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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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案犯拒不坦白，坚持说在外面未作案，态度顽固，我报请法院从严惩处，结果却判得很轻。所以，态度问题并不重要。”他又说：“我过去也是过分相信法律判决，认为法院肯定不会有错，谁知那些年竟办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如今反思，痛悔不已。”肺腑之言道破法制痼疾：逼供信！

　　又过一年，朱庆丰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父亲最近病故，去世前说我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在很长时期中，我把此君看成最可怕的敌人，他何出此语？也许是他生前太左，不敢讲真话，生活也颇为孤独吧！

　　再访苗溪已是2002年4月，我和妻回芦山为岳母扫墓，拜会亲友，专程去了一趟茶场。老友舒衍琼住在原农行的小院里，院里草木扶疏，鲜花盛开。这些年他参与芦山县国土勘测考察，还到宝兴灵关为茶场建成一座中型水电站，成绩卓著，堪称苗溪茶场的功臣。如今退休在家，回归林泉，每日漫步于山水之间，读报、读书、写作，自得其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他陪我和妻拜访了商保田与黄素华，不胜今

　　昔之感。

　　商保田如今享受离休待遇，窗明几净，生活舒适。黄素华还是一脸福相，女儿黄敬在苗溪当干部，儿子是工人，我感谢她在逆境中所给予的关照，她淡淡一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好人终有好报，大家都加倍珍惜吧。”她和我老伴原来是熟人，几十年后重逢格外亲切。

　　在归来的路上，遇到周金仁，周金仁眼尖，远远地招呼我，热情握手，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还好吗？”他连连点头，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只说了一句：“人哪，总归是入……”大概在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上有许多反思。

　　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馆，是另一位周指导员的遗孀开设的。沈前学在这里帮忙劈柴、烧火、打杂，用这里的灶火，每天蒸两笼馍馍，到附近几个队的工地上叫卖，也略有积蓄。沈前学满刑后不愿回家，便在路旁搭了一个棚子，以维持生活。在旁人看来，他年逾六十，孤苦无依，该是最“造孽”（可怜）的人了，他却说自己习惯了，能自食其力就好。其实，在这块地方，还有许多年迈的退养人员，每月只有百儿八十的生活费度日，有人每天只煮一次饭，吃两顿了事，或做点小生意，山上山下奔跑，身体还结实，这大概是如今最底层的生活状态……

　　过一天，住在铜头场的杨绍荣君前来接我和老伴。他在交通要道旁盖了一幢房，曾作旅馆，如今是图书室、小卖部，还可打台球，看录相。他最称心的是儿女已供养成人，女儿在水电厂当工人，儿子读完医专去参军，现已能自食其力。我们在他家度过一整天，住了一宿。在回县城的公路上，13队那雪白的墙壁，宽阔的晒坝，高高的岗楼由远而近，它的轮廓是那么清晰而凝重，汽车一闪而过，诗人塞风写过：“我热恋风雪路上／每一个黄昏和黎明”，“黄河，长江／我两行浑浊的眼泪”，意境何等沉深！

　　我又来到豆豆溪畔，溪水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潺潺流着．唱着深情的歌，像倾诉着什么，几多忧郁，几多苍凉，几多温暖与欢乐。你是受难者的母亲，当年我们每天几次从你身旁走过，夏日在溪中洗浴，冬天在溪边洗脚，你给我们以同情和安慰，给我们带来梦想与希望。你太小了，任何地图上找不到你的名字。你又很长很长，几十年一直在我心中流淌。你审视人世的沧桑，目睹过农业学大寨的热烈场景，炮声隆隆，巨石翻滚，人声鼎沸。也见过人与兽的厮杀，灵与肉的拼搏，惨绝人寰的呼喊，人类挑战生命的极限，悲怆、屈辱、挣扎、绝望，不懈的抗争，长久的忍耐与等待，演出一出出悲喜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见高低，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我久久凝视着周围的景物，一首*民歌忽然回响在耳际：

　　你是流氓，还是英雄？

　　你是魔鬼，还是神灵？

　　你是失败，还是成功？

　　这些互相对立的形象相距并不遥远，常常互相转化，我是谁？谁是我？我不禁困惑而眩晕。往日的小路依稀可辨，而熟悉的猪舍、牛栏、磨房、果园、工棚已不见踪影。物是人非，只有火红的夕阳照耀着溪水闪闪发光。我深深感到人生的短暂和自然的永恒，自然比人类更伟大。我在底层二十一年从未流过眼泪，此时干涸的双眸竟噙满感激与内疚的泪水……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第九章　大转折（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上）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

　　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上）

　　91在沦陷区度过童年

　　人的一生像山溪里的一滴水，唱着欢乐的歌流入江河，互相拥挤着，碰撞着，怒吼着，卷起波浪，夹着泥沙，经过九曲十八弯，最后汇入大海。在许多情况下，命运是不由自主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大动荡时期，只有随波逐流而去。而人作为思想动物，又总是想了解大潮的流向，趋利避害，把握自己的航程。

　　我是l933年10月16日（农历8月28日）中午在沈阳（时称奉天）出生的。父亲在省公署作公务员，母亲段景纯是家庭妇女。那年父亲55岁，母亲47岁，晚年得子给了他们意外的惊喜，对我自然宠爱有加。

　　父亲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还未来得及作官，清朝就被民国所代替。国民党刚代替张作霖父子的军阀统治，就发生“9&；#8226；18事变”。父亲憎恶伪满洲国，不到60岁就退休在家。我刚懂事时，便见年迈的父亲精神抑郁，经常盘腿坐在炕上读书，吸烟，沉思。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当时学校的殖民地教育发生强烈的冲突。学校的《满语》课本告诉我们是满洲人，第一课“皇帝陛下”，第二课“万寿节，万岁万岁万万岁”，讲“日满亲善”，创建“王道乐土”；父亲则告诫自己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小日本占领了东北和大半个中国”，总有一天要被逐出国土。他常讲中国悠久的历史，从五霸七雄、秦皇汉武，讲到司马迁、张骞、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英雄事迹。姐姐比我大十四岁。到北师大学习时，家里留下她读过的大量少儿读物，OJ；朋友》、《儿童世界》、《安徒生童话集》、《三滴圣水》等，我读高小时便读完了《三国演义》。我是个孤寂的孩子，却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经常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中。我家单门独院，庭院里长着四棵根深叶茂的榆树，窗台上还养了四盆梅花，一株比一株茁壮硕大。父亲指那最茂盛的一株，说是我的形象，而那株瘦小病弱的是他自己。出乎意料之外，有一年那接近枯干的梅却开满火爆爆的红花。我想，什么时候自己这株幼梅才能开出红艳美丽的花朵呢？

　　我自幼品学兼优，读初小二年级时，有一天上课思想不集中，东张西望，凝视着窗口卖地瓜（红苕）的小贩，老师提问，我答不出，挨了一耳光，我自知是自己不对；读高小时，在走廊上奔跑，被男一班的刘老师喊住，打我一耳光，我认为人格受到侮辱，第二天拒绝上学，旷课一周。我姐便到学校探问究竟，同班同学都说我受的惩罚是冤枉的，她便到教员办公室去理论，说：“对学生任意体罚是不符合教育学原理的。”班主任代表学校向她道歉，值班的日籍副校长也不敢持异议。我才又回学校上课。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北局势一天天紧张，伪帝溥仪颁布《宣战诏书》，要臣民勒紧裤带支援“圣战”，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在城市，大人配给高粱米30斤、中人20斤，小人只有10斤，中国人不准吃大米。伪政府对人民的*也日益加剧，有所谓*、经济犯和思想犯，不满日寇统治，有反满言论者被认定为思想犯，偷吃大米饭者谓为经济犯，都要予以惩治。从l944年起，规定小学生在暑假要进行为期一月的“勤劳奉仕”，我们被指定到军械厂进行强制劳动，早上带饭盒进厂，换上肮脏的工作服，把弹药盒、皮带和马鞍等擦净涂油拭干后入库，加热的鱼油气腥臭难闻，随时恶心想呕吐。下班时门卫实行搜身，命我们把饭盒打开，把我们当小偷来防范，使幼小的心灵感到侮辱。

　　1943年太平洋战事逆转，美军开始反攻，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被击毙。夜晚，万籁俱寂，我家紧闭大门，爸爸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点，谛听重庆传来的战事消息。得知盟军支援我国抗战、我国远征军出国、史迪威公路通车等消息，父亲十分兴奋，有时还展开地图册，关注美军开始反攻的岛屿。l944年秋，美制B29型轰炸机编队轰炸沈阳，父亲称之为“甲申七月之变”，他从不到防空洞躲避，听至到隐约传来的轰炸声，还露出笑容说：“小日本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1945年我失学在家，精神压抑。这年2月，父亲在久病后辞世，棺木上书写着父亲自拟的挽联：“身世荣枯成过客，门庭光大望孤儿。”那时我只有12岁，望着阴沉的天空，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抗战胜利和祖国光复，便在家里自学功课。在姐姐辅导下，每天做几十道代数题，背诵古文。我想，苦难的日子总会过去的。

　　这年夏天，姐姐和一位伪警官刘树杰相爱，第一次约会，姐姐把我带在身边。那警官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中央大学读法律，讲到敌寇在监狱中*中国爱国者，语气十分愤慨，后来得知他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这样的身份在那时是很危险的。如今有人认为在敌占区只有*地下特工，其实也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身在虎穴，同样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无愧为出生入死奋不顾身的勇士。

　　还有人认为日寇占领中国的地方给我国带来文明，如果早被他们占领，也许已达到台湾、香港的发展水平，其实，在日寇盘踞的地方，不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而是把我们当作殖民者的奴隶。就以教育而言，当时伪满政府把初小称为国民学校，高小称为国民优等学校，初高中合并为4年，称为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可见，他们只把中国人培养成普通劳动者，充其量当个工头，根本不想把中国人培养成工程师、统计师、医生、学者、专家，更不要说思想家了。要使自己受到良好的教育，只有推翻日寇的统治，等待回归祖国的怀抱。

　　1945年8月，随着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远东局势瞬间发生巨变，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这是个历史的时刻，乱。

　　92内战烽火中的选择

　　在历史转变的关头，现实常距理想甚远，眼前竟是一片迷茫与混首先进入东北的是精锐而疲惫的苏联红军，他们手持轮盘冲锋枪，在街头横冲直撞，占领一切工厂、企业和仓库，任居民哄抢物资而置之不理。他们自行发行“联军票”，与伪币以1：1的比值购买各种商品；甚至到处搜索花姑娘，年轻女性不寒而栗。接着进驻沈阳的是*、曾克林等率领的老八路，时称东北*联军。他们身穿破旧的军装，扛着简陋的武器，在城墙上书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拥护人民领袖毛泽东”等标语，百姓热情欢迎这支抗战八年、劳苦功高的部队。当然也有人怀疑，这就是抗击日寇的主力吗？

　　东北*联军的主要任务是扩建队伍，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参军，为日后抗击国民党准备力量。我读过*散发的小册子《纪念孙中山，评论蒋介石》，开始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沈阳开过各界代表会，但鉴于美苏签定的雅尔塔协议，终于主动撤出这座城市，由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手里接管。

　　1945年底，我结束失学的命运，进入辽宁补习学校初中三年级。因报名迟了，未通过考试，由于该校校长急于招聘我姐为英语教师，在录取的榜示中增添了我的名字。

　　接收沈阳的是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二军等美式机械化部队，一部分还是空运来的，主要由大后方的学生兵所组成。军容整齐，军纪严明，文化层次较高。接着飞来了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普通市民对国民党政府曾寄予厚望。我曾如饥如渴地读孙中山的《三*义》，其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及其明白晓畅的文字和严密的逻辑性征服了我。我觉得孙中山无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先行者。我也读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提法似乎与孙中山的主张背道而驰。进入沈阳二中后，我参加了沈阳市的《学生周报》社，多次投稿，并在班级的墙报上发表短诗《希望》。每天清晨我和小伙伴张良玺、曹伟刚等一起，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一路上谈天说地，对祖国的未来满怀向往。中午不回家，到食摊上买一碗豆腐脑和十个玉米饼作午餐；然后就到小河沿公园嬉戏，十几个孩子充作同盟国，十几个孩子扮演联合国，用土块互相追逐，胜利者自封为麦克阿瑟将军。放学后又到基督教青年会听课，老田头的几何、马福江的英语和王诚德的化学都讲得极精彩，回家时已是万家灯火。

　　1946年的东北战场，国军还占有优势，从沈阳一直打到四平、长春、吉林，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城市和铁路线，直抵松花江南岸。《中央日报》叫喊“国军以武力接收东北”，接收大员迅速腐化，物价飞涨，丧失民心。而*则深入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到1947年就扭转了战场形势，转入反攻。课堂上，有人用岳飞《满江红》词牌填了新词：

　　东北光复，盼来了接受大员，乘飞机直抵长春，东北沦陷十四年。苦了人民三千万，不如地狱的囚徒们真可怜。哪知道这批官，不爱政治只爱钱，到北平购买洋服料，住洋楼，吃大餐，姨太太编成了班。这种作风如果不改变，快滚蛋！

　　那年，蒋介石曾飞到沈阳抚慰东北父老，在市府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