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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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谈话以后，水田组的犯人对我似乎也另眼相看，陶宗敏、余大周等也很少故意找我的麻烦了。

　　49长诗未惹祸

　　住在工棚里的饲养员董成安快满刑了，这个小伙子是宝兴灵关人，出身贫农，喜欢说唱，几次找到我，希望我抽空为他写个演唱材料，供他回乡后为乡亲们演出。一个星期日，他专门买了一个笔记本，一再嘱我帮忙。恰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便在阳光下为他写了一首三四百行的长诗，共十章，叙述他全家悲欢离合、苦尽甜来的情景。多年不曾动笔，写起来有一种*，一气呵成，无一改动，大概只用了两小时。

　　董成安对这篇诗稿很满意，每天把猪喂完，便端个小板凳，对着山野高声背诵。有次被巡视工棚的霍修成中队长听见，听说是我执笔写的，立即收缴。大概他发现了什么问题，几天后一个晚上学习时，他径

　　直走到水田组，扬了扬手中的练习本，高声说：“这是王某为饲养员董成安写的一首长诗，我初读了一下，觉得不切实际，与事实不符。董成安是个未婚青年，诗中却描绘他家中有妻子，这不是任意编造吗？董成安每天拿去反复背诵，耽误了生产，效果不好，大家经过‘社教’，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今天就请你们来鉴别一下，这番个，看看它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霍中队长随即把练习本交给四川农学院讲师张兴林：“这番个，你文化高，你来读一下。”

　　张兴林不敢怠慢，拿到后就在灯光下读起来：题目，走向新生；目录……

　　霍中队长立即插话，“什么，没落？这两个字大有深意，值得仔细分析，这番个，什么阶级会感到没落？”

　　张兴林平时表现积极，对我有所戒备，关系较冷淡，这晚上不知怎样来了激情和兴致，以四川台方言广播的速度，一字一句认真朗诵，语调缓慢，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我感到他的确读得好，比平时读报更传神，其中比较生动有趣的细节，还引起阵阵笑声。

　　“报告霍中队长，读完了。”张兴林把诗稿规规矩矩地还给他。

　　“好，这番个，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这番个，谁先说？”

　　霍修成环顾四周，特别注视陶宗敏、余大周、王祖锡等人的脸。

　　会上一片沉寂，针落地上都能听到回音。与会者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响应中队长的号召，包括平时极爱发言表现自己的值星员和积极分子。

　　“张兴林，你说说。”霍修成终于点名，张却支支吾吾地说：“大家说，大家说，我还没有想好。”

　　霍中队长有些尴尬，这种场面是他不曾估计到的。他坐在那里，慢吞吞地吸着烟，沉默了许久，还是无人发言，他终于说：“那大家下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拍拍屁股悻悻而去。

　　第二天在工地上，大家围绕这事七嘴八舌地谈得很热闹。

　　李金友说：“我觉得王记者的长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是一首歌颂劳改政策的好诗。”

　　余大周随声附和：“诗歌不同于新闻报道，生活的真实不同于艺术的真实，用新闻报道要求文艺作品，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

　　熊少武说：“霍中队长连目录都懂不起，说目录是没落，是无的放矢，瞎批一气。”

　　李尚鹄还说：“霍中队长文化太低了，故意打岔子，香花毒草都分不清，这样整人，如何能服人呢？”

　　还有人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也幽了一默：“像霍中队长这样批法，他的名字也值得批判，什么修成，是不是说修正主义必然成功呢？”

　　李尚鹄接着说：“那么，陈永贵的名字也不妥，穷则革命，想永远富贵，还不变修吗？”

　　我担心此事不知会招来什么样的诗祸，不料，第二天晚上赵干事到会主持读报，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也许是霍中队长把诗稿呈送给管教股，尚未得到进一步批示；也许是其他干部并不认为此诗有何不妥之处；也许是董书记刚找我谈过话，并对我表示鼓励，中队怎么好和场党委对着干呢？

　　50监门打开了

　　1965年冬到1966年春，“*”风暴前夕，思想战线上风浪迭起。劳改队为教育犯人放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一个个被当作反动影片在报刊公开批判，弄得人们无所适从。但在劳改队内，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社教”工作组撤走了，暂时没有新的政治运动，活路也不太紧张，农村经济进一步好转，场部供销社能买到不要票的鲜肉，偶而来队探亲的犯人家属都准予接见。这时，场部和队部还组织了一些活动，使犯人进一步了解社会动向。

　　第一次是苗下全体犯人与就业人员集合，听一位公社书记讲农村形势与对四类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这位书记头上包着黑帕子，好像是彝族，汉话却说得很流畅。他说贫下中农对四类分子采取“包夹”的办法（我一直未弄清“包夹”是哪两个字，辞典上自然查不到，自然不是旧社会的“保甲”），“十红包一黑”，四类分子与贫下中农同工同酬，并不歧视，对四类分子的亲属及子女实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方针。他说得很平淡，但人们都知道，这种“十红包一黑”的办法是很厉害的，那十双警惕的目光，鄙夷的神情，一定会让身临其境的“黑四类”或“黑五类”魂不附体。我在1951年写的《这就是人民*专政》，就描述过这种情况。回队后，李尚鹄、夏联松和我谈感想，都频频摇头，这样的“十红夹一黑”太可怕了，即使满了刑，也不能回乡受那种精神折磨。

　　第二次是l3中队来了几位家属，队部为扩大影响，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各工区派有代表性的犯人参加，提问题。本来，这是一次很好的思想沟通与交流。可能是这些亲属缺乏准备，也许是这些犯人代表太厉害，有些问题把他们问得张口结舌，不知所对。我未去参加这个会，李尚鹄去了。当犯人家属说生产队获得丰收，每人分得黄谷三百斤时，李尚鹄算细帐说，碾成大米，不过两百斤，其定量标准还不及劳改队，口粮肯定很紧张的。接着他又问，犯人亲属及子女在升学、参军及其他政治待遇方面是否和其他社员一样，家属无法正面回答，弄得主持座谈的陈代富干事有些尴尬，匆忙宣布散会。

　　第三次是许诚的妻子背着小女儿，由其母陪同来到豆豆溪。许诚原是天全县委干部，解放前在重庆某报任记者，刚解放就参加工作，思想激进，敢于进言，1957年被划为右派。三年困难时期他全力照顾岳母一家，使岳母一家人勉强熬过难关。许君第二次因言获罪后，岳母感激他有情有义，也悉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小女儿。这次三代女性一起探监，队部想利用这个契机扩大影响，专门召开全体犯人大会，请许诚妻畅谈农村的大好形势及对其夫君加速改造的期许。许妻是位未见过世面的贫农女子，生性胆怯，哪里面对过如此的场景，但见会场坐着一排排黑压压的人群，所有的目光直视着她和背后的小女孩，窘得双颊绯红，紧勾着害羞的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许诚的老岳母多些经历，忙走上台为女儿解围，说：“许诚在这里改造，一家人都过得很好，现在乡坝头比那几年好多了，希望许诚好生学习，不要惦念家里，也希望你们好好改造，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

　　第四次在苗下集合，请一位从茶场满刑回家后的一个小伙子讲新生后的生活。小伙子眉清目秀，瘦长的身躯，一双灵活的眼睛，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像是个城里人。他说刚回城时找不到工作，后来托人介绍，在一家供销社当“假巴意思”的采购员，工资三四十元，供销社主任比较信任他，经常派他出差。“假巴意思”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即还不是真正在册的正式职工，而是作采购工作的临时工。

　　2月22日，我突然收到远在沈阳的外甥女刘莉苹的来信和寄来的包裹，内有ll00度的近视眼镜，一件绿色绒衣和一本巴金著《大寨行》。她还是一位高中生，在信中勉励我“将来仍能为社会主义而讴歌”。这是我到苗溪后首次收到亲人来信。在劳改队，凡是家属担任公职的，一般都与犯人划清界限，杜绝往来，而没有公职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则一般尚存纯朴的亲情，敢于不顾政治牵连，仍与犯人通信或从遥远的山乡不辞辛苦地前来探视。

　　51一朝出高墙

　　组织犯人参观社会、了解社会据说是毛泽东倡议的。从l956年起，先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这项工作，被关押多年的战犯首次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建设项目，看到新社会欣欣向荣，社会秩序井然，都深受感动。此后，各地劳动部门群起效仿，使犯人们大体了解大墙外的社会动态，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3月26日，一个晴朗的日子，刚吃过早饭，队部陈代富干事突然通知许诚、王祖锡、王清霜和我共7人开小会，说经研究，派我们去成都参观。这次参观的时间较长，要我们做好准备，每人借一套新的劳动衣裤，提前发一个月的零花钱，自己如有存款可取出，也可以给其他犯人带买物品。这事立即在全队传开了，侯明光拿3块钱给我，请我为他代买一副300度的老花镜，夏联松悄悄交给我一封给妻子的私信，嘱我得便时寄出。

　　我看那封信，写得情深意切，盼妻子好好抚育子女，等待将来团聚。有一段写得特别有趣：“平时我给你写的信都是经过审查的，多半不是真话，你必须从反面理解，如我说这里生活过得很好，就是过得不好；说干部待我们耐心，就是很苛刻；说不要寄食品，就是我们这里经常忍饥挨饿，最好能多带点吃的东西。”“这封信是托某兄从成都私自寄出的，才敢说真话。”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七人离开豆豆溪，到场部集合。原来这次参观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统一组织的，苗溪茶场共有15个名额。除13队7名外，还有苗上5队的罗次岷、杨卓吾，3队的周裕文，4队的李孝源、易守廉，l4队的唐朝坤，大坪的唐仲文等。其中多系知识分子，易守谦是大学教师，李孝源、周裕文、唐仲文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我被加刑不满一年，显然与他们不同类，但大家毕竟都是犯人，有机会回成都观光，彼此陌生却似乎很熟，目光中交流着欣喜和互相理解。投入改造不久的都脱下囚衣，换上中山装，理了发。罗次岷与我近两年未见面，如他乡遇故知，他的麻脸上溢满笑容，与我热情握手。唐朝坤个子矮，显然已改造多年，像一位老大姐，话特多，有中年妇人的成熟与活力，她无法爬上卡车，是由其他男犯抱上去的，便自嘲说：“天生的矮人，没办法，有劳各位了！”王清霜据说是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妹妹（一说为如夫人）被关在13队的集训队，属反改造分子一类，一路上沉默是金，落落寡合。

　　这次带队的是管教股长赵瑞观、朱庆丰、陈代富和其他队一位干事，一位佩戴手铐的武装管理员，他们似乎都放下了平时的威严和杀气，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赵股长坐司机台，其他干事和我们一起坐在露天车厢里。有的干事一边观山望景，一边闲聊，谈芦山的姜庆楼与王晖石棺。王晖在汉代相当于哪一级的官吏呀，《三国演义》说姜维北伐中原，何时到了芦山地界呀，张国焘在芦山建立四川省苏维埃，为什么时间不长呀，等等。干部口中不谈加速改造，实属难得。平时严肃惯了的朱庆丰上车不久便呼呼大睡，直到名山百丈开饭才醒来。

　　赵瑞观是山西兴县人，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看上去一表人才，文质彬彬，颇有知识分子气质，讲话慢条斯理，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自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和力。后来得知他颇爱读书，成都刚解放就在公安部门工作，先在致民路派出所任军事代表，撤销军管后任所长。因政策水平高，后来调到市公安局任某处处长，并且是局党委成员。l957年鸣放期间，市交警大队有人在公安局贴了一张大字报，声称“交警宿舍经常漏雨，长期无人置理，再不解决，将打上门来。”语言偏激令领导很反感。反右一开始，有人迅速上纲，说“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赵瑞观力排众议说：“主要是想解决住房问题，说不上向党进攻”。后来反右不断深化，有人提出赵是“支持右派进攻”，因而被补划为右派。后来姑念他家庭出身好，参加革命早，改为撤职下放，保留党籍，在雅安农村劳动，到l964年经人推荐到苗溪作管教股长，时间虽不长，在干部和三类人中却享有威望。他不像某些被划为右派仍留职考察的干部，故意以极“左”的面貌掩盖自己，对人处事仍极冷静、亲切、清醒、求实，做到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从不侮辱犯人的人格。正由于自己曾受委屈，故对专政对象有更多的理解，特别是对在党和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有较多的关照。他很注意划分死心踏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敌的人与因思想问题闯祸、因言致罪的人之间的界限，在苗溪以至整个劳动部门，这样的管教人员不可多得。

　　卡车一直开进成都市宁夏街监狱。这里被称为市大监，比我曾住过的省看守所要大得多，我们15人除两名女性另行安排，分别住某巷道的两间囚室。地面旱已打扫干净，我们分别把地铺铺好，便走出巷道东张西望，但见周围尽是从不同劳改部门赶来的参观者，其中有重庆新建机械厂的，有永川新盛茶场的，有雷马屏、五马屏和平泉农场的，有养窝农场和盐源农牧扬的。他们穿着颜色、款式、布料大同小异的劳改服，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不热闹。没想到其中竟有老朋友呼唤我的名字，一位是川大中文系同窗陈德外，绰号老外，广东入，大嗓门，鸣放时为《热风》主编，被划极右，判刑十五年；另一位是原《红领巾》编辑，在看守所一起为火柴盒贴商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