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可乐经济学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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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节俭的人反倒要受罚（2）
举例来说，尽管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20多年来并没有太大增长，但在当今美国，中等档次的新住房面积一般超过700平，比1979年大了40％以上。问题倒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竞相攀比，恰恰相反，他们支出超过负担极限，往往是因为房子卖得贵的街区里学校也比较好。因此，一家人要是在房子上少花了钱，就必然要把孩子送到质量差的学校去。
　　有人担心税收制度不鼓励消费，可能会将经济带入衰退。但决定产出和就业率的是总支出，而不仅仅是消费。如果累进消费税得以分阶段引进，它的主要作用将是把国民支出从消费转向投资，带动生产力和收入的高速增长。
　　如果发生衰退，暂时降低消费税能比传统所得税暂时下调带来强得多的刺激。只有立刻把钱花掉，人们才能受益于消费税的暂时下调。而传统的所得税下调时，害怕因为衰退而丢掉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把省下来的所得税花出去。
　　回避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不是个好主意。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大多数选民又支持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预算缺口越来越大。每年向国外的借款——如今已超过8　000亿美元——有增无减，令得美元进一步贬值。个人储蓄率——过去两年均为负数——还将继续下跌，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
　　累进消费税或许是以可接受的政治成本逆转上述趋势的唯一可行之道。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可这一做法。1995年，乔治亚州*党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在最后一届任期内向参议院发起此一提案，并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梅尼西（Pete　）的附议，后者将之称做“储蓄无限减免税”。简而言之，这种税并不是什么激进想法。
　　小布什针对全美最富裕家庭的减税政策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且并没有给富人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富人们争相花数百万美元给孩子开庆生会，无非是提高了所谓“特别时刻”的标准。倘若这些钱能用来修补老旧桥梁、检查进出港口的集装箱，即便单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讲，富人们的日子都将过得更舒坦。
　　中国视角　　　巴曙松
　　只有死亡和纳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我们经常应用的一个西方谚语。
　　我们为什么要交税？税收都干什么用了？为什么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动用公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
　　理性的经济学家把税收讨论的范畴归纳为两类：收多少税和向谁征收税。小政府主义者主张税收越少越好，或许这正中了我们普通小老百姓的下怀，“自己的钱自己花，别人无权拿走我钱包里的钱”。然而，弗兰克告诉我们：不纳税就没军队，就没人来保护你，结果虽然你有更多的钱买最好的保险门，甚至雇用保镖，却仍然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别人的俘虏。你不但失去了钱包，更要失去自由。
　　好吧，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缴税吧。那第二个问题就跟着来了，谁该缴多少呢？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年挣的收入可能仅仅够租房的，而有的高薪者的年薪可能有数百万。是按相同的比例呢，还是用别的什么思路？保守派告诉我们说：应该向企业主和富人少征税，这样企业主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富人能够更多地去消费，从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弗兰克则认为：不不，企业主是否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不在于自己腰包里有多少钱，而是新雇员能否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至于富人多消费，那些东西是你我所能生产的吗？别做梦了，那是欧洲人玩的把戏。
　　“但是我是富人，我的钱也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没有义务多纳税！”那听听弗兰克的观点吧：平均而言，对富人的减税反倒让富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减税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大，间接成本却比预期高得多。当所有的富人都少纳税，而把剩下的钱用来把家里800平的房子换成1　000平的时候，所发生变化的只是重新界定住房标准罢了。然而因为减税而造成的医疗、教育、科研等基础领域投资的减少将危害整个人类的福祉。富人毫无例外！
　　涓滴理论认为，只要馅饼儿做大了，穷人自然能吃到更多；然而，弗兰克说，如果不有意识多分给穷人一些馅饼儿，那么做大馅饼儿的努力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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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家哈维的实验
社会学家哈维·霍恩斯坦（Harvey　Hornstein）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钱包扔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钱包里装着小额现金、若干银行卡、洗衣收据，并留有“失主”名字和住址。传统的经济模型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照此预测，捡到钱包的人应该留下现金。然而，超过半数的钱包都被人匿名寄回原主，里面的现金分文未动。
　　传统经济模型预测，人们不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投票事关成本，更何况不管在哪个州，一个人的选票也不可能改变选举结果——连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激战中也是如此。该模型还预测，顾客不会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尽管这些预测有时候还算准，但相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自利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动机。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参加投票，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选民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可不少经济学家拒绝这么做，他们说，这不就跟“爱喝机油”“爱喝机油”一例在《牛奶可乐经济学2》中有详细分析。——编者注一样荒谬么！假设我们见到一个人把车里的机油倒出来喝了个精光，几分钟以后痛苦地死掉了。然后我们据此“解释”说，他就是超爱喝机油罢了！套用这一理论，什么怪异的行为我们都能解释，但靠它做不出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测，故此算不上一种可靠的科学理论。
　　可诸如同情心和责任感等道德情操跟爱喝机油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众所周知，前者至少在某些环境下能影响人的选择。放弃经济学家的自利理论枷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本章对此做了探讨。
　　首先，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教的东西，是否会影响人的行为？经济学老是讲自私自利，似乎很容易把人往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引。
　　

2　教学内容会影响学生的行为吗
《纽约客》上登过一则漫画：衣着考究的老绅士带孙儿去树林散步。“了解植物是件好事，”他告诉孙子，接着又说，“但要记住，了解植物赚不了大钱。”
　　老绅士的忠告和经济学家们的理性行为模型何其相似呀。该模型假设，从狭义上来说，人是自私的。它承认，了解植物是件好事，可外面的世界竞争激烈，不冷酷追求个人利益的家伙很可能会被踢到一边去。
　　毫无疑问，自利是人的一种重要动机，自利模型也毋庸置疑有着很强的说明力。比方说，能源一涨价，人们就偏向于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可以节省油费），为阁楼加装隔热层（以便节省电费）。
　　但有些经济学家进而推论说，自利模型几乎能解释所有的行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就曾写道，“从狭义上来说，普通人95％都是自私的。”这话说得对吗？可为什么我们又经常会碰到一些社会文化规范，力劝我们为了更伟大的目标把自私放到一边去呢？
　　说到寻找与标准经济模型相悖的例子，法国是个着手的好地方。我到巴黎休假，碰到了许多这类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尤其突出。11月的一天下午，我问隔壁住的红酒商可有什么好点儿的香槟推荐。当时正是感恩节前的一周，妻子和我邀请了几个美国朋友到家里吃火鸡。
　　他刚巧有一瓶很棒的酒，只卖18欧元（正常价是24欧元）。很好，我说。我又请他再推荐一瓶黑醋栗酒，因为我知道到访的有些朋友想喝“皇家基尔”——一种香槟和黑醋栗酒混合调制的鸡尾酒。邻居说，这样的话，就用不着买上等香槟了，因为一跟黑醋栗混合起来，没人分得清那是什么酒。好吧，那我该买什么呢？他拿出一瓶酒，说这才是调制“皇家基尔”的专用香槟。
　　可这种特别的香槟并不出售。后来，他告诉我这种酒每瓶20欧元——比先前那种更好的还贵两欧元——一时间，他有些尴尬，没说话。虽说我觉得答案很明显，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如果用前一种更好的香槟调制，“皇家基尔”的味道会差些么？他宽慰我说，绝不会。又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会直接喝香槟，于是我买了几瓶品质更好的那种。邻居并没有反对，可我感觉得出，他肯定暗暗把我划入了“野蛮人”那一档。
　　对很多法国人来说，不同香槟派不同用场的美学原则远比自利模型的逻辑更重要。这一特殊原则带来了更佳的整体结果，因为它规定了哪种香槟用在哪种场合下效果最好。所以，尽管在我个人来说，忽视酒商的建议也无所谓（因为我用较少的钱喝到了更好的香槟），但至少有一部分买回家的好香槟给浪费掉了。
　　当然，自利模型预测失准的地方不光只有法国。比如大多数美国人就餐后都会留下小费，哪怕他们绝不会再度光临这家餐馆。我们不怕麻烦地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哪怕一张选票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我们还会匿名给慈善机构捐赠。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这类情况下主动放弃自私，带来了比人人依自利行事更好的结果。
　　我们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看法是否重要呢？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杰拉德·马维尔（Gerald　Marwell）和鲁斯·埃姆斯（Ruth　Ames）做了一次实验，观察个人对集体项目的捐款情况。他们发现，经济系研一学生的捐款平均还不到来自其他系学生的一半。
　　其他研究也发现，如果人反复接触自利模型，行事自私的可能性越大。有实验指出，主修经济的学生，在合作率上低于其他系的学生，而且，学生们学习各自的专业越久，这种差异越大。
　　我倒不是说同行的经济学教授们强调自利的重要性有什么错。但坚持说自私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动机，会忽视了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更麻烦的是，狭义的自利模型怂恿我们对其他人做最恶意的揣测，反过来又带出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恶意。
　　说不定，其他学科信奉的行为理论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从业者。例如，行为生物学的核心原则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参与“额外配对*”。年复一年地教授这一模型，会不会让男生物学家更容易偷情呢？
　　几年前，我曾和一群生物学家聚餐，其间有一对夫妇。我把经济学训练似乎妨碍协作的研究描述了一番，然后问，有没有人做过研究，男生物学者是否比其他科的学者更容易欺骗自己的伴侣呢？席间顿时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我暗暗想，难不成我的问题正巧碰了个准？
　　要是说生物学家也跟经济学家一样，深受各自学科理论的影响，那么，两者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生物学家最珍爱的假设怕是正投合法国人的脾性！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崇高的动机能否存活呢？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尊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世界固然美好，不少达尔文论者却说，自然选择的力量最终会让这种人走向灭绝。可为什么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呢？我在下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3　恪守道德的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运动员服用激素类违禁药品和企业财务舞弊的丑闻频频见诸报端，叫人忍不住好奇：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诚实的人到底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制裁违法者显然有帮助，但很多时候，作弊被逮到、遭惩处的机会很小，可还是有许多人诚实行事，这又作何解释？
　　经济学分析暗示，在体育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别于商业世界。
　　乍看起来，鼓励作弊的因素似乎强化了这种行为的必然性，引得“人心不古”的悲观论调盛行。有些运动员服用类固醇，是为了获取不公平的优势；但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服用禁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人都在作弊。对这些运动员而言，不作弊反倒显得有失公平了。
　　企业行为失检根源于类似的复杂动机。毋庸置疑，有些作弊的人主要是出于贪婪和野心。但还有更多的人无非是不想落在对手后面罢了。
　　从达尔文主义的竞争逻辑出发，不管是在体育界还是商业界，诚实的竞争者——哪怕没人监管也不作弊——似乎难免绝种的下场。但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经常遭人忽视的重要差异。
　　在体育界，不诚实的参赛选手只有在给逮到、接受惩处时才会身败名裂，而这种情况又相对较少。可在商业界，哪怕作弊的人从来没给逮到过，也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不是显性代价，而是面对宝贵的机会却丧失了角逐资格。
　　要是企业管理者名声差，作弊传言多，不太可能会晋升到需要信任的岗位上，举个例子，倘若企业主想到外地城市开办分公司，又不可能施以严密监督，他必然明白，只有委派诚实的管理者负责经营，投资才可能获得高度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不诚实的候选人落败，不是因为他们被逮到、遭受了惩处，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头就丧失了薪水优厚的好职位。这里重要的是，企业主必须要有能力识别哪些人一贯诚实行事，哪怕作弊无从察觉。他们能办到这一点吗？
　　假设你刚刚从一场热门演唱会回家，发现遗失了装在信封里的5　000美元现金。（你刚刚兑换了一张支票，准备第二天上午就买辆二手车。）信封上写有你的姓名和住址。你觉得身边人——跟你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里——有谁捡到这个信封肯定会还给你？
　　大多数人会说，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大量的证据也支持他们的看法。曾有人做过一个信任实验，让一群短暂相识的陌生人预测同伴中哪些人更可能作弊。结果，他们指认出的人作弊几率比其他人高两倍有余。
　　对熟人的性格判断，应该比这更准确。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