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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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鹄性格暴躁，好与人争执，甚至说：“这种日子太难受，真想跟他们拼了，反正是一条命。”我劝他：“眼下只有忍辱负重，逃跑很难成功，搞组织活动也不现实，你们已有教训，只有以合法斗争求生存，以生存求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研究一些问题，从底层看问题可能更清楚些。”他点头称是。
熊绍武出身贫农，与我同龄，土改后参军抗美援朝，曾任炮兵副排长，共青团员，作战勇敢，转业后到供销社工作，l957年整风中，党支书动员共青团员带头鸣放，他说：“共产党让我翻身，又当了干部，我没有什么鸣放的。”老支书便深入启发：“你提不出意见，听到别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呀，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几次个别谈话解除顾虑，再不提点什么意见看来是不行了，便在会上说：“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有些意见，认为统得太死，购粮过多，有些人反映不够吃。”老支书立即表扬，说：“这个意见十分中肯，大家应向老熊学习。”曾几何时，整风转入反右，供销社单位小，捉不到大鲨鱼，便把这位曾是最可爱的人大会批，小会斗，说他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一万个想不通，找到那位面容慈祥的老支书：“是你一再让我给党提意见，如今竟这样整治我！”老支书一脸尴尬：“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怎么，你还不服？”于是，被开除公职和团籍，送去劳教。平心而论，他在劳动期间尚未受到过多的折磨，喊他在炊事组当炊哥，还有饱饭吃，但他一直认为受了愚弄，从心眼里反对这种愚弄普通人的社会制度。此时他在415那个劳教单位里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走另一条社会主义新路。他觉得那些人很有思想，希望和他们走在一起。后来，东窗事发，熊绍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他劳动很努力，也非常悲观，认为这辈子算完了。见到我成天乐呵呵的样子，不是唱歌，就是开玩笑，也不上诉，并没有把二十年徒刑当回事，便不解地问：“王眼镜，你为什么会那么乐观？你不觉得身上的沉重压力吗？”
我宽慰他：“乐也是过，愁也是过，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原判十四年，还不满一半，如今又加六年，服刑期才三分之一。命运注定我要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这里有这样多同命运的人，我们又无家室之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想到这里，实在用不着唉声叹气，也许这正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
夏联松是刚投入劳改的新犯，与我同龄，也是曾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迄今还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大衣和漆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口盅，圆圆的脸，端正的五官生来带一脸福相。他是富农家庭出身，当年卫国保家自愿参军，家庭便成了“光荣军属”；转业后回乡当农民，仍按富农待遇，妻子离了婚，到外省嫁给另一名现役军官，留下一子一女。他吸取教训，和另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但厄运还是未饶过他。一次，一个贫农出身的小偷到他家偷猪，被他捉住打了一顿，“社教”运动中他因此被定为阶级报复，判处有期徒刑l5年，他自然也想不通。他是从小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在部队中一贯积极，成为共青团员，多次受奖，怎么转业后却变成了阶级敌人呢？
他大概只读过小学，却渴求文化，在部队向文化进军中是积极分子。他信赖文化人，便主动与我接近，希望能学点什么。队上图书室里只有一些枯燥的政治读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南方来信》，作为精神的慰藉。我也常宽慰他：“哪棵树上没有冤死鬼？自古以来，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会澄清一切。苏联在二十大以后就组建了谢列平为首的甄别委员会，你耐心地等待吧！”我给他抄了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他很感兴趣，他那朴实而执著的新妻正在等待他呢！
除了水田组，我在其他工区也结识了一些伙伴，如三区的卢泽民，身材颀长瘦削，随时保持立正姿势，胸脯挺得很直，抽着烟斗，显得清高而矜持，操北方口音，略带口吃，但思路清晰，系唐山工学院毕业生，学机械制造。他原在成都某信箱技工校任教师，因收听外台，给香港某信箱写信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说：“你学理工科，有一技之长，将来必有所用。”他说：“你学文科更好，我没有机床就不能制造工件，你随时可搜集素材，把形象贮存于脑际，把故事融汇在心底，一有机会便可展示华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互相鼓励，“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绝不要悲观失望。”
卢泽民常与伍大荣谈心，伍大荣旧时在西北任战地摄影记者，对西北的风俗民情、官场轶事很熟悉，常谈起张治中、马鸿逵、马步芳在西北的故事，老卢说：“老伍胸中有韬略”，我向他请教，他非常随和。
我还结识了霍中队长最讨厌的傅少安。傅当年已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自谦说在英国留学时间不长，才疏学浅。他年纪较大，体力差，搞农业活很吃力，提起队上的干事，他一句话定评：“讨厌至极”。那一年，还从浙江某劳改农场调来一批四川籍犯人，他们的囚服比较整洁，每人戴一顶草帽，其中的叶茂盛是一名军犯，喜欢和陌生人谈心。还有一个李耀三，是美专的学生，他经常找干部谈话，说他愿在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并争取入党，虽经干部斥责，说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入党！”他却并不收敛，这个干部谈不拢，又找那个干部谈，状甚执著，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卢泽民却说：“这也许是他斗争的独特方式吧！”
没用很长时间，十三队中的许多人熟悉了我，有的以目示意，有的含笑点头，有的促膝谈心，甚至成为知已，监督我的王松岭请我代他写家信，最令人讨厌的赵文堂还送了我一顶自编的斗笠。
人的思想感情总能相通，人为的壁垒慢慢会垮塌。
45李宗仁回国
1965年夏，多年寓居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国，在北京国际机场受到周恩来的欢迎。在欢迎的盛大队伍中，不仅有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各界人士，还有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以及被俘获释的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等人，场面异常隆重。一连数日，李宗仁夫妇及其秘书程思远夫妇，受到各方面的接待，参观、宴请、讲话，不一而足，一时间，他俨然成了一颗政治新星，这件事在大墙内也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反响。
李宗仁曾是一位抗日名将。他领导的台儿庄战役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而扬名海内外，l948年在国大选举中击败孙科，任副总统。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任代总统，不久派出代表团与*进行和谈，企图保持江南半壁河山，后却未在谈判条件上签字。蒋退到台湾，他寓居美国，已风烛残年，为什么在此时突然回国？诚然，一个远离家乡的老人耐不住寂寞，遥望大陆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怀有落叶归根之想，是很自然的。李宗仁作为桂系代表人物，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甚至隔海互相指责，这都是李回归大陆的深层原因，而直接原因无疑是*进行长期的*工作，向李宗仁作出某种保证，李权衡利弊，才作出这一抉择。
大墙内的历史反革命犯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较为熟悉，反映也较强烈。有人认为李宗仁有相当眼光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回到北京，是因为对台湾彻底绝望，并看到大陆政权更加稳定，相信他会受到良好待遇；有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山岩也会熔化，顽石也会点头”；当然，也有认为李宗仁是自投罗网，老胡涂了，不了解共产党的惯用技俩。先甜后苦。将来会倒霉的。还有人埋怨自己当年参加起义和投诚，以致沦为阶下囚，如果逃亡海外，如今回来也会像李宗仁那样成为座上客。对后面几种反映，无疑被认为是极端反动的观点或阴暗心理作祟。
新生反革命犯对李宗仁感到很陌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李尚鹄和我熟读毛选，自然知道李宗仁其人。我还记得l949年初新华社发表过一篇《蒋介石与李宗仁优劣论》，极似毛泽东的笔调，对李宗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今双方不计前嫌，言归于好，李受到很高的礼遇和毛的款待，其实*才是大赢家，增加了自己的政治筹码。至于李宗仁等在大陆得以安度晚年，则是无可怀疑的。
场部管教股为了摸底，专门派人到13队召开座谈会，由队上指定十几名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参加座谈。在水田里浸泡一整天，人已十分疲倦，晚上又被叫到晒坝座谈，场部干事要大家谈谈自己的真实看法。
我倾耳静听，都是正面意见，说像李宗仁那样的反动分子都能回到祖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的感召力，李宗仁有政治远见，他的选择反映了爱国心，也说明了党的宽厚胸怀，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下学习的哨音响过，座谈仍未停止。轮到我发言时已近午夜，院坝里很静，间或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我大概讲了四点：l．李宗仁回国反映了当前国内的大好形势。李宗仁为什么在大跃进时不肯回来，1962年困难时期也不愿回来，到今年才毅然回归，显然是他一直在观望，看大势，算利害，如今终于看准了，才决定自己的走向；2．此事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三*宝之一，由于党和政府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李宗仁才动了心，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果；3．党对一切敌对分子采取“给出路”的政策。这在欢迎李宗仁的盛会上得到充分体现，即使像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那样的战犯都获得新生，新中国真像一座温暖的大家庭。李宗仁当年也是一名罪行昭著的战犯，如今也置身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这对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将是很大的感召，必将推进解放台湾的伟业；4．对我们在监狱中改造的人也是极大的鼓舞，只要我们认清大好形势，相信党的政策。加速思想改造，就会有光明的前程和美好的未来。
我说得比较有层次，有系统，似乎热情洋溢，层层递进，主持会议的干事频频点头，与会的人均为之动容。我讲完。座谈也就结束。
第二天在工地上，李尚鹄忽然笑着对我说：“你昨夜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是吗？”我问听谁说的，他说是“二工区的李秉刚，他说你的发言好像是党报评论员发表的一篇评论，把场部的干事都说服了。”不久，我看到该干事在《新生报》发表了一条新闻，果然提到了我的发言，我进一步感到，企图利用座谈会了解犯人的真实思想，无异缘木求鱼，很难有所收获。
苏联《真理报》也以《李宗仁回国》为题发表了一篇短评，说李宗仁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苏*的家伙，*竟利用他大作文章，发表反苏（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言论，说明*与李宗仁坐到了一把椅子上，实在走得太远了！苏联《真理报》这样说，自然不出人们的意料。出入意料的是，李宗仁回国不到一年，中国就爆发了*，他在大陆颐养天年的愿望完全落了空，无论在广西或北京，他都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极端混乱和惊恐中度过的，当年在北京机场欢迎他的人也无一幸免，历史对他的回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世事往往无独有偶，就在同年10月29日，在美国加州远郊比克镇泥地旧平房的简陋山舍中，蛰居十多年的前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也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蒋介石的诱惑，乘机走上了赴台的不归路，他决定和蒋言归于好，并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对孙科的这一选择是否明智姑且不论，他在晚年没有蒙受李宗仁那样的惊恐而得以善终，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又是孙科较李宗仁略胜一筹之处。
46李培联的隐秘
栽秧刚完成，中耕便开始。60年代还没有除草剂，水稻一般要薅三道，“头道薅得深，二道薅得轻，三道水打浑”，目的是除草、除稗、松土。川西坝子薅秧用秧耙完成，而在苗溪，则用手来薅秧。农夫匍匐在水田里弯着背脊，像一只虾子，酷热的太阳晒着脊背，密不透风的水田里闷得令人窒息，双手不停地在水田里扒来扒去。有些瘦田里长满了水岸板，要把水岸板连根扯净，是一项很艰苦又需要细心的劳作，干一天下来只觉得腰酸背痛。
薅秧要一块一块地完成，水田组便分成若干作业小组，值星员余大周带三四个人为一个组。余大周比我年长十多岁，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动力厂劳教。在一次大火中，劳教奋力救火，余大周拿起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提着水去扑火，火灭后有人检举他企图火上浇油，烧毁全厂厂房，余大周有口难辩，遂被处以15年有期徒刑。来到苗溪，必须认罪，只有重复判决书上“火上浇油，罪不可恕”的说法，但他在认罪时总是吞吞吐吐，很不自然，似有难言之隐。他毕竟是个文化人，在江安国立剧专读过书，演过戏，他年轻时就演老头，在劳改队也常演戏，既当演员又当导演，在生活中既要认罪，又总是言不由衷，这便成了一块心病。
在劳改队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心病和隐秘，为了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谁也不愿触及别人的伤痛。
一天，雨下得太大，无法出工，一位穿劳改衣裤的中年犯人，从大坪某队调到13队水田组，他浑身湿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