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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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温州已经能造扁舟、轻舟和楼船。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温州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温州为其中之一。宋代时光郭公山边的一个造船厂一岁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就有部分是温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臣的宣谕中还特地提到温州和明州（宁波），可以各建造战船五百艘供征战用。…… 造船业的发达，温州人可以飘洋过海，去台湾，下南洋，去高丽，世界上温州人的足迹渐渐多了起来。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佇随商船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诰就是文书，看来周佇的文才不错，胆子又大，正部级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其兄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乘船出使真腊（柬埔寨），著有《真腊风土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温州商船装载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张等运往日本长崎销售…… 翻翻相关史书，可以找出不少温州人飘洋过海的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国，接着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美国等相继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温州人或留学、或经商、或劳工，纷纷出国，形成温州近现代的第一次出国高潮。近年出版的《温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温州留学生名录，清代有留学生136人，大部分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认为这个表遗漏甚多，譬如金荣轩先生（曾任温州中学校长、温州市副市长，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纯均为日本留学，表中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献文在表中又两次出现。《温州市志》中也有一张表，为1923年温州劳工在日本被杀的名单，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惨杀华工案》有录）。温州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战争结束，温州解放前夕是温州人第二次出国高潮。有为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这个数字的概念就是温州总人口730万，减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中的50％以上在外经商或者办企业。当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大会讲普通话（温州话还是会讲的），请大家吃菜时将公鸡母鸡讲成是“男的鸡”、“女的鸡”，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圣保罗，中国商城是温州人开的，那是个大市场；在西班牙马德里，在中东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温州人开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随房地产考察团去欧洲转悠，一下子跑了十五个国家。全团十几人，除我之外几乎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巴黎市长夫妇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举行冷餐会欢迎。这些老板花钱如流水，在巴黎买香烟，在瑞士买劳力士，在意大利买皮鞋，在嘎纳玩电影宫，在蒙地卡罗进卡西诺。但我也没有自惭形秽；我最自豪的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开车接我去兜风。做温州人真是风光极了。那天在安道尔玩，这是一个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小国家，仅有三万人，全国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几千家店铺而已。团友们跟我开玩笑：你今天没辙了，乖乖地跟我们逛街吧。确实，那里没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们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工艺品的店铺里，我很喜欢橱窗里陈列的小缝纫机，做得精致极了，而且穿上线还真可以缝纫。我一下子买了两架，营业员是洋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像中国做的高档工艺品，风格似乎有点像我们温州苍南礼品城里的东西，现时在外国，买到MADE IN CHINA 的东西不足为怪。就普通话夹着一二个英语单词外加手势与洋妞“哑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进内拉着华人女老板出来，我们一见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却能喊出来：“这位不是吴先生吗？”“你是……？”“我就住在仓桥的呀！”我想起来了，她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街，但那时她还很年轻，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几年未见了；我知道她后来去了西班牙。她解释，这边生意比马德里好做，不像马德里温州人多；竞争厉害。她并且告诉我，安道尔只有三家温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约起来大家见一见。与我一起逛街的几个团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温州人！
我们的回程又是从巴黎坐飞机，好让大家带些洋货回去，重点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公司，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豪华高档的百货公司，团友们的主要目标是服装。因为时间长了，有点累，我不再约温州老乡。中午在“春天”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中饭，一进那餐馆门，我直觉那风格准又是温州人开的。就跟团友说，团友们不相信：中餐馆都差不多，别这么神了，哪会是温州人！我找个位置坐下来，帮他们看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让他们去打听。老板是中年女士，反问我的团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旁边开餐馆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人？”弄得团友们鼓起掌来。那女老板的老家在温州市纱帽河，离温州百货公司很近。
这些年我去国外机会多，碰此类戏剧性的事还有。如去年我夫妇去加拿大，就遇见过好几位熟人，特别是在多伦多，如果我们答应住下来，每个熟人家里住一夜，得住上很长的时间，这里不再描述了。
上海与温州
当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它的两个书名：《中国双城记》和《北京人和上海人趣谈》。按通常的习惯，一篇文章有两个题目，总有一个是正标题，一个是副标题。这本书的两个书名不知孰正孰副，前者是印成黑色的字，似乎重要些，可后者的字体却又比前者大得多。我随手买下了，想不到却成了我写这一章的触发点。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温州的顶头上司，但温州人不以杭州为然。你们杭州眼里只有宁波，连眼角也瞟不到温州。温州人已经将杭州等同于省政府了。
宁波与温州是兄弟城市，本来应该是既友好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对宁波的投资那么多，又成了计划单列城市，距离人为地拉大了很多。温州人又不靠宁波吃饭，关系便也疏远了。
但温州人无论如何离不开上海，过去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以前，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还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布满灰尘，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是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的。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第二要靠上海的物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上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还有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温州人很穷但眼界又很高，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你无法得到泊来品，你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分的喜糖也要从上海捎带，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后来温州人办起了家庭工厂，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七十年代我在纺织厂搞技术时就曾带工人到上海学习过，这是走出去，还有就是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到温州作技术指导，我们厂就有两位上海退休师傅。我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师傅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允许他们带家属来工作。我们请的一个做纺织技术配件的七级（最高是八级）木工师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儿子也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