等方面的多种诉求。还有的家长，不惜花费重金为孩子买钢琴、请家教，自以为是对孩子施恩，可他们惟独不问问孩子：“你愿意吗？”
大家在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可能注意到了一道菜——“拼盘儿”，我认为发明这道菜的人一定可以作一位治世的领导者，因为他懂得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餐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老张认为，“自助餐”的引进应该说是从乱世到治世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原因如下：
首先，管理者必须要有尊重不同人不同选择的思想意识，没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意识，就不会有自助餐的出现；
第二，自助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食物必须是充分的，这种充分一方面是品种上的，另一方面是每一个单品数量上的。一道菜开不成自助餐，每一道菜只够一个人吃也开不成自助餐；
第三，就餐者“准入”是有一定条件的，这种条件一方面表现为对经济承受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表现为对食客平均食量水平的要求。
北京老张曾经有一位食量很大的同事，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自助火锅，他一口气吃了人家近20只螃蟹。餐厅小姐看着眼红，在他问人家自己的酒精炉为什么迟迟不开的时候，小姐终于发泄似地说：“你锅里放这么多螃蟹，能开的起来吗？！”
在城市，像这位老兄一样的食客毕竟是少数，因而总体上餐厅还是赚钱的，但如果都是像他这样的“大肚汉”，自助餐也就自然淘汰了。
北京老张在上海学习期间，校门口有两家“19元自助餐厅”，为了竞争，一家餐厅的老板每天给附近工地上的民工补贴10块钱，鼓励他们去另一家吃饭。仅仅十几天的时间，竞争对手就关门大吉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上海整体水平已经进入“治世”了，但要使民工群体也进入“治世”，任重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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