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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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又拎着包，头颅昏晕，步履蹒跚，前面的干部连喊“跟上！”队伍却拉开了距离。走着走着，我觉得自己的背包散了架，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捆好。队伍七零八落，越走越慢，好不容易走到一个稍平坦的地方，有人招呼休息一下。这时，只见一群打着电简的人从山上下来，原来是4队年轻力壮的劳教前来接应，帮我们扛起行李就走。

　　走到灵鹫山4队时已近半夜。在油灯的微光映照下，这群饥渴难耐的囚徒草草吃过晚饭，便在拥挤的统铺上呼呼入睡，似乎忘掉了记忆。

　　这真是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一次最不堪回首的人生之旅。翌日被刺耳的哨音唤醒，已是灵鹫山的清晨，窗外落着滂沱大雨。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8）第四章　荆竹坝苦斗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9）第五章　苗溪风雨
第五章　苗溪风雨

　　33茶场贱民

　　苗溪茶场地跨芦山、天全的丛山峻岭，始建于l954年，总面积43．24平方公里，合64860亩。l957年茶园超过万亩，号称万亩茶园的万人茶场，后来一直保持6000余亩可生产茶园。茶场地辖苗溪山区、大坪山区、纱帽山区和金龙山区。苗溪山区又分为苗上区和苗下区。灵鹫山为苗上区最高峰，海拔l575米，清代曾在此建造恢宏的庙宇大殿，后来拆除建厂，片瓦无存，只留下望乡台等遗迹，这便是4队。苗上区还有15、16两队，中上部有23队，腹部有2、3、5、14、17队，均为茶叶中队，其中2、14为女队。每个中队的驻地均有围墙，如中世纪的城堡。各中队除了种茶，还需种菜养猪以保证供应，为此还建了一些简易工棚。此外，还有24队，为茶叶科学研究所。场部位于苗下区，地势较平坦，周围1队、l3队为农业中队，另有基建队、机修队、担任警卫工作的解放军某连部和位于净智寺的医院。

　　大坪山区有6、7、8、9、18、19等茶叶中队，辖区山峰如林，冈峦起伏，环境险恶，最高的擂台山海拔1400余米，均归天全县管辖。

　　纱帽山有ll、12、20、22等中队，全系茶园中队，犯人刑满就业后多移居于此。最高的尖峰顶海拔l771米，这里茶叶长势最好。

　　金龙山有l0、21两个农业中队，茶园较少，周围系村民。这里与纱帽山又合称金沙区。此外，茶场还拥有不相连属的双石煤矿与铜头河水电站。

　　苗溪茶厂和动力厂一样为省属劳改管教支队，但地势险峻宽阔，位于飞仙关内，俨如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王国。其干部配备和政策水平，在全国众多劳改农场中颇具代表性。我们所在的4队当时还不通公路，交通不便，粮食要从县城背回，距离十多公里，鲜茶从队部背往茶房也有五六公里。早晚山上浓雾缭绕，我们就生活在云雾山中。

　　这里原来是个劳改中队。劳教来自四面八方，长年在山里干活，少与外界接触，许多人衣衫褴褛，破旧的衣裤上补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腰间束一条草绳，形像如同乞丐。一个个扛着锄头，挎着茶篓，蓬头垢面，在羊肠小道穿行，打饭时端个木凳子，随便蹲在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惨不忍睹。他们集合时却高唱着：“太阳红，太阳亮．春风送我回故乡……”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吗？

　　队部设在最高处，院坝中间是晾晒茶叶的走廊。最低处是劳教与犯人宿舍。干部从办公室或寝室便可将劳教与犯人的行迹尽收眼底。这里的干部因山高皇帝远而显得特别威严，喊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动辄训斥，甚至绳捆索绑。劳改干部一旦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恐怖行为都施展得出来。

　　刘中队长是个大块头，一个膀阔腰圆的北方汉子，经常以睥睨一切的凌厉目光审视周围，灵鹫山上，都是他说了算，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低头尽量回避。他常在办公期间背上猎枪到山中游猎，一次把犯人当作猎物，欠下命债，居然未受处分，更增添了几分杀气。管教干事肖世泽则是个更厉害的角色。他善于揣摩犯人心理，自以为心细如发，明察秋毫，如果盯住某人，那人就难逃厄运，被他整治过的人无不咬牙切齿，但初看上去，却极难发现其凶残狡猾。我们的带班干事姓宋，气质较忠厚朴实，张世花在成都与他相识，如今他乡遇故知，却是专政与被专政的特殊关系，宋任命他为组长以示关照。张从未领导过人，受宠若惊，集合清点人数甚严谨，不像以前那么随和了。

　　连绵的秋雨，粗劣的伙食，饥饿的折磨，使来自大城市的人一时难以适应。我们常在雨中出工，戴着草帽，不久便淋得透湿，不吹哨休息就不能停止。清理茶园算不上重活，一个个爬上山头，从上而下割茅草，稍一疏忽，手掌手背便被茅草根部的荆棘刺破，血水从伤口沁出，疼痛不堪。成天勾着腰，更觉腰酸背痛，不慎还会从坡上滑下来。只有暴风骤雨，我们才能到望乡台暂避一下，秋风把淋过雨的人冷得瑟瑟发抖。中午回队，排着长长的行列到伙房窗口打饭，用木升子蒸的米未经淘洗干净，米饭呈浅灰色且有谷壳，蔬菜数量少，水煮后撒一把盐，一股潲水味，宛若猪食，难以下咽。带班干部一般都不去工地，指定一两名劳教作监工。夜里我们在大统铺上入睡，门口也由劳教轮流把守，出门解溲要喊报告，我们实为贱民中的贱民。

　　芦山县本是个风调雨顺粮食丰足的宝地，极少干旱水涝。1935年红军路过这里，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曾在思延坝组建四川省苏维埃．迄今这里仍有不少健在的老红军。大跃进时期芦山县成了重灾区，患水肿死人逾万，尸体草草埋葬，灵鹫山百姓绝迹。l964年秋，芦山老乡开始走出饥馑，但对囚禁在灵鹫山上的劳教，“打肿肚皮”仍是个严峻的课题。

　　劳教们生活在底层，每月有少许工资，因而受到老乡的倾慕，有些女子宁愿嫁给他们，希望将来带自己离开这苦寒之地远走高飞。而犯人只有两元生活费，衣物早巳卖光，还有什么办法打肿肚皮呢？漫山云雾，前景茫茫，满刑还得8年，到那时莫非找个棕包脚的女人作上门女婿，“上山砍柴，下河背水，如有不从，乱棒打死”吗？我的内心实在无法接受。

　　34再次逃亡

　　9月8日傍晚学习前，老田示意我去一趟厕所，路上悄悄对我说：“今晚12点左右准备行动，刘子友在我床下的壁头划开两块砖，从那里可以钻出。我第一个出去，你跟进，老刘殿后。出去的路已弄清楚，从二五丫口直达飞仙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再犹豫了！”

　　到4队以来，我一直情绪低落，烦躁压抑，找不到出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一次险。猛想起《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年代》，那些地下党员从事秘密活动，被捕，流放，逃亡，活动，又被捕，再逃亡……周而复始，前仆后继。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和许多不知名的革命志士都有过类似经历，我又何不铤而走险呢？终于下了决心。入睡前。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了一张纸条，无抬头，也无落款：

　　“我们走了，对革命者来说，越狱斗争是平常事，请理解，望珍重。”

　　我把纸条悄悄放在邻铺周钦烈的大口盅里，翌日清晨洗漱，就会发现。

　　兴奋、紧张、激动、惶恐，越想睡越难入寐，周围一片鼾声。大概临近午夜，听到劳教在交班，我刚迷迷糊糊，见一个人影过来拉我的铺盖，我随即悄悄起身，环顾周围，大统铺上挤得如沙丁鱼似的伙伴们均在梦中。老田伏身朝他的铺位下面钻了进去，悄无声息。我跟着钻入铺下，果然在一片漆黑中看见微光，那是被撬开的小洞口。他嘱我脸朝上，呈仰泳姿态，慢慢使劲蠕动。他大概已试过一次，出去并不费力。我胸部比他宽些，头钻出去后上身被卡住了，欲出不能，缩回无力，顿时十分紧张惊恐，只有奋力挣扎。大约经过十多分钟不断蠕动，周身汗湿，全身终于退到墙外，稍事喘息。瘦小的刘子友也从洞中出来，紧握我的手。在黑暗中，老田已不知去向。

　　刘子友虽系惯逃，视力却不大好，路也不很熟悉。我们匆匆走上通往茶园的小路，企图下山直奔飞仙关逃命。这晚天阴，没有月亮和星光，也没有雾，小路依稀可辨。我俩牵着手，走过一座座黑黝黝的茶园，谁也没有出声。我们徘徊在通往长溪和短溪方向的小路上，头上悬崖壁立，猛虎一般森严，不远处有瀑布轰鸣，我俩却意识到亡命迷路，处境危险。大约半个多小时，不过走了三四里路，隐约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和手电的光亮，“不好，追兵来了！”可能追兵不只一路，刘子友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兄弟俩今夜死在一起罢！”瞬息之间，追兵逼近。他躲在路旁，我伏身在另一侧的茶行中间。追捕的干部用手电仔细搜寻，他先被发现，我屏住呼吸，赓即也被发现。

　　我被押解回队后，重新五花大绑，双臂捆得很紧很紧，血液几乎难以回流，感到揪心的剧痛。我竭力忍受着，坚持着，不吭一声。

　　翌日清晨，田成义也被捕回。这是4队从成都调来的犯人中发生的第一次集体逃跑事件，队部拟作重点处理，杀鸡猴看，惩一儆百。在这三个人中又以我为重点，对田刘两入未予深究。经向场部请示，当日下午令我捆好行装离队。把我送到高墙围绕的l3队，接纳我的是13队管教干事陈代富。此人与我年龄相近，个头不高，打一双赤脚，双目自有一股杀伤力，能作重刑*队的管教工作显然非寻常之辈。他搜查我挎包中的东西，见《日语读本》的扉页上有一首小诗：

　　也许有一天，

　　一群红领巾在我的基前

　　凭吊，说

　　为了祖国的幸福

　　他承受过人间的一切苦难……

　　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你写的吧，大概反映了你的思想吧！”

　　我未作答。他意识到此刻和我谈不出什么，便派人把我锁进小墙内的5号监房，房内只有我一个人。

　　夜逃未遂，换了一个更狭窄封闭的角落，更不幸的命运等待着我。我无怨无悔，只有选择勇敢，横下一条心，看你们怎样收拾吧。我不能长久做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兔儿逼急了也还要跳墙呢l

　　35“二进宫”

　　一条清澈的小溪在山谷丘陵中奔流，夏日水涨，携带着泥沙而有些污浊；冬日水枯却从不干涸，像在低声倾诉着什么。苗溪l3队的城堡就座落在豆豆溪畔。

　　茶场的一个中队在国家统计局的报表上，只相当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但其范围要大得多。以13队而言，就拥有七百多亩土地，包括两百亩水田和五百亩旱地和果园。此地有年代久远的历史。从管家窝、胡家坪、万家山、高家山、磨房沟、酱园房等地名判断。解放前曾有农家居住。1954年划拨给茶场，农民迁徙，才由长刑犯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这儿距铜头场、万家山生产队都不远，常有社员在路上行走，他们弄不清劳改中队的番号，仍称此地为豆豆溪。

　　当我被整个世界遗弃，多情的豆豆溪就成为了相亲相知的伴侣。

　　五号牢房除了木板床和一只马桶，徒立四壁，我再次产生社会弃儿的孤独感。而当我开始熟悉周围的环境后，这种感觉便逐渐消失。集训队与13队均在大墙内，而集训队却直属场部。13队犯人住的是破败不堪的穿透式老屋，集训队住的却是砖木结构的新居。统铺也是新制的，紧靠医务室，夜间有电灯照明。集训队又称反省组，是关押在劳改劳教和就业期中又犯了严重错误人员的场所，其中大多数为“飞马牌”（即逃跑者），也有一些是所谓思想反动、严重违犯纪律抗拒改造者。经场部批准来此集训，白天出工有武装人员押解，晚上集中学习，对部分问题严重者还戴上手铐以示惩戒。集训后按情况分别予以加刑、记过或送还原队继续改造。我在半年前才走出动力厂集训队，如今又进茶场集训队，显然属于“二进宫”。

　　将两个集训队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这里的被集训者似很讲江湖义气，并不把集训当作一回事，既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也不互相戒备，互相监督，反而嘻哈打笑，颇有朝气。这里的自然条件也较4队好，海拔低，气候温和，地势相对平整。和l3队搞农业生产的犯人一样，每月有36斤粮食定量，每周还有一次肉食。劳动时虽有武装带班，他们只在山上警戒，严防“飞马”逃跑，并不过问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反省组组长胡光奎是一位非反省人员，年龄较我稍长，原系思廷公社铜头大队党支部书记，大跃进时期动辄“打人、扣饭、罚跪”，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判了5年刑，如今不住小监，掌管监钥匙。胡光奎接受往日教训，能平等待人，从不作威作福，对反省人员之间交谈些什么，有什么不正常表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逃跑，便相安无事，对原先当过干部的知识分子更为关照。

　　管集训队的干事叫周西林，原是追捕组的，曾走南闯北，经常提劲：“哪个逃犯敢跳火车，我敢跟着跳车，连放三枪，将其击毙。”第一次见到我，他便发出警告：“再想跑，我马上把你的眼镜打成碎片，叫你寸步难行！”其实他并不太歪，据被他押回的逃犯反映，他戴铐子并不下死劲勒得太紧，也不动手打人。那几天，集训队为加固围墙，命令我们下河背石头，每人一天定额800斤，我刚背到600斤，胡乐奎便说：“周干事喊你背这么多就行了。”

　　13队的霍中队长就不同了。这个山西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是个大块头，粗门大嗓，身体壮实，成天听到他的喝斥，自以为是天生的专政者改造者，蛮横武断。他讲话结结木讷，一着急便“这番个，这番个”地抖不伸展，但又最爱在人前训话，以炫耀自己的权力。当周西林不在时，他到集训队施展淫威，表明集训队也是他的管辖范围。他最讨厌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四体不勤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