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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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雅安的五年多过得紧张、充实，开始回到主流社会，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了不少作品，包括诗《寻觅记忆》《岁月》《磨房沟的白屋》《家访》《雨城的雕塑》，散文《重登岳阳楼》《走出长夜以后》《柳叶溪的梦幻》，小说《除夕夜》《蘑菇宴》《悠悠芦山情》等，觉得精力充沛，为日后的发展作了铺垫。

　　1988年1月我调回成都，在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任职，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圈。该院院长许川、副院长熊光群都是我的老同事，他们给了我不少关怀和帮助。以后几年是我事业的高峰期和写作的黄金期。

　　这年7月，举家迁回成都，这时的家具已需要用卡车来装了。我的视力严重下降，双目近视达2000度，妻子忙家务，男孩才读小学二年级，生活仍拮据，连部黑自电视机也没有。命运仍需要我开足马力，55岁的我似乎仍年富力强，决定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事。

　　开始，我在学院教育辅导期刊《函授学习》任编辑，继之主编院报，接着任专业课教研室副主任，讲授《写作基础》和《大学语文》课；因有在芦山、雅安两地任课的经验，讲课比较放得开，受到好评。院报也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在成人高校中独树一帜。

　　我在教学和编务之余，写了大量作品，还写了一些学术论文。1989年在川报偶遇川大同学陈国福君，他是戏剧评论家，当时在编《现代影视文化报》。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不少影视评论，加入了成都市影视评论协会。时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的另一川大同学李峰铭又约我作该社特约编辑，为他们审读了十几部书稿。我那时成天忙碌，深夜，寝室里仍亮着灯光，几乎不看电视。当时成都市各种报刊经常出现我的新作，每年发表作品十万字以上，有十几件作品获文学和学术奖。这时，我的思想更加活跃，力图把自己多年来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现实联系起来，把自己学得的文艺理论和新的文艺思潮结合起来，把写作教学和写作实践结合起来，对自己读过的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加以比较，同时进行国际发展大趋势、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私营企业的发展等学术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我遇到原西南服务团的老战友和川大老同学，他们都说：“你的思想仍然很年轻，虽然耽搁了二十年，仍站在时代的前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聘我为报告员，和田雁、王力行、娄凡等一起到川大和一些中学去演讲，探讨新时期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填平代沟，构建代桥，我看到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面庞，像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朋友们觉得我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能够理解时代新潮。业内人士说我的文章富有朝气和新意，散文有个人风格，即使不署名，也知道是谁的手笔；文艺评论写得客观、公允、准确，常有新的发现，看得出是精读作品之后才动笔。我被评为教授、编审、优秀党员和省级优秀教师，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嘉奖，社会终于肯定了我的价值，这也可视为在五星红旗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吧！

　　光阴似箭，我于1993年10月到点，l994年4月离休。我在1993年参与创办《民营企业导报》，主编法制版和副刊；1994年又应聘到《人民权力报》编三、四两版，直到l999年末离任。我在落实政策后，整整工作了二十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过重的负荷和全天候的劳作损伤了我的身体和视力，特别是高度近视引起的严重白内障，l999年底左眼手术后只有光感，右眼也只有0．2的视力。2002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冬夜的回眸》（1993年曾出过诗集《早春的困惑》）。2001年右眼手术后视力略有好转，于是动手写这部*。生命的烛火总要发热发光，总算抗争过、奋斗过、拼搏过，没有辜负炼狱的折磨和难友们的期盼。

　　88贤妻是位农家女

　　她是农家的女儿，l979年秋我们走到一起，那年她35岁，我46岁。

　　她叫喻家慧，出生在芦山县沫东乡山花村，父亲是位老中医，小学毕业就到县中医院学医司药，向凌琢如大夫学接生。困难时期她与一位民警结婚，生一子，后来民警转业，她下放当农民。l966年那位民警因公牺牲，她与儿子相依为命，苦守了13年。为了接生，她经常夜走山路，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小路上行走。产妇顺利分娩，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她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一次，黎明前赶回家里，自己的儿子已从床上翻跌到地上睡着了。

　　她性格善良，手脚麻利，极富同情心。我们结婚那天，恰是我落实政策的日子。她说：“今后我们就同甘共苦吧！”

　　当时我在县城任教，她在合作医疗站上班，周末才能相聚。这时，彼此都有许多话向对方倾诉。寒暑假是更快乐的日子，或一起在自留地里汗流浃背地劳动，或到河沟里洗衣，双手沾满肥皂泡沫，或在家里听广播站播放我的诗文，或听我唱熟悉的中外歌曲，彼此感到分外幸福。l980年11月，我们的男孩降生，他哥也很钟爱这个弟弟，给家庭带来无限的生趣。

　　1983年，我们的小家迁到雅安，生活清苦，大儿子留在乡间学木匠，她放弃了从医的职业，在机关当清洁工。记得初到雨城的第一餐，我们只买了一角钱的黄豆芽。蔬菜、肉食和水果都很少，她无疑作了很大的牺牲。只要我感到充实，她似乎也分享了快乐。夜里儿子生病，她从不把我喊醒，总是一个人背着儿子到医院看病。家乡有亲友来作客，她总是倾其所有，殷勤招待，尽一位贤妻良母的责任。

　　1988年夏，我们乔迁成都，距家乡更远了。她当过门卫，包过冰糕，后来失去社会工作，相夫教子成为生命的全部。处于更年期的她精神忧郁，患了神经官能症，一次服药过量濒临死亡，多亏及时抢救方免于难。我痛心地感到对她关照不够，为未能做一个好丈夫而内疚，而她则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业，从未说半个不字。我从落实政策起作出的一切成绩，都和她的心血与劳动分不开，“军功章有她的一半”。

　　随着我办离休，我们逐渐回到二人世界，贤妻成了老伴。每天晨练在一起，买菜散步在一起，探亲访友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邻居都夸我们是模范夫妻。新世纪以来，我视力减退，读书困难，她又成了我的伴读，每天抽时间为我读新到的报刊，如《读书》、《随笔》、《炎黄春秋》、《作家文摘》，有时还为我通读十余万字的书籍。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增多，她的见识和水平也有所提高，对看过的电视剧也常谈些见解。我偶而忘记日课，她还催我“读书了”，这使我的晚年得到极大的安慰。

　　她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说：“我一生有许多遗憾，书读少了，没有能继续从医，放弃了心爱的工作，但能和你在一起，使你得到成功，这些遗憾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作为大山的女儿，她仍然常常向往山里的生活，每逢久旱不雨或大雨滂沱，便想起田里的庄稼，有时还回忆起童年上山砍竹子、摘茅梨，或与伙伴们嘻哈打笑地唱山歌，或到溪水里洗浴，也常想起我们新婚时的种种趣事。每当想起在底层的生活，我们便会增添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都来自平民，又回归平民。也许，那平凡而平淡的生活恰恰是最真实最有情调的生活——忧喜参半，有滋有味，那是人世间的福分。

　　89劫后喜重逢

　　失落多年的亲友们逐渐恢复联系，我姐在80年代初落实政策，女儿、女婿把她从劳教场所接回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过不惯农家生活，又回到庙里，后因病辞世。可怜这位北师大经济系的高材生，一直没有能将所学为社会作出贡献。她女儿刘丽苹学习成绩优秀，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升学，下放农村后在供销社作售货员，和一位赤脚医生结了婚，后来落实政策回到沈阳任社区委员会主任。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医生，全家生活美满。感谢她在我身处逆境时一直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血浓于水”的亲情使我度过了艰难岁月。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回沈阳看望她的一家。

　　田大嫂的女儿田原坤50年代在北大毕业后，和同学汪廷杰结婚，一起分配到重庆长安汽车厂工作，如今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曾到成都看望了我们一家，田大嫂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日子，她叫李家蕴，和我妻喻家慧相处极好。她说：“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家字，都是一家人。”她还出示辞世已半个多世纪的田大哥照片，问我：“你认得他是谁？”我脱口而出：“这是田治时大哥呀，几十年前我就熟悉这张照片。”

　　田家是个大家族，在高花堡应推首富，但二姨父田尊一辈份低，为人谦和质朴，处事低调。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扫院子，对同族长辈无论贫富，均彬彬有礼，对贫苦农民肯救济，人缘甚好。田大嫂说，他公公在土改时被誉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治心二哥解放后不久就入了党，曾任保定河北农学院副院长，“*”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自杀身亡。

　　田春书大姐在宝鸡教书时被划为右派，如今落实政策，儿孙满堂。田春芳二姐在合肥中学任教，我们也恢复了联系。田春*姐和沈镇林姐夫都在沈阳毛纺厂作技术工作，沈是高级工程师，90年代初到成都来看过我，帮助我整理了影集中的照片。

　　这些身为知识分子的亲戚在“左”的年代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如今日子都好过了。

　　挚友赵明贤在川大毕业后，发配到青海，先在湟中教中学，后来下放教小学，以后又因攻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到公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湟中师范任教，在青海教育界名噪一时，后来提前离休回到南京。他比我大三岁，仍是孑然一身，但他处事超然，不慕名利，热爱旅游，每年出门游历一次，每两年回一次成都，都住在我家。他才情依旧，思路敏锐，用电脑打出的信如行云流水，是极精美的文字，如果不是极左的大气候，他的人生之旅何至于此！

　　四川省作协在1957年揪出7名右派，时称七君子，当初我和其中任何一位都不相识，改革开放后却和其中的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峡、茜子（另外两人是邱漾和储一天）有了交往。石天河给我的信最多，他的书每出一本必送给我一册，可称神交。我和《青衣江》编辑姚枫赴成都请白航和流沙河来雅安讲学，当时沙河的妻子不要他来，他送我们出门后，送给我一部《流沙河诗选》，并低声说：“我一定会来的。”茜子直率地批评我诗作中的缺点，手法陈旧，感情直露。白峡是川报编辑梁学芳的丈夫，我回到成都后的l5年中常来常往，他的真诚、厚道和直率使我受益终生。

　　那些和我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的难友们如今的命运如何呢？

　　1958年曾与我在省看守所同居一室的长者张正宣仍健在。我离开动力厂到苗溪后，他被调往锄坝河，在那里就业，1979年落实政策回川报，恢复了党籍，安排在文艺部，发表过回忆在上海参加鲁迅葬礼的散文，后来又编《新闻界》。他多次给我来信，鼓励我勤奋创作，并指出写作要有重点，不宜全面开花，我听从了他的教诲，以散文为主攻方向，果然有些收获。我和他儿子也是狱友，不幸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出狱后竟惨遭车祸，过早离开了人世。2003年春节，这位长者曾光临寒舍，谈了大半天。他还关心地问及看守所中1138（王云德）的近况，说，“人才难得呀！”

　　改革开放后，能联系上的还有广汉的罗永成，他分配在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油印期刊《金雁》，给我寄来几期，要我给他写稿，刊物编得不错。我的男孩出生后，为他寄了照片。一次，他和该馆馆长一起到雅安出差，曾光临寒舍。《青衣江》也发表过他的诗作，在全省少年儿童文学工作会议上还见过一次面。

　　动力厂的难友们则是慢慢联系上的。

　　我牢记着罗次氓的单位是宜宾县粮食局，l979年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给他去信，他也获改正并重新工作。他给我寄来和妻子一起到南京游历的照片，精神面貌很好，知我已在芦山安家落户，鼓励我当好山乡园丁。把智慧献给孩子们。还告知我周忠涛已回到宜宾，在某厂干技术工作，结了婚。于是，我和周也有几次通信，互寄了新照。我总觉得周的神情有些忧郁，似还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

　　199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人敲门，来客头发灰白，身体发福，热情灼人，见面就问：“我是谁？你还认得出来吗？”我立即惊呼：“刘福祥，你是动力厂的刘福祥！”他笑着说：“我看到《成都晚报》上发表你的文章，亲自到报社打听，终于见到了你，我好高兴啊！”

　　近20年不曾谋面了，他还是那么热情，爽朗，说话的节奏很快，还有些夸张。他详细叙述了“*”开始后的情况，在试制新型柴油机中他成了技术骨干，与技术室主任郭剑一起，参加过全国性的专业研究会；后来制作大型毛泽东像章，他又成了技术尖子，制出的像章抛光极好，轰动一时。后来，由于“一号通令”，动力厂大批就业人员和犯人去了石棉新康石棉矿，少数人去了荞窝农场。他在石棉矿也大显身手，参加了南桠河大桥的建设工程。*后任该矿技术科长，被*部门安排为县政协委员，退休后来成都在四川社科院的《四川年鉴》任编审。

　　从此，刘福祥君常到我家造访。他的父亲刘子如先生是爱国*人士，为了恢复其父的名誉，刘福祥四处奔走，终于得到领导部门的认同，在江北县建成纪念刘子如先生的雕塑。

　　我家迁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叩门，自称是庞杰，南下老干部，60年代曾在动力厂劳教，在三车间成品库工作，在那时认识了我。庞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后编入华北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