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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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娜耍阄蘼墼跹匣坛峡郑婢乩鲜担嗣亲芸茨悴凰逞郏税帧951年我发表过一篇通讯《这就是人民*专政》，写群众治安小组如何管制一个流氓。流氓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群众扬眉吐气。生活真是嘲弄人，曾几何时，我便由国家主人沦为革命对象了！诚然，我也可以选择受辱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当一辈子贱民，但那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怎能自甘堕落，苟且偷生呢？不，绝不！我一定要作一次勇敢的抗争，无论成功或失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一个人从内地逃到另一个省或沿海大城市，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在老家首饰店打工的胡也频一身清白，却被老板怀疑偷了金镯子金项链，一气之下他真的取走一些金首饰逃到上海，走上了作家之路。如今的中国如铁板一块，严格的户口和档案制度，到处是治保委员会，找不到一点点缝隙，逃向哪里？原四川省主席、今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王缵绪不久前企图去香港，尚未过境即被捕回。香港还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我不能去那里；苏联、朝鲜、越南和我国是友好邻邦，到那里会被引渡回国。唯一可供选择的地方是亚得利亚海岸那个比较开明和宽松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我选择南斯拉夫，一是为了避风，摆脱当前的困难处境；二是为了学习塞尔维亚一克罗地语，研究他们的文学艺术。为此，我与南斯拉夫驻华使馆通信，写了一些歌颂铁托和中南友谊的诗篇，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时寄给了使馆，后结集为《从扬子江到多瑙河》，并申请赴南留学。
我预感到这是九死一生、孤注一掷的冒险，失败的可能性无数倍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不宜把自己的右派身份告知使馆，更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一个人，我计划在1958年暑假中悄悄去北京。为此，我做了些准备：一是变卖自己的皮箱、衣物和书籍，筹足由成都到北京的路费，并把不能兑换为现金的公债寄给在沈阳的姐姐；二是练习英语口语，据说在南斯拉夫英语较通行；三是整理自己的诗集和文稿。这三项都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表面上还要做出诚惶诚恐、服从管教的样子，这真是痛苦的抉择。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一切都打破常规，反右派斗争演变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大跃进，校方号召开展教育改革，在全体教师中拔白旗、树红旗，中文系、历史系还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以学生为主力，向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宣战。于是，批判、丑化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川大的每个角落，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劫难逃，成为“白旗”。一位英语教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句子Rightisright（对的就是对的）被曲解为“右派是真理”（在英语中，right有真理和右两种解释）。批判他公然站在右派立场，反动透顶。竟连川大引以骄傲的数学教授柯召、生物学教授方文培也被说成是“不学无术”的白专典型……
既然老师不行，学生们便试图取而代之。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要自编《中国文学史》；我班同学要研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刚发表的一篇美学论文，奋战一周，直译稿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研究？与深入教改同时，一场“交真心，拔白旗”的群众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教学楼的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对党要说十分话，为国全抛一片心”。要求每个同学深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面，以增强原罪感。既然不是出生于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家庭，生下来就有罪。每天晚自习时间，人人情绪低沉，内心压抑，灯光也显得阴暗。于是，有人检查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自幼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有的检查亲属被*，因而对党不满，有仇视新社会的情绪；有的曾参加三青团，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考大学是为了成名成家，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我身为右派，忝居末座，无资格参与检查，也如坐针毡，感到凡属知识分子，无论年轻年老，均在劫难逃。由家庭出身带来的原罪，无论怎样冲洗、浸泡、冰冻、焚烧，也弄不干净，即使未划为右派，也读不成书。大学本来是青春的圣殿，是增进知识、培育友谊与爱情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一个乱哄哄的军营，只能蹉跎岁月，这就更增强了我离校出走的决心。
一个初春的傍晚，从银川回成都的女孩何顿川约我在火车站见面，我向班长请了假，赶到荷花池旅馆。她比我小8岁，是1953年我在江津采访时相识的，这时她似乎瘦了些，年纪轻轻却有些忧郁，说自己对银川干燥的气候不太适应。我们吃了点面食，便在苍茫的暮色中踱步，我隐隐约约地叙述了自己所处的逆境，对前程的困惑，她也未深问，仿佛一切都在意想之中。她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逆境对自己对友情都是一种考验，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信任你，忠实于友谊，我希望你也能这样。”但我无法坦诚地说出离校出国的打算，她对此无法理解，一定不赞成，设法说服和阻拦我，这对我会十分危险。我只能吞吞吐吐地告诉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不要感到意外，她连连点头。我不敢直视她那双明眸，她却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烫很烫，温热着我身上的寒气。
在焦灼的等待中，总算盼到了暑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学校却突然宣布取消暑假，全校学生要去金堂修建成钢公路，决定8月2日起程。我不能再等待一年，只有孤注一掷，趁机逃亡。
4铁路不通改水路
1958年8月1日下午5时许，我一个人挎着书包，悄悄走出川大后门，沿着熟悉的小巷走向九眼桥，恰好有一辆公交车停在那里。车上并不拥挤，也无一个熟人，确信无人跟踪，便搭车直抵火车站，开始了我的逃亡之旅。
7月31日夜间大雨滂沱，8月1日上午仍下着零星小雨，傍晚日出西天，晚霞灿烂，我精确计算着时间，在列车出发前5分钟赶到车站。取出行囊，正要登车，出现意外：宝成路因暴雨塌方，特快停开！我一阵晕眩．怎么办？转回学校吗？不！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意味着准备近一年的行动付之东流。我当机立断，改北上为东下。一小时后正好有辆重庆的特快，可由重庆去武汉，再从武汉抵北京，不走陆路走水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宜在车站久留，恐生意外，便到附近田间小路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列车即将开动，我才匆匆走上最后一节车厢。
我感觉周身疲惫，头脑清醒，这是我以生命为赌注的一次冒险，意识到旅程艰辛，前景险恶：校方发现我出走，便会与公安部门联系，来不及跟踪，就会在路上堵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通讯手段还很落后，在车站人头攒动的洪流中，要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逃亡者绝非易事。我几乎一夜未睡稳，在朦胧中听到石桥、资阳、内江、隆昌、江津等站名。我对成渝线很熟，当记者时曾多次沿线采访，但从未像今夜那样烦躁惊恐，坐立不安，旅客们早已入睡，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晨曦中，列车到九龙坡车站，我随人流走进山城。这时，川大开赴唐家寺工地的队伍尚未出发吧！
几十年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上，谈到此时的情景，同学们的警觉性较差，到开早餐时，才发现我不在，有人说我通夜未归。这时大队人马即将起程，这使中文系班级负责人大为震惊，忙向系总支汇报，又匆匆报告保卫科，立即派人搜寻两座教学楼一切可能藏匿的角落，又询问我在川报的好友和可能的去处，并向省公安厅报案，一时猜测纷纷，莫知所措。
5旅途阴影笼罩
第一次到重庆，无暇游览市区，欣赏山城景色。搭车到两路口，只买到一张到宜昌的短程客轮等外票，然后才进早餐，到解放碑、文化宫消磨时间，全然没有当记者时的从容和雅兴，逃亡者的不安紧紧地揪住了我。我本是国家的主人，为了解放西南，l949年参加解放军走过千山万水，冒着生命危险征粮剿匪，开辟新区，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水，如今却不得不弃国而去，这是怎样难言的苦楚？当年的志士仁人告别乡土远渡重洋时，大概也是这样的心绪吧？普希金的一首小诗蓦然浮现脑际：“从未离过国门／却向往异邦／对自己的祖国则只有诅咒……”太阳偏西时，我才缓缓从朝天门码头横渡江北，当夜在甲板上露宿。
翌日清晨，朝雾弥漫江面，轮船迟迟未开，我怀疑省公安厅是否与重庆码头联系在船上拘捕逃亡者，脑际不断闪过影片《羊城暗哨》中结尾的镜头，特工在开船前的一刹那被捉，一时心惊肉跳起来，见每位旅客的脸上都呈现不安，互相猜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甚至想在此跳水，但转念一想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可能，判断未必无误，而且在江岸跳水也未必能溺死。正在思绪极度紧张时，船头响起了起锚的汽笛声，客轮徐徐启动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一位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中年采购员，拟到万县一带了解市场情况，主动与我攀谈起来。红安原名黄安，涌现过上百名将军，从贺（龙）老总创建洪湖根据地，说到刘（伯承）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我说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自己曾是普通一兵，彼此更加默契，越谈越热乎。在他看来，我是个热情机智、和霭亲切的年轻人，萍水相逢，相见恨晚，何曾想到我会是一名逃亡者？船抵万县，握手话别，留下地址，嘱我有机会到红安，一定到他家作客。下船游览万家灯火的市区，还到影院看了一场巴基斯坦新片《叛逆》，暗想，我也正是被追捕的叛逆者呢！
8月4日船过三峡，险峻陡峭的山峰，汹涌澎湃的江水，令人感到大自然的森严。在悬崖绝壁上，正在开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每个字有好几丈高。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伫立船头，心事重重，谁知哪年哪月能重游三峡？下午4时抵宜昌，天空落着蒙蒙细雨，第一件事是购买到武汉的船票，又是旅客拥挤，票已售完。忽然急中生智，计从心出：1956年离开川报时我没有退回记者证，当时只想留个纪念，如今却派上了用场。在售票窗口，我出示记者证，说有任务在身，要赶赴北京采访，顺利买到一张统舱船票，当夜在锅炉旁迷糊到天亮。8月6日天气放晴，江面开阔，一轮红曰冉冉升起，我触景生情，轻轻哼起了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插曲：
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
年轻的水手出发去远航，
要问我们去向哪里？
到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目光柔和，心绪平静，两位回河南探亲的干部与我年龄相近，很快找到共同的语言，谈起长江两岸的风景和大跃进的形势。船员看我们举止斯文，谈锋犀利，特邀我们作为旅客代表参加座谈会。与会者踊跃发言，齐声赞扬他们的跃进精神和服务态度，在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打破常规，为超载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实在值得学习，船员深为满意。
8月7日凌晨抵武汉，我立即到江汉关东站购买直达北京的特快车票。
离开车还有半天时间，我感觉车站是个不安全的场所，寄放了包裹，便搭车到江口中山公园游览。时值大暑，火城酷热，每个机关大门口都悬挂着“欢迎中央卫生检查团光临”的大幅标语，公园里树木扶疏，游人极少。1949年10月部队南下时，曾集体来此玩了一天，景象依旧，记得有一位侏儒（矮人），印象特别深，如今侏儒还在，只是面容苍老了些，他当然记不得我了。
下午，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朝华北平原驶去，广阔的视野，亲切的乡音，使我这个离开北方多年的游子心情激动。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某军事院校学员，面目黧黑，见多识广，与我天南海北地神聊。火车驶近黄河大桥时，车速减缓，他告诉我，我们通过的大概是临时架设的便桥，前些天黄河涨水，数万名工人抢险；周恩来总理冒着大雨讲话，鼓舞士气，话题转到国际形势。总理指出：随着我国批修加剧。中南关系再度恶化，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已启程回国，我国驻南大使伍修权仍留在那里静观事态发展。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笼罩起一个不祥的阴影。
6从大使馆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举行支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夜里落了一场小雨，街头到处是被雨水打湿或飘落到地面的标语。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轮车经过北大红楼，如今已是《红旗》杂志社。在小店早餐，理发，洗澡，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这才乘车到东园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馆新闻处。门口未挂牌，有中国哨兵守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使馆秘书达克维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达克维奇的信交给他，上面说他们对我到贝尔格莱德留学深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将尽可能予以协助。他仔细读信，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回答：“达克维奇和波波维奇大使都已回国了，鉴于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您的打算和请求，我们无力相助。”
“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追问了一句。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目前，护照、交通等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是实情。”
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国雇员，也许是译员，想了解我的身份和谈话内容。那位中年南籍工作人员匆匆结束交谈：“就这样吧，再见！”
我刚走出大门，就有一位便衣人员拍我的肩膀：“请你跟我走一趟。”不容我拒绝，把我领到派出所，看了我的记者证，询问了情况，又把我转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
这个过程前后不足一个小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准备经年的逃亡之旅毁于一旦，如做了一场噩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事实是在那个年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