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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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迁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叩门,自称是庞杰,南下老干部,60年代曾在动力厂劳教,在三车间成品库工作,在那时认识了我。庞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后编入华北野战军,南下时做后勤工作,与韩念龙一起进入成都。后调到阿坝自治州任科长,因对赫鲁晓夫有微词打成“反苏”,补划为“右派”。
他是自己拉着行装到动力厂报到的,没有公安人员押解,动力厂的干部对他也比较关照,未让他参加体力劳动。以后调往石棉,和众人一起分享了长久的饥饿,专政的严酷,拥挤的住所,饱尝铁窗风味。落实政策后在成都落户,娶了一位小他二十岁的贤慧的妻子。在整个劳教队伍中他算幸运者,劳教使他得到了从底层审视一切的眼光,谈起动力厂的人和事,他和我的观点大体相近。但他不想动笔,因为一*实就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还是烂在自己肚子里吧!
1999年初春,又一位自报家门的难友来访。他看上去精力充沛,步履坚实,是当年“动力”的小字辈,文娱组吹笛子的张茂志。他带来重庆《二二三联谊会侧记》一文,联谊会一语双关,它的确是2月23日举行的,又有当年铁窗每日粮食定量的内涵,“早上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三两”,使人回忆起那段十分可怖的日子,《侧记》写道:
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人们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海洋中,重庆野狼公司二楼上,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主持的二二三联谊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场中人头攒动。欢歌笑语如热浪翻滚。原来是与会学友在表演同学们都能倾心会意的节目,一时间掌声如雷,喝彩不断。绝妙的表演把人们的思绪带入了流失的岁月,寻觅着依稀的记忆,早已松弛的神经琴弦被拨动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联谊会,与会者年长的七十有余,年少者也四十好几。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许多人家庭破碎,亲友散失,虽只是历史的瞬间,却是数十年的恶梦。如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同学们也讨到了说法。迈开新的脚步。很多人在市场的搏击中成了弄潮儿,付出超常的辛劳,获得了巨大成效。
他们中有著名企业家、纳税大户、野狼鞋业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高级工程师刘福祥,工会主席曾干,司法战线上秉公执法的监狱长、一级警督余健昌。西南建筑学院副教授李朝文。
中学校长颜永兰,省川剧学校高级讲师薛明光.高级工程师曾庆钊……历史证明,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他们能相会在一起,真是舒心爽意,情至浓处喜极而泣。整个联谊会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相邀共跨世纪,相邀来年再会……
这真是历史的剪影和时代的进步,如果倒退若干年,谁敢主持和参加这样的盛会,不怕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吗?
张茂志君在会上仿杜甫《赠卫八处士》赋诗一首,诗日:
同学难相见,
动若参与商。
今夕何复夕,
冷月照铁窗。
年少能几时,
鬓发皆已苍。
询旧多作古,
惊叹当年郎。
焉知三十载,
重聚在一堂?
昔别君未婚,
眼前孙成行。
相逢如隔世,
喜极泪汪汪。
反思涅磐状,
华夏精英殇。
逝者长已矣,
存者应自强。
劫后庆余生,
峥嵘岁月长。
踏平千重浪。
百炼铸金钢。
众称相聚难,
频频举酬觥。
情浓人心醉,
无语尽衷肠。
会终挚手别,
前途路茫茫。
在动力时,我与张茂志君虽不很熟,他的激情还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想起动力的许多挚友,对他们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张茂志如今仍意气风发,仍在房产开发事业方面奋力驰骋,大展宏图。
2000年夏,李朝文、颜永兰夫妇到青城山避暑,路过成都,得在马恒贞家一聚。在动力时,马恒贞和颜永兰同在5车间并成为挚友,被称为“动力之花”。那天,冯夷和马恒贞夫妇邀请王家鼐、许棣超、张茂志和我作陪。王家鼐曾是成都《新新新闻》和《工商导报》负责人,曾采访过蒋介石,如今是省民建的副秘书长;许棣超当年是西南建筑学院的高材生,在动力时经常帮三车间板报组作画,如今是新创意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总建筑师,在建筑界颇有成就。那天,冯家做了许多菜,主人殷殷劝酒,大家或叙旧,或议今,或唱歌,十分尽兴。
李朝文说,他在动力时,生活尚可,后来他和颜永兰到江北县农村劳动,在岩石上挖毛厕,劳动一天下来,只有一两角钱的工分值。那时生活十分艰苦,连两个儿子都养不起,只有送给身在他乡的兄妹帮助抚养。好长时间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动不动就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他们虽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仍是另类,朋友来看望他们,要向队上报告,连一顿像样的饭菜也拿不出来,那大概是一生中最难堪的岁月。
彼此也谈了些l957年“反右”的根源,以及记叙“反右”始末的几本书。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胡平《禅机——苦难的祭坛》,对问题的挖掘一本比一本更深入,在中国,反封建体制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复出的右派,绝大多数都重新崭露头角,*、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丁玲、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高晓声、邵燕祥……我们身边也有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如果不遭l957年这一劫,不是能作出更辉煌的贡献吗?
苗溪茶场人员大换血的热潮是在1979、1980年间掀起的。先是右派普遍摘帽回乡,接着是在苗溪被加刑的犯人多系因言罹祸而得到*,然后是准许就业人员和犯人对自己的案件合法进行申诉,大批深锁在大墙内满刑多年的就业人员清放回家。这几种情况汇合在一起,*几乎走空了,新来者多是“严打”进来的刑事犯罪分子。
我离开苗溪不久,田成义、杨俊德、李文富等一批被错误加刑的人也相继*释放。田成义回到东北,安排在铁岭三中校办工厂;杨俊德回崇庆县怀远镇当农民,和高家山的女社员杨明天结婚,曾送给我一张新婚照;牛立华回重庆某机械厂任高级工程师,后成为山城著名的热处理专家,自己办了一家企业,结婚后生了一位绝顶聪明的才女,屡屡跳级,高中未毕业就考入名牌大学,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牛老板和他的才女》。
李盛照落实政策后回到家乡隆昌,在粮食局工作。他铁骨铮铮,壮心不改,业余进行社会与历史调查,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为有关部门写内参,提建议,时有惊人之举。重庆、内江的报纸先后发表文章记述他的往事,如今他年事已高,虽不合流俗,仍可称为江湖奇人。
卢泽民君离开苗溪后到会东铅锌矿子弟中学任教,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退休后在郫县三道堰安家,得一女。上世纪90年代我去郫县造访,赠给他拙作《早春的困惑》,他深情地说:“我是你的知音,最能理解你的心境,你说是吗?”
李莎*后回江油,先在李白纪念馆,随后创办《江油文艺》,后来调到县党史办,出了几本党史著作。他在江油县是老资格,为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不遗余力,口碑不错。他和一位有三个子女的寡妇结为伉俪,说:“我太同情她了。”1993年我们在江油时曾见过一面,酒席上,服务员尊称他为老革命,他愤愤地说:“我是什么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举座愕然。
名医冯树州回蓉后开私人诊所,效益不错,他赠我不少关于川剧的著作。这位青年时代生活豪华的老人晚年生活俭仆,酒宴后必打包,大概是底层生活的教育使然。
许诚回天全县分在科委,办了一张《天全科技报》,内容翔实,后在雅安定居,为军大雅安校友会副秘书长,曾编著《雅安地区新闻志》。吴静回资阳后在县供销社工作,一次到芦山采购篾制品,曾有缘相见。王警文回天全经商,一度被选为基层人大代表。龙兆荣回四川省人艺一度搞基建,日子过得不错,仍酷爱读书,孜孜不倦。
谢选荣、费宇鸣、伍大云回蓉后经商,善于把握商机,都拥有幸福的晚年。谢选荣君喜古典文学,爱好诗词曲,善于处事,语言幽默,时有过从。
90年代初,成都的难友们曾在王建墓餐厅欢聚。当年身穿囚衣委琐不堪的人都成为体面人物,或国家公务员,或高工,或名医,或律师,或专家教授,或经理,人们殷殷劝酒,慷慨陈词,夫人们也都互通款曲,一见如故,毕竟是患难相知,彼此直呼其名,所有头衔、职称都不存在,只剩下*裸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入,真实而饱满的生命个体。当大家提起在苦难岁月里的告密者时,有人一笑置之,不屑一顾,有入愤然作色,大骂“虫”、“虾子”,聚会的主持者大概有意未通知这种人,这种人也可能问心有愧不敢与会。
人们默默地悼念在逆境中因饥饿、疾病和*而死亡的难友。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盖苏文、李玉霖、李耀三、单明兴、万良成、方银舟、周继恒……尤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身材修长、心地善良、屡遭批判的转业军入郑万果。1979年春,他经常熬夜为他人写申诉,身体过于疲劳,一天去山上割牛草,为了割一丛矗立于悬岩上的茅草,挺而走险,不幸失足落于岩下,命丧黄泉。第二天,法院寄来*通知,他竟在黎明前死去,真是时耶命耶?
2007年5月,几十年不见的朱家希忽偕夫人来访。他年逾八十,精神矍铄,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他说:“苗溪本是个禁锢思想的地方,却出了不少思想者,像胡风、李天德、章诒和与你老兄,都堪称有头脑的明白人。”我说:“这也许是一种必然,因为民族需要思想,时代呼唤思想,思想是禁锢不了的,一个人的思想能站在时代前沿,就会青春永驻。”
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们都深深地向那些渐行渐远的死难者致敬,为经常惦念的幸存者祝福。
90豆豆溪不舍昼夜
离开苗溪二十多年了,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长长的驿站,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难以忘情。我曾多次回苗溪,到豆豆溪畔回眸往事,看望故人。
1979年暑假,我重访山谷庄,拜访李树人夫妇。他们置酒招待,遇到向义文的妻子李登美,她说:“你现在好了,可以充分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又说:“向义文在政治上太幼稚,陷进去太深,幸亏得到宽大处理,今后当引为终生的教训。”
我虽然在山谷庄住了两年多,听惯了那里的风声和流水声。却未能倾心一睹她的芳容。来庄上时是漆黑的夜晚,离开时像“蒙面入”一样被架走,时隔十一年才看到山谷庄全景。当年住过的小监是那么逼仄,一扇扇紫色的小门呈乌黑色,龇牙咧嘴,真有几分凄怆,几分恐怖!往事不堪回首,我真在那牢笼中住了那么长久吗?
又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来到胡家坪工地。那天人们正在背草肥,来来往往,互相招手问候。鲁延福高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念你,我爱人和儿子正好来看我,她们在工棚里,互相介绍一下。”他妻子也是北方人,和我一见如故,儿子也活泼可爱,说他三年未见爸爸了,“爸爸临走时是戴着手铐离开的,不久后爸爸就要回家了!”
1985年10月,我在芦山思延乡度创作假,体验农村生活。有一天路经粮站,苗溪茶场的卡车在那里出粮,巧遇周西林,周说:“你都走到苗溪门口了,也不回娘家看看。”于是,我两次去水电站看望舒衍琼,他正在领导水电站扩建工程,精神极好;后又到医院李伯侃处住了一夜,得悉徐孝怀老师年轻的妻子服毒自杀,不胜惊悸。
徐老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和自己的学生结婚,那女孩只有十多岁,人才出众,把老师当作英雄般崇拜,生下一子,后经不住舆论压力,无聊的人们瞎起哄,说:“男方是老牛想吃嫩草,女方是想发落实政策的财”,“两人走在一起活像父女,怎能成为夫妇?”那女孩一时气愤而自尽。父母状告徐老师*女儿致死,幸亏女儿留有遗书,说:“徐老师待我很好,我是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与徐无关。”徐方幸免于难。
1986年冬,四川《文史杂志》特约我写一篇《胡风夫妇在芦山》,为补充一些材料,我再次回到苗溪,采访当年接触过胡风夫妇的干部、医生和炊事员,重访胡风住过的磨房沟,受到大队管教干部徐光伟、原13队中队长张成英和黄素华的接待。
那天清晨,我在茶场招待所门口锻炼,巧遇原l3队干事林上清。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小坐,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恢复了原工资级别,享受离休待遇,忽然转换话题说:“我给你摆个龙门阵,你走后,朱庆丰调l3队工作,经常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我很见不得他的作派。一次开会学习,他自称办了几十年的专案,没有什么差错,我立即反唇相讥:‘老朱,请你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他不服,我立即反击:“试问,你经办王地山的案子错了没有,恐怕百分之百地搞错了?”朱面红耳赤,无言可对。
9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朱庆丰来到成都寒舍。他十分和蔼热情,一副多年相知的神态,我不无惊诧:“莫非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在随意宣泄中,他竟然说:“我搞了几十年专案,感到法院办案子有时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睁大眼睛问:“此言从何说起?”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有些逃跑犯在外面重新作案,金额巨大,都坦白了,我在材料上批道:该犯坦白态度较好,可予从宽处理。结果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判以重刑。相反,有的案犯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