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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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石泉以组织名义要我对l948年至l949年的历史作全面交待。我坦然陈述，历史清楚，王石泉等人的逻辑却是：政大原属国民党中央党校，和*高级党校同一规格。而*中央党校是地委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进入的，可见我是国民党地委以上干部，不是国民党员怎么可能进政大呢？我从沈阳到北平是搭飞机去的。在旧中国，什么人才能够坐上飞机，显然是国民党要员，参加革命肯定是乘鱼龙混杂之机潜入革命组织，妄图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说我曾盗窃党内文件，拉拢出身不好的青年团员搞什么阴谋活动，我借钱给生活困难的团员是“腐蚀拉拢，高价收买”。把良好的动机说成邪恶，把积极工作说成伪装自己，把联系群众说成“组织人，联络人”，这样的分析我怎么能接受呢？
小组的积极分子们平素与我在一起说说笑笑，现在一反常态，铁青着脸，如私设公堂，或公设私堂，现在一个个成了义正辞严的法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似乎他们早有警惕，看清了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的每一句话都浸满了毒液，我每一句辨解都是“对肃反的倒算，对运动的猖狂反攻”，而沉默则是“软拖硬抗”。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一旦被打成运动对象，受到的心灵伤害将终生难以平复。
肃反运动中，报社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因为报纸仍需天天出版）多数人卷入运动旋涡，一切都失去了常态。大家被关在报社大院里，寝室也作了调整，资料组组长王传大是我的同乡和政大同学，原独住一间房，这时搬到我住的大房间内，我想大概是专门来监管我的，殊不知他也是审查对象，上面故意要我们住在一起，以便考察我们是否订了什么“攻守同盟”，走廊中另有人监视我们。每隔几天，我们到省委党校礼堂听大报告，路上互相监视，鸦雀无声，充满了压抑感。见到外单位的熟面孔，也无人敢打招呼，互相提防着、戒备着。一次，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点名团省委杨斧交待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说：“我看你这只臭虫能把共产党的铺盖拱翻？”又喊小教联的李莎交待与胡风集团以及民社党的关系。李莎面不改色，表示下去后作书面交待。我们还多次参加省文联的批判大会，批判者声色俱厉，义愤填膺，但我注意到被批判的茜子、邱漾等并无搞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和证据，无非是想借机把人的名声搞臭或泄私愤而已。这样大会套小会，斗别人和被别人斗，近两月的车轮大战，我记了厚厚两大本小组意见，近视眼由600度加深到800度，经常闹肚子，人也瘦了一圈。
我先是在理论宣传组和文教组的联合组内挨斗，后来遭到理论宣传组和工业组的联合批斗，报社五人小组的翟静之亲自上阵指挥，穷追猛打，弄得我疲惫不堪，烦躁已极。我也注意到，有几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来自新训班的白丁只发了一次言：“希望小王端正态度，不要以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态度对待大家。”而颇有才气的*党员王育长竟一言不发，始终沉默。
比我问题更严重的审查对象有李村、张正宣、张白帆、杜晓鹏、朱友柏、萧红逵等，他们被专门关在一间房内，全天写检讨，晚上在一个寝室内就寝，有专人看管。半年后，这些人全部解脱，李村在团小组会上还自我检查说：“作为一个团员，在组织上审查个人历史时我犯了错误，性质还比较严重。”我缄默不语，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更没有犯任何错误，是你们无反乱肃，有错不纠，我凭什么要装样子作违心的检讨呢！
9月初，我回理论宣传组作编辑工作。王石泉调省级机关肃反办公室，由重庆记者范朗来组上主持工作。范朗是我新训班同学，较我年长，头脑清醒，心地善良。一个星期天，他专门陪我看电影，路上说：“你觉得党不信任你，你还是应信任党，好好工作，将来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在这段期间系统读了列宁、斯大林著作，特别研究了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文献，图书室的罗大姐主动借给我《民警少校》、《射击场的秘密》、《红色保险箱》、《秘密路》等肃反小说。我逐渐领悟到，我国的肃反运动是以苏联为蓝本的。那种“大胆怀疑，小组斗争”的搞法势必造成扩大化和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我给不少通讯员写了退稿信，编发了一些小品文，用笔名撰写了不少文章，都蒙范朗签发，月终还表扬我工作做得好。
一个下午，五人小组找我正式谈话，我换了一套崭新的毛料中山装，正襟危坐，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询问。这天组长伍陵不在，由陈杰、苑庄、翟静之、王文四人主持。陈杰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一些问题，望你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以利于弄清真相。”翟静之也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三个问题：1．你在政大就读期间是否参加了反动党团组织；2．罗梦册组织的“自由*社会主义协会”是什么团体，你和它有何关系？3．解放前夕你组织的“黄河社”是什么社团？我说：“我在肃反运动中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们总说我不老实，避重就轻。”王文说：“以你今天谈的为依据。”我便对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澄清，详细说明我进政大后就读的短暂时期，政大并未发展反动党团组织，我也不知情；我是罗梦册主办的《主流》的读者，只读过两三期，并未参加该组织，也不认识罗梦册；《黄河》是解放前东北同学拟办的一张壁报，以迎接解放为宗旨，只开了一次筹委会，壁报还没有出就解放了。这三个问题都不复杂，为详细说明其背景和证明人，竟用了半天时间。
四位领导似乎心平气和，王文态度尤为友善，陈杰最后表示：“你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这次谈话后，停止了小组斗争。
1955年国庆前一天，范朗找到鲁南和我，说：“党总支办公室通知，明天你们写一个肃反文件，不要到别处走。”鲁南本是一位肃反积极分子，曾找我谈过话，动员我交待什么，如今他也成了肃反对象，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盯了他一眼，他低头不语。可是临下班时，范朗又对我说：“明天你不必学那个文件了，以后抽时间再学。”这说明我只要不出报社大门，干什么都行。作为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而作过贡献的青年干部，竟被剥夺了参加国庆*的权利，和被管制的“特种户口”差不多，这真是绝妙讽刺。
肃反期中，周末和星期天也必须集体活动。有个星期日在人民公园划船，我与蓝青、肖青同划一船，十二目相视（三人均戴眼镜），笑容全无，如同路入。到12月初，肃反已近尾声，王文、范朗、鲁南、杨廷楷和我五人同游昭觉寺，品茗闲聊，还比较轻松，漫步间，王文提议联句，他看到寺内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说：“一棵大树冲上天”，我见周围有三个高烟囱，只有两个冒着浓烟，便接着说：“三个烟囱两冒烟”，鲁南接着朗声说：“四周尽是国有地”。上了公交车，联句戛然而止。到大陆春餐馆坐定后，王文要了酒菜，大家举杯共饮。范朗忽然心血来潮，笑日：“我有了最后一句：五杯老酒一齐干。”这天由王文请客，尽欢而散。
在编委和五人小组成员中，四十多岁的王文资格老，性情随和，说话平易，有人情味，从不摆领导架子，想不到这位老革命在1957年竟因欣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马文元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报社的肃反是悄悄结束的，无人作这方面的总结，只是说出大门无需请假了。周末傍晚，我走到春熙路，见街头行人如常，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自由之感，终于解脱了。走进耀华餐厅，要了一客西餐，慢慢咀嚼肃反运动的酸甜苦涩。这半年像是一场恶梦。我逐渐懂得人情世故，有的人平时嘴上蜜蜜甜，心里藏着锯锯镰，一旦咬人，六亲不认，比豺狼更可怕；但在阴霾中也有淡淡曙光，给人以些许温暖和慰藉。
此时，党总支办公室举行理论学习升级考试，自愿报名，及格者可升人中级组。我长期任理论编辑，阅读马列著作不少，欣然报名。那晚在俱乐部进行笔试，所考内容均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无须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发榜时名列榜首，得95分，半年来似隐姓埋名无人理睬的我终于扬眉吐了一口气。
范朗他调，王石泉回来了。此人不阴不阳，似乎忘掉了几个月来残酷斗争的往事，照旧当他的组长；因肃反中表现积极，更为趾高气扬，似乎在政治砝码中增添了重量。五人小组组长伍陵曾找我谈心，说：“风波已过去了。你是个好同志，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其实，你所受到的冲击也算不了什么；延安整风时，我被当作特务轮番批斗，上厕所都有人跟着，那个阵势才厉害呢！”
我猛然醒悟，党内肃反扩大化是有历史根源的，苏联党内的过火斗争，东欧各国的大清洗，我国十年内战时期清理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真是一脉相承，愈演愈烈，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100春风又绿江南岸
1956年春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莫斯科传来苏共20大胜利召开的喜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精彩报告，党内*和社会主义*扩大化，从不同的渠道传到报社，传到我的耳鼓。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纸上全文刊登，真是冰河解冻，天气放晴，难得这样一个舒缓开心的春天。
一脸严肃的王石泉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说：“如今的大学像一个兵营，缺乏自由空气，大学生们死气沉沉，不敢谈个人理想和志愿，深怕戴上个人主义帽子，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看来，个人主义还是要有一点才好。”接着又传达刘少奇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说我们的记者不能永远当土记者，我们的作家只了解一点老百姓的事情，是不够的，新华社的记者要胸怀世界，目光远大，凡是有美联社、塔斯社记者活动的地方，我们都要派记者去。报人要知识广博，懂得微积分、原子能、半导体和各种现代科学知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些新的精神如小河流水，滋润着复苏的大地，与王石泉那张动辄训人的铁青色的脸极不调和。
人们在私下议论，苏共20大开得太好了，可惜开晚了半年，如果在1955年举行，中国也许不会反胡风和肃反，中国将少一场劫难。这年春天，知识分子像松了绑，每晚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取消了，可以在家读书，可以小聚谈心，可以到街上散步或看电影。老少一律穿中山服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有人穿起夹克或西装，我也到美琳服装店做了一套翻领的青年装和军便服，被称为《幸福的生活》中瓦西里穿的那种乌克兰衬衫，还用肃反中积累的存款买了一块进口的三都士手表。川大的教授们纷纷购买工具书，制订个人向科学进军的规划，与出版社签订出版个人专著的合同。每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在报社的操场上进行晨练，然后到办公室细读苏共高级党校出版的《辩证唯物论》，还写了些笔记。周二晚上，坐公交车到省委礼堂听省委学习室主任耀南讲政治经济学。耀南是部队下来的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学风端正，文风朴实，他在绵阳地委任理论科长时，我去采访过他。他讲话扼要，一语中的，在自己主办的《理论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一如他的性格，篇幅短小，言之有物，思路清晰，点到为止。如今给中级组干部上大课，也颇有水平，能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艰深的原理，颇受学员好评。业余还搞创作，在川报副刊上以山虹为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一位作风踏实而多才多艺的理论教员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这真出入意料。
这年春季，党中央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块文章，活跃了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思想，繁荣了创作。高教部决定扩大招生。这一年，全部高中毕业生升人大学尚不足以完成招生计划，便发动年轻的机关干部和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报考大专院校。一天晚上，我到党校礼堂听政治经济学课，遇到从报社调到西南民族学院编报刊的同事王慰庭，他已申请报考高校。大概听说我在肃反中受到审查的窘境，极力怂恿我改变环境，一展身手。我被他说动了，觉得自己在报社已成了边缘人物，目前年纪还轻，读上五年大学后远走高飞，可以寻找到更光明的未来，便写了个报告。王石泉说：“你已经是报社的业务骨干，何苦又从头学起？”我心想业务骨干竟当了肃反对象、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异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旋即又写了近百行的长诗《申请》交给伍陵，伍总被感动了：“你执意深造，也是好事，你就准备报考吧！”报社拨了一间办公室供报考者复习。并印了历年的高考试题供我们参考。一天晚上，我读艾芜旧作《我的青年时代》，上面有一首小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寄处／我去乘长风”。诗歌敲击着我的心扉，我把它抄在一个旧信封上，偶然被王石泉看到，不知刺伤了他哪根神经，引起歇斯底里大发作：“你不要对肃反不满，根据党的政策，去年对你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如今想离开报社去乘长风，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果子吃！”他越说越气愤，更加坚定了我离开报社的决心。
4月下旬，我到乐山、井研、五通桥等地采访。到乐山那天晚上，住在地委客房，读了《人民文学》第4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前面有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种能尖锐提出问题的勇敢干预生活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我夜不能寐，深感反官僚主义的必要，苏联出了奥维奇金，中国有了刘宾雁，一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应当发挥作用，一个*化的春天正在到来。
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