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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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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下午,北京举行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全体犯人整队在大墙内的坝子肃立,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王洪文主持大会,犯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为这位巨人的离去默哀。华国锋以*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致悼词,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到四面八方。作为囚徒,我们没有被排斥在外,有幸和公民一起度过这个历史时刻。

  紧张的秋收开始了。田野上银镰闪耀,打谷机的轰鸣和拌桶的挞谷声不绝于耳,生产的高潮冲淡了巨星陨落的震荡。作为宣传员,我与大家一起割谷、背粮,组织劳动竞赛,公布每天打谷的战报,也注视时局的动向。一天,我走过路旁一个窄小的草棚,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头周后禹突然拉住我,要我进去说句话,目光有些诡谲:“王记者,这下好了,社会可能有变化,你我有出头之日了!”我打断他:“你这话可是……”他笑了一下:“王记者,你的为人,我还信不过吗?”

  我走近胡家坪的铁工房,巧遇茶场工程师朱家希。他是一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1964年冬我与他同住过集训队,互相了解,去年小平复出时他高兴地说:“小平当家,中国有望,人民万幸。”如今他却忧心忡忡地说:“目前这个局面,对邓公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一命归天,被孔明贬谪的李严痛哭失声,断言此生休矣。如果主席还在,以他的胸襟和谋略,小平也许还有被起用的可能,如今小平的政治前途和生命都在危难中,该如何是好?”我不赞成他的悲观估计,他是做最坏的预测,中国政局也确实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我慨叹了一声,知识分子之间不宜久谈,匆忙赶路。我沿小路行走,忽然发觉有人跟在后面,回头一望,竟是周指导员,我请他走前面,他忽然问及下面对主席去世的反映。我说,“大家都避而不谈,还没有听到什么。”周却十分严肃地说:“现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感到很开心,这是阶级本性和灵魂深处的流露,也是对你们这些人政治态度的最严重的考验。”似乎对我发出某种警示。

  当晚,三舍房由徐干事主持批判会,王警文约我作记录。原来是批斗几个割牛草的犯人几天来劳动松懈,割草不多而收工甚晚。批者说他们这几个家伙居心叵测,悄悄议论毛主席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他们可以出监了。被批的入则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徐干事总结时提醒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思忖,这真是海外奇谈,在这种时刻,再愚蠢也绝不会在两个人以上的场合,说那些露骨的反动言论,只能暗暗地窥视着,估量着,想像着,或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如果换一个*的国家,一位领导人的去留生死,对社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在专制的社会里,领导人的去世才会举足轻重,甚至诱发地这年10月1日,是新中国诞生27周年,照例要出国庆墙报。我向队部请示,基调如何把握?答复是以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主.进行形势、政策和前途教育。我按这个要求组织版面,只请刚被提前释放的保管员侯明光写一篇追悼毛泽东的文章,由我代笔,其余稿件均不涉及领袖归天,而是正面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头条也由我撰写。题目是《无限风光向未来》。墙报的装帧花团锦簇,一片喜气,似乎把丧事办成了喜事。有人对我笑着说:“难为你想了这么个标题。好,实在是高!”

  80普天同庆

  10月下旬的一天,太阳刚刚出山,人们正准备出工,中央台的广播响遍山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墙内外欢声雷动。一个多月里的愁云惨雾一扫而空,山乡沸腾起来了!

  “什么?什么?喇叭里在说什么?”有些人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四个大奸臣被抓起来了!想不到江青会有这一天!”

  “哪四个大奸臣!”有人细问。

  “王、张、江、姚,那四个大红人嘛!”

  “啊咦,真是天大的喜事,太阳莫非从西边出来了?”

  “四害不除,国无宁日,早该如此!”陈昭武感慨着。

  “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又一个老人附和着。

  投入劳改不久的刑事犯们似乎有点幸灾乐祸:“整天说我们反动,是什么社会基础,这些大人物也该尝尝专政的味道。”

  大墙内似乎从没有这样热闹,晒坝里,走廊边,公路上,到处是高谈阔论的声音,人们消除顾虑,敞开心扉,这是全民族心花怒放的日子。这儿毕竟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消息姗姗来迟,距逮捕“四人帮”已经半个月了。

  管家窝的工棚里,也是人声鼎沸,笑逐颜开。红苕地里,人们一字儿排开,银锄落处,红苕翻出地面,人们弯腰捡起带泥的红苕,扔向一个集中的地方,一边挖苕,一边打趣:“粉碎四人帮,肚皮得解放,我们也该敞开肚皮吃个把月红苕了!”

  大约劳动半个小时,红苕已扔了一大堆,需要一部分人把红苕上的泥巴抹掉。抹红苕的人可以蹲着,也可以坐在锄把上。嘴快的廖丰永邀我和年轻的崽娃们围成一圈,便于摆龙门阵。这时,大家都急于说点什么。

  “王记者,你见多识广,有何高见?”

  “我觉得,这是今年最重要的大事,也许是*以来最了不起的大事,不仅关系党内和上层,可能关系到中国每个平民百姓。”

  人们叽叽喳喳,各抒己见,都认为是件大好事,事情有了结果,历史将有转折,真是没想到啊!

  “多少年来一直反右,越反越左,如今抓了左派代表人物,该狠狠地反一下左才是。”

  “粉碎‘四人帮’,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此,更是议论纷纷。乐观派认为这对专政对象大有好处,甚至应趁此良机宣布大赦或特赦,为受过“四人帮”*的人*;稳健派认为为时尚早,应当再看一看火色,但至少对劳改犯的监管会宽松些。还有人进行历史的类比,说:“斯大林去世不久,就粉碎了贝利亚;毛主席死后不久,就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有了盼头。”

  这是个人人感到兴趣又没有风险的话题,最胆小的人也表示:“拥护党中央、华主席搞掉‘四人帮’。”

  人们谈兴正浓,忽然队部派人喊我速回,说是要书写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我匆忙告辞,步履轻快地沿着小路往回走,胸中激荡着滚滚热流。路过机砖厂,看到那里的就业人员个个喜形于色,迎面走来几位熟悉的山民,开玩笑说:“你今天好开心,莫非要调离山沟,回省城当记者了吗?”

  还是原班人马。当我在山顶草棚找到余大周时,他正1:3含长长的旱烟管,眯缝着眼睛,吞着浓浓的烟雾,他二话没说,兴冲冲地跟我下山。王警文旋即找来红纸,从容倒墨,用特大号排笔,分头用隶书和美术字写出发自内心的口号:“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等等。

  与书写追悼毛主席挽联那压抑的气氛相反,这天的工作是在晾干房里进行的,书写的人高高兴兴,哈哈不断。风干房的侯老头、高老头、李老头都来看热闹,品评书法的笔力与风格,公推余大周的字写得最好。工棚里回来打饭的人也驻足观看,打听消息:“这四个人是何时抓起来的?”这里似乎成了新闻发布中心。其实,我们几个人除了早上广播的内容,什么也不知道。这天,天气晴朗,几朵白云从蓝天中掠过,是山区难得的好天气,陆续收工的人们背回一筐筐红苕,都自动围拢来搭讪几句。

  中午,我们都没有回宿舍,自动加班,赶写标语,并在醒目的地方悬挂起来。下午,刚下班的左干事也来到晾干房,和我攀谈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问我是否注意到报上批判狄克《我们需要自我批判》的文章,他说:“狄克就是张春桥,当时以极左的面孔反对鲁迅。他善于乔装打扮,‘*’中扶摇直上,爬到高位。毛主席曾敲打过他们,他们还不敢过于放肆;如今,这群中山狼,得志更猖狂,竟敢抢班夺权,弄到这样的下场。”左干事的口气倒很平和,毫无矜持之态,我因不了解情况,不便插嘴,只有点头称是。

  入夜,各舍房都自发地读报,反复朗读中央的决定。读的人声调铿锵,听的人感到满足。李文富读报声音特大,读得口干舌燥时。未及断句,说了句“华主席……喝开水!”众人愕然,他拿起大茶盅,咕咚咕咚喝了半盅开水,听众不禁哄笑了一阵。队部并未组织座谈,但从大家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沸热,只有周明智悄悄说了一句:“这华主席胆子好大,怎么把毛主席的婆娘也抓起来了?”

  临下学习时,向干事才露面,问我“对今天报上发表的事情有什么反映?”

  我说:“工地上闹麻了,大家都很兴奋,热烈拥护党中央英明伟大,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他态度异常而冷漠,盯了我一眼,反问:“真的吗?”

  我毫不迟疑地说:“我今天一直在写标语,凡我接触的人对这件事都很敏感,很关注,态度鲜明,情绪激动,看得出都是发自肺腑。”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和反映?”

  “这,我还没有听到。”

  “那好,明天你写个材料给我。”然后转身走了。

  看得出,向干事对我的答复不甚满意,颇有怀疑,认为我的回答是应付之词,而我对他这种态度也十分震惊,一向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的向官,对党和国家的大喜事竟持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

  向玉文干事本是个能干的管教人员,思想敏锐,口才与文笔俱佳,农专毕业后来茶场工作;他受“*”的教育太深,相信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不会镨,用心研读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斗争走资派特积极,总想在造反活动中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因对粉碎“四人帮”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他当时的反常态度也就很自然了。

  在普天同庆的日子,也有人不高兴。

  81乍暖还寒

  粉碎“四人帮”像一阵飓风,吹到神州每个角落,“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内幕,通过种种渠道传进大墙,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到阅报栏细读《人民日报》的犯人空前增多,人们不仅重复报纸上的官方报道,也暗暗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并且猜测下一步将有什么动作。这股关心时局的热浪在工地上、监房里、小路上和厕所中,汹涌着、翻腾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察到政局并不像原来预料的那样发生大转折。华国锋奉行的仍然是“四人帮”提出的“按过去方针办”,报纸上天天发表各种各样的语录。他那迅速修筑纪念堂和出版《毛选》五卷的

  决定,并非当务之急;他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拒不为**;还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过的,我们都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标志着个人迷信的延续。所谓“抓纲治国”,即继续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并宣布“*以粉碎刘少奇、*、‘四人帮’三个反革命集团而胜利结束”……大墙内景象依旧,气候并不是春暖花开而是乍暖还寒,人们在热望中夹杂着失望。

  在一段时间内,干部们的态度倒是相当冷静、稳重,不像犯人和就业人员那么沸热。也许是事出突然,他们事先也不知道“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也是从报纸和广播中才了解到,需要理解、学习、思考,并站在专政机关的立场上从容应对。在他们看来,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事件,与阶级敌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押的犯人和留场就业人员早被开除出人民队伍,属于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更不许过问政局,这是公安六条明确规定的。按照阶级分析的思维定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因之,关押中的*即反革命分子,一定是怀疑党中央而同情“四人帮”的。阶级敌人曾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如今又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他们怎么会真心实意拥护粉碎“四人帮”呢?或许他们企图以此为契机,幻想捞什么稻草,或别有用心,为自己的罪恶翻案,也许又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动向。

  但是,上面没有这样说,他们也不好这样表态,最好是稳住阵脚,采取冷眼观察的“冷处理”。干部也曾组织犯人座谈讨论,但对他们的发言不置可否,只是笼统地告诫犯人认清大好形势,从粉碎“四人帮”中受到教育,继续认罪服法,加强改造。他们是拥护“两个凡是”的。所有罪犯只有改恶从善,才有光明前途。

  干部们在观察犯人的态度,犯人们也在留神干部的态度。

  春节,果园组值星员卢泽民约胡开镛、牛立华和我吃饺子,猪肉和韭菜是卢准备的。几个大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闲谈,大家都觉得华国锋缺乏开拓精神,能力平常,不足以力挽狂澜,可能是一个马林科夫式的过渡人物,位置坐不长久,将来还是要*出来收拾局面。外面盛传*在南京、广州或成都某厂出现,一面看大字报,一面向工人说:“要继续批邓”。这当然又是民间口头创作和黑色幽默。局势仍然不很明朗,气候乍暖还寒,政治风云莫测。但时代主流肯定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不断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揭批帮派骨干分子,苗溪茶场也不例外。那些多年来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经常搭拉着脑袋的走资派扬眉吐气,成为揭、批、查的主宰,而那些上窜下跳、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号召的勇士们则纷纷落马,成为运动的对象。世事变得快,报复来得怪,这些场领导搞起阶级斗争来得心应手。

  终于出现向义文等人被游斗的一幕。那是个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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