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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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前后不足一个小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准备经年的逃亡之旅毁于一旦,如做了一场噩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事实是在那个年代里,想越境以改变现状者虽非个别,而成功者却绝无仅有。据我所知,只有钢琴家傅聪侥幸从波兰逃到伦敦,后来有马思聪坐快艇逃到香港,十分惊险。更令世人唏嘘的是陈独秀次女陈子美的出逃奇遇。她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万般无奈之下,与两个儿子一起泅海渡香港,夜幕下的南海风悲浪吼,鱼龙出没,即使江洋大盗,铁人杀手也不敢贸然下海,而老妇弱子仅凭一只锈迹斑斑的空油桶,与回头是岸的苦海展开孤注一掷的搏斗。子美母子的壮举,真是怵目惊心的生命大逃亡,其难度系数比起马思聪不知超过多少倍,所幸上天保佑,竟获成功。我辈逃亡的归宿,则是炼狱的进口。后来在劳改队中结识不少“投敌叛国犯”,都是逃亡的失败者。有人仅是给公安局写信申请出国留学或与某国使馆联系,或凭“收听敌台”进而给香港某先生通信,或因与人神聊幻想出国避风被告发,便被判处长期徒刑。梦幻中的天国与现实生活中的地狱,仅有一墙之隔。
到公安分局,我被押解到类似礼堂的大房间,门口有持枪民警把守,里面簇拥着百余名形形色色的被收审者。年龄较小的似一群小偷,他们正低声串供;有些似行乞者或工人,心事重重,低头不语。到了这个份儿,想再逃走显然是不可能的。经一个个传讯,深夜才把我关入拘留所。一周的旅途劳顿与惊恐似乎得到解脱,我竟呼呼大睡。
拘留所里每间房约十几平米,却关了七八个人,在木板床上挤成一团。组长四十多岁,对这里的情况很熟,估计是从对面看守所调来领导这些在押者的。他不断地启发人们交待问题,说小偷小摸不算啥,男女通奸也是小菜一碟,盗窃公物问题比较严重,如系初犯,交待得好也可释放。在他的启发下,发言者相当踊跃,特别是扒手一类,一会儿想起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偷到一个钱包,一会儿交待在前门车站作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坦白曾与自己的亲妹妹发生性行为……
稍顷,大家在空坝里集合,听分局一位副局长讲话。他面容消瘦,戴着眼镜,举止斯文,他说:“大跃进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京郊和外省农村都在办大社,一个乡办一个大社,到公共食堂吃饭,还有工资,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以米面为主食,以肉、蛋、蔬菜为副食,今后将以肉、奶、蛋、蔬菜为主食,以粮食为副食了,桌上摆着七碟八碗,敞开肚子随便吃,城乡居民的生活有极大提高,人人也都要树立集体主义的好思想,你们那点违法违纪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下去好好交待,轻装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时人民公社尚未定名,他姑且称之为大社,他神情激动,不乏喜悦与真诚。他一定想不到在几个月到一年之后,全民饥饿的灾难便蔓延开来以至无法收拾。
拘留所开两餐,每餐一个玉米窝头、一碗清汤。发窝头时组长又说:“你们在家也吃窝头,但不会吃这样粗劣的窝头。为了早日离开这里,还是要赶快交待问题。”我整天沉默着,组长启发我说:“你的问题恐怕相当严重,思想包袱也沉重,我看得出来,早晚还是要说清楚的,是不是?”我只有耐心地等着提讯。
6天后,四川省公安厅两位干部到拘留所押我回川。刘科长约四十岁,是位精干的老干部,削瘦而精干;还有一位小刘与我年龄相近,灵活机敏,似曾相识。刘科长关切地说:“你在这儿几天啦?我们接你来了。一起回四川吧!”
“我的事能否在这儿处理?”我问。
“北京处理不了,还是要回四川,你穿得太单薄,多加点衣服,免得路上着凉。”“路上要带手铐吗?”
小刘点头。刘科长又解释:“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正在进行思想斗争,免得发生意外,到了地方就会解开的。”
在分局门口,一位魁梧的中年干部和二刘一一握手道别,还和我说了一句:“我们对你比较客气,希望你下次来京时,不再是今天的身份。”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5)第一章 逃亡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7)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15囚犯最密集的所在
位于通惠门的成都机械制造厂,上世纪50年代是省劳改局直属大型企业。门口有荷枪的哨兵,大卡车进进出出,门内电瓶车来来往往,抬头看到冲天炉的火光,听到空气锤的撞击声,到处是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戴红胸章的是犯人,戴黄胸章的是劳教,不戴胸章的是就业职工以及管理上述三种人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集中了几千人,恐怕是世间人ICl最密集的所在。这里是个小社会,厂部大楼中有各职能部门,如技术室、财务室、管教办公室、供销科等,大院内有铸、锻、金属加工、组装、维修等5个车间,干部、职工、劳教、犯人各有食堂,有向三种人开放的贩卖部兼图书室,犯人购物用兑换券,还有医务室和颇具规模的文娱组,不时传来丝竹管弦声。
温志成、刘力恒和我被脸上有麻点的周干事引到三车间(金属加工车间),面容削瘦和霭的车间主任王展鹏召唤我们到办公室,说:“不要紧张,你们要安下心来,学好技术,很快就能单独操作,为祖国机械制造事业贡献力量。”
三车间厂房较宽敞,玻窗明亮,地面清洁,拥有车、铣、刨、磨等车床,排列整齐,马达轰鸣,砂轮飞转。门墙壁上贴满了大战红五月的红红绿绿的保证书和挑应战书,署名是某组全体操作者和学工,看不到劳教、犯人的落款,人们打招呼一律称“师傅”。
三车间犯人宿舍在楼上,四排地铺,约两三百人,生产组长康仁安随便把两床被子往两边一掀,挪出个空位就算安排我们住下了。老犯们的行李都极简单:一床草席,一床薄被。车工们穿的劳改服被机油浸透成深黑色。虽是白天,值夜班的人仍在沉睡。这时我才知道同来的刘力恒是高校讲师,温志成曾是飞行员。我们刚安顿好,卡车就送来了存在看守所的衣物书籍,远在沈阳的姐姐寄来了巧克力糖和水果罐头,女友何顿川寄来了中外期刊。
这里的伙食比看守所好得多,每日三餐,夜班四餐,米饭随便吃,稀饭也稠,无饥饿之忧。但副食定量,菜肴限打一份,如有犯人吃完后又去打一瓢,发现后会被挂牌游斗,牌上写着“油嘴狗”,自己敲锣,边敲边吼:“我是油嘴狗,大家不要学我!”
我和刘力恒在同一台车床当学工,师傅翁楷周、张复辉分别值白、夜班。当车工一站就是*个小时,腿都站酸了,只有注油、扫地、倒铁屑可以走动一下。大跃进时兴“大礼拜”,十天休息一次,休息天要擦机床、出公差,经常感觉疲倦,只有晚餐后稍有空隙。我手边有一本川大歌舞剧团编印的歌集《百灵鸟》,我常躺在席上轻声哼唱格林卡的《百灵鸟》、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和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时温志成便弹起吉他,一边唱着什么,有时也有一些学工围在地铺上歌唱。一个大礼拜下午,我在浣花溪畔洗完衣物,阳光正好,便到图书室借到两本小书:《南斯拉夫纪行》(王楫著)和《南斯拉夫旅行记》(陈模著),书中描绘了南斯拉夫的美丽风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感到是难得的慰藉。
管教干事周庆洪是位大学生,懂政策,工作也踏实,讲话能掌握要点,恩威并用,有较高威信,虽成天扳着脸,却无整人害人之心“面恶心善”,犯人也不怕他。三车间三类人员中犯人占多数,结构也复杂,除了*,还有不少盗窃犯、贪污犯、流氓犯,有走南闯北的神偷,周干事找神偷李某谈活,开口便提防说:“你站远点,不要在我面前亮你的手艺!”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厂里还拥有数十人的文娱组,常在周末组织晚会,演出合唱、独唱、对唱、器乐合奏以及自编的曲艺节目。来自川剧学校的青年劳教,扮相、服务、唱腔堪称一流;导演朱伯风、演员曾干、伴奏张茂志等演出均达到专业水平。特别是女歌手颜永兰演唱的民歌,音质甜美,余味悠长,极具品位,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文娱组还为一个车间演出过专场,将该车间的新人好事编成节目,起到鼓舞生产和改造的积极作用。
16“安民告示”
7月的成都够灼热的,在烈日下各车间的管教干事们蹬着单车在大街小巷奔驰着。为了召开犯人家属座谈会,他们要和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联系,了解哪些犯人亲属可能到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对劳改工作的认识如何,进而启发他们在会上发言。
座谈会以车间为单位召集,以三车间为试点。车间为此作了必要准备,首先是办一个墙报。为此,周干事召集十几名学习组长开会研究组建一个编辑班子,人们提出刘文介、罗次岷和谢子琴,周干事点了我
的名,要我草拟一个组稿计划。我立即拟就十几个选题,请与会者自选或组稿,周干事要我们脱产搞几天。其次是通知每个操作者搞好环境卫生,还让每位将会见亲属的人理发,换上干净衣服。
迎亲人的专刊如期完成,彩色的纸张,醒目的标题,流畅的文字耀人眼目。其中,周忠涛的《迎接亲人的目光》最有情调。
星期天,车间干部们满面春风地在大门口迎接犯人亲属,介绍生产概况和犯人表现,引他们参观车间,一排排崭新的机床。其中不乏进口设备。接着请他们到厂部会议室,干部们殷勤地泡茶敬烟,我作为接待员和记录列席。当天,我穿着白衬衣,灰下装,戴着手表,家属们误以为我也是干部,一再颔首致谢,使我颇为尴尬。
座谈会规格不低,省劳改局两位姓王的局长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笑容可掬,讲了较长的话。第一位王局长说:“对参加这次会的同志们我们表示热情欢迎,你们有亲属在这里劳动,自然很关心厂里的生产和亲人的生活。你们的亲人因为违犯了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依法接受改造,政府委托我们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我们与他们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能积极地接受教育,学得了技能,用双手为国家创造财富,这就逐步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就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和他们也是同志关系了。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愿望,早一天把他们改造好,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因此我们需要经常联系,交流情况,交换意见。你们是我们的客人,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把改造人的事业搞得更好。”
另一位王局长着重阐明劳改工作的目的是关心人、挽救人,惩罚只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这是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组成部分,这一伟大胸怀和抱负,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在改造过程中,政府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保证吃饱穿暖,有病给予治疗,每月发零花钱,坚持说服教育,不予体罚,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一技之长,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两位局长的语调平和,态度慈祥而亲切。到会的家属多为中年女性,频频点头,深受感动,干部们不停地递烟沏茶,气氛十分融洽。
接着由家属自由发言,有的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服从管教,自觉改造,以厂为家,把干部当做自己的父母;有的谴责自己的子弟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膨胀,不听党的教育,如今要真诚认罪服罪
悔罪,改造人生观,才对得起党和人民。余尚毅的母亲还勉励儿子学好技术,将来成为又红又专、文武双全的职工,做毛主席的好儿童。在母亲心中,哪怕儿子是二三十岁的汉子,永远是自己的儿童呢!
会开到5点多钟,厂部招待她们用了晚餐。
为了扩大并深化家属座谈会的影响,车间布置再出几期墙报,由我整理两位王局长的讲话,编辑了十多篇来稿。刘文介撰写了长篇通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心灵的门》,文笔细腻,描写生动,得到广泛好评。犯人学习小组为此座谈一周,发言普遍,情绪激奋,这次亲人会对促进改造和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仔细想来,亲人坐监服刑本是一件痛心的事,到劳改队探监真是忧喜参半,能见亲人一面自属不易,又生怕亲人在狱中受虐待。因此不得不陪小心说好话。家属的发言与犯人的表态,与其说是亲人之间的心灵碰撞,勿宁说是给管理者听的,难免夸张矫情,言不由衷。特别是右派分子的家属,明知亲人因言罹祸,仍要违背良心,说亲人的不是,扮演着十分难堪的角色。我注意到周忠涛的姐姐面色苍白,发言时手在颤抖,内心一定相当难受,把悲剧当成喜剧演出。我埋头笔记,不禁悲从中来,我庆幸自己的亲人不在蓉城,如果姐姐来参加这个会,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受。
两位王局长的“安民告示”,意在安抚犯人家属,也给服刑者以宽慰。其实,他们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大墙里面并不是那么回事。
17车间记者
7月中旬,车间决定由刘文介、罗次岷、谢子琴和我4人组建板报组,每天出一版“日报”,反映全车间的生产和学习,表彰新人好事,推广先进经验,批评不良倾向,成为车间的耳目喉舌,事实上成为一种
“机关报”。周干事要我们详细研究,提出可行意见。我明确自己目前的身份,同时没有忘记我曾是党报记者。于是,起草了一个设想周密的报告,并建议取名《跃进报》,同时编一个副刊《绿芽》。
刘文介和我都编过大报,思路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