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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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还有人分析，这里有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你们老板那么赚钱，我们才这么点工资，让你们也“出点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是素质问题，现在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针对干部素质的。
温州人的第三个毛病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叫“温州人主义”。我曾提到过，在欧洲，你讲温州话是不愁没饭吃的。温州人讲义气，爱抱团，团结就是力量，温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业容易做大，他们有“朋”的方式。这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靠国家靠不住，我们只能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打拼，靠我们的互相帮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温州人的小团体、小宗派。温州人在国外，许多人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与温州人做生意，跟温州人一起玩，只说温州话。但如果你走出了这个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欧洲的温州人有句话：“他不错，与番人做生意。”那就说明这人走出了温州人的小圈子。问题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国外的温州人还是小老板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华侨社团便有分化。因而国外温州人的华侨社团很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有好几个，诸如：“温州同乡会”、“温州人联谊会”、“华人华侨总会”、“华商总会”、“XXX华人工商会”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时不明底里。我有一熟人，侨居意大利的，名片上的衔头很唬人的：意大利XXX华商会副会长，意大利XXX华侨总会会长，意大利XXX餐馆董事长，意大利XXX餐饮业协会顾问等等。第一个衔头的副会长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意大利某地的华人花相当于五万人民币的里拉都可以当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所住的镇的温州华侨社团，整个总会二十多人，会长、副会长十几人。第三个衔头是实职，他本人是董事长兼厨师，他太太是账房兼服务员，他们还招了个勤杂工。第四个衔头和第二个异曲同工，这个镇上的十几位温州人大都开餐馆，总会就是餐饮业协会。他当总会会长人家当顾问，反过来人家当餐饮业协会会长他当顾问。而且这十几个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个团，在这个小镇里还挺有影响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温州，所带的钱不够花了，从我这里借了几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能再见到他。不是说他要存心赖钱，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国探亲。
温州人在国内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几十个商会，这些商会倒未有如国外的社团一样小型化，基本上还是一地一会。比如在石家庄、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人几近十万，温州商会都只有一个，核心人物不过一桌人。在维权、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两个大市场，我都听外省市在那里做生意的人说过：“真干不过你们温州人，动不动一帮人，不像我们单枪匹马。”
温州人的第四大毛病是爱虚荣，讲面子。同样的，这个毛病表现在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华侨社团的事。一个小社团，十几二十位正副会长的，图个虚名，递出的名片好看些，这便是虚荣心。有的老板，欠了一屁股的债，开的是奔驰、宝马。其中有形象的问题，如果座驾一卖掉，债主知道你要倒，纷纷逼上门了。如果你仍旧搞得很风光，债主不怕你不还钱，他的奔驰还值一百多万呢。当然也有虚荣心的关系，某某人生意做得很不错，开着奔驰、宝马呐。当干部的名片上头衔非印不可，有的将括号也印上了，比如“享受正处级待遇”，真是“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我还见过一张名片，括号内的语句是“本单位没有正处长”。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是副处长，可我们单位没有正的，我就是第一把手，这就是虚荣心。“年青人比妻，中年人比富，老年人比子”，这也是虚荣心在作怪。年轻人比谁的妻子漂亮，漂亮的程度可以看出来；中年人比富有就有问题，总不能把银行存单贴在胸前，只有表现在座驾上、衣着上和作派上。温州人对座驾一向讲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自行车的天下，谁有凤凰六五与六九型的自行车就很时髦、很出风头了。温州买不到，去上海搞“专用券”或计划票，千辛万苦地带回温州。后来是摩托车，并且是带“王”字号的，如本田王、铃木王，所以当时温州的摩托比之外地光鲜得多。现在是奔驰、宝马、凌志和林肯，举债不举债人家不知道，风光最要紧。衣着是跟风，你是梦特娇，我也是梦特娇，你升级到BOSS，我也跟着升级。还有的跟不起，就到小巷里买冒牌。如有段时间流行法国鳄鱼，各个阶层的人都穿，有一半是冒牌货。作派是表现在歌厅里为捧小姐而斗富，酒席上抢着去买单，这些都是虚荣心在作怪。进入老年已经没有什么可比了，还要比子女，比谁家子女官大，比谁家子女钱多，子女是真正的大老板抑或是“空壳大老蟹”就搞不清了。
温州人有句话，叫做“人情大如债”。这里的“人情”两字不是指人的感情，直译就是礼金。送礼比还债重要，朋友结婚了，现时每人起码一千元，并且多多益善。也不要怕有去无回，将来你结婚或是你儿子结婚，朋友一定会如数奉还。亲友家有丧事同样如此，礼金是不能少的，否则就失礼，没面子。如果你是娘舅，外甥结婚非送三五千不可。这叫“娘舅最大，狗屎最臭”。既然担了“最大”的名头，就要送最多的礼。但这个礼是有去无回或少回的，好在你也曾经当过外甥。我所比较清楚的山东、广西等地，在礼金的问题上就比温州随意得多，数字也少得多。这就是温州人的面子。
有时年青人打群架，闹出人命来，也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在舞厅里，你踩了我的脚，没有向我道歉，我没面子，两人就打起来了。还有我请你的女朋友跳舞，被你的女朋友拒绝，你们不给我面子，然后就斗殴。一方打不过，为了面子，再去请更多的狐朋狗友，事情就越闹越大……
温州人的毛病多多，经不起再陋，就此打住。金依诺先生直摇头，这不是温州人独有的毛病，可以说国人皆有之，不怕陋。我仔细一想，他讲的没错，套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国人皆有之，于温州为烈”罢了。
温州人真该学一学巴西人了！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以为树人与树木一样，也有个简单的原则，即人性的回归。
结束语
终于写完了这本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毕竟十几年未动笔了，又系业余创作，挺困难的。于是乎伸了伸腰，走出屋门去书店溜达一下，顺便散散心。竟然又在中联图书公司发现《闲说中国人》的续集，这次是自己掏钱买下它，并当堂翻看起来。张抗抗有篇《北佬看杭州》，还好，杭州让你去看吧，我伲温州人自己看自己。突然，林斤澜先生的大名之下有篇《温州人》，我的心一紧，完了，鲁班大师的作品在前，我这小木匠的东西只能作引火柴了。我急切地读下去，还好，仅仅三页纸，还不至于让我的《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作引火柴。可当我读到第二节《走向世界》时不禁噗哧笑出声来，这个林老先生！索性抄给大家看看吧，奇文共欣赏嘛：
“欧洲旅行社带着各国游客来到狐狸洞口，奇臭扑鼻，异味闹心。不想倒拨动了另类旅客的别样心绪，倡议进洞比赛默坐，谁坐不住出洞交一块钱。法国人、犹太人、温州人各一位应声进洞，不多会儿，法国人出来了，拿出一块钱放在洞口。再一会儿犹太人出洞交钱，再一会儿出来的是老狐狸，做个深呼吸，也交一块钱。末后温州人跟着出来，把三块钱拿走，晕倒在路边。”
这就是温州人！寥寥数百字，温州人的形像跃然纸上，让人绝倒。我觉得在写作上我只是出洞交钱并作深呼吸状的，而林先生拿走了那三块钱。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要想继续写作，我只能以它为终身之计，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方能远远望见林老先生的脚后跟。
后记
书稿付梓之前，编者来问我是否请人写一篇序，我想想还是作罢。这序言一般是请名人或领导做的，他们都是大忙人，怕耽搁他们的时间，在我也免了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我说后记还是要写的，我要向为本书费心费力的亲友们表示感谢。
因为专心致志，20多万字的初稿只花了五十天，但初稿写完，“非典”即过去，商务事又忙碌起来，改稿便断断续续。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太太和我子女。我太太提供了不少素材与修改意见，而我的子女们不仅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还是我的秘书，书稿都是由他们打字的。我的打字水平远远跟不上思维，初稿至今还用手写。
还要感谢的是老友林虹和沈克成、金依诺他们。我的写作自始自终都得到他们的鼓励与帮助。特别是克成兄，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曾经多次与他探讨过。
更要感谢的是年轻的文友李涛、柯熙、王孔瑞、余璞、朱闻武、沈迦等等。他们不仅仅是温州文化界的中坚力量，还是热心提携我这老后进的“前辈作家与记者”。特别是余璞与朱闻武，在书稿的修改、书籍的插图与装帧上花了不少功夫。说实话，离开文化界十几年，写稿出书对我来说都已陌生，承蒙他们的指引与帮助，此书才得以顺利地付印与发行。
当然，还得感谢愿意阅读本书的读者诸君。如果您能读完之后再予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白晖华于温州九山湖畔
2005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