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话晋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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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夫人。严夫人想了一个办法，写了许多幅“六必居”的字，严嵩看了认为写得不好，就自己写了一幅让夫人临模。这幅字就刻成了“六必居”的店牌。这也只能听之一乐，但“六必居”之盛名却非虚传，至今不少老人都非“六必居”的咸菜不吃，大酱不用。
知道这两个传说的人不少，但知道这两家店为山西人开的并不多。“都一处”为山西李姓青年所开，他所制作的马莲肉和晾肉堪称一绝。乾隆皇帝去吃饭时，李掌柜已去世，店主是他的妻子盖素珍。“六必居”为山西临汾人赵存义、赵存仁、赵存礼三兄弟所开，他们经营开门七件事除茶之外的“柴、米、油、盐、酱、醋”。这六种东西是日常生活离不了的，故有“六必”之说。
在当年京城的晋商中，这两家店绝对谈不上大，主人亦小康而已。但从这两家我们可以看出，山西人无处不去，无一行业不经营，而且出手就成功。山西人经商之才能可见一斑。
再来说北京，从明代起山西人就在北京经营着各个行业，几乎无所不包。所开的名店除“都一处”、“六必居”外，还有经营纸业的“洪吉纸号”、经营药业的“万全堂药店”（这家店早于同仁堂）。山西人在北京有多少商号、有多少商人已不可考，但在北京最早建商人会馆的是山西人，会馆最多的也是山西人，达三十二个。
当然，到北京经商只是山西人顺手玩玩。山西人在其他许多地方的买卖比北京大得多。近代学者严慎修在其所著《晋商盛衰纪》中写道：“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州、内外蒙古，以至俄国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再来看具体的记载：“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人。”四川打箭炉“城以内所驻商贾，惟秦、晋两帮最伙。”康熙皇帝也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易，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清宣宗实录》中则有“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的记录。山西究竟有多少人在外经商？根据在平遥等地的调查，有从商经历的人占成人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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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2）
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山西人在经商，哪一个省可以与之相比？徽商也算第二商帮了，但他们主要还是在南方富庶之地活动，很少去过这些偏僻、边远的地方，更别说国外了。至于其他的商帮，都是一些地域性相当强的商帮。与晋商相比，它们都要用一“小”字来形容。晋商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仅在于它有富甲海内的大户，还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经商运动。就连梁启超先生都说，能让他“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只有“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
在这种广泛的经商过程中，晋商不仅富了自己，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为富一方。
清王朝统一中国，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乾隆初年，为了加强西北蒙古地区的防卫力量，清政府将右卫将军改为绥远将军，其所属的八旗子弟军队由右玉移驻绥远，进行屯田耕种，并鼓励内地百姓前往口外开垦荒地。绥远地区农业得到发展，前来经商的山西人很多，以后最著名的就是乔家和大盛魁。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先在包头一带当伙计，以后与秦氏合伙开了一个草料铺，兼营豆腐等小吃和杂货。该店成功后，秦氏儿子不肖，全由乔家接管，以后发展为经营各个行业、有十几家店铺的集团。因为这些店铺的名字中大多有一个“复”字，故乔家在包头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这家商号对包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一家对内蒙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商号是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所创建的大盛魁商号。总号原来在乌里雅苏台，后迁至归化。他们经营的商品包括茶叶、烟草、绸缎、糖、铁器、蒙古靴子、木碗、药材、牲畜、冻羊肉、皮毛等。大盛魁在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对发展这个地区的生产、活跃经济、改善牧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广大的北部边疆，本来是荒凉而贫穷的，晋商在改变这种状况中起了重要作用。归绥地区从清初开始移民开荒种地。山西人在这经营皮业、餐饮、肉、药材、纸张、百货、铁器、木材木器、油漆、典当、钱庄、票号、理发、修鞋、缝纫等，既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移民增加。到光绪十年（1884 年）时，已有“土农工商数十万户”。库伦（今乌兰巴托）和多伦原来为落后的草原，山西人在这里主要经营牲畜，对当地开发起了主要作用。到宣统末年，库伦地区已有近 20 万人，超过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的总和。
山西人在东北的贸易应该是从明代中期在辽东设东马市正式开始的。这里原来地广人稀，自山西人来后城市人口逐渐增加，没有店铺的地方也有了店铺。晋商大户太谷曹家正是从辽宁的朝阳起家的，所以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城”之说。据不完全的资料，在奉天（今沈阳）的山西商人有 130 余人，当然这些只是大店铺的东家或进行捐助者，实际在此经商的山西人十几倍于此数。他们还来到吉林、黑龙江一带。东北的晋商主要从事粮食的生产、运输与销售，以及酿酒业和榨油业，组织当地土特产的运销，包括人参、鹿茸等。这些经商活动使东北经济发展加快。到宣统末年，东北人口已达到 1800 多万人，比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增加了近六倍。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3）
山西商人在新疆哈密、巴里坤这一带的活动始于康熙末年，是随清驻防而去的。起初以运粮为主，以后经营茶叶，并向内地贩卖玉石。此外，晋商还在四川雅州、青海松潘这一带地区经商。
晋商在各地经商都对当地有重要影响，即使像苏州这样繁荣的地方，晋商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道光八年（1828 年），由于商业用银多由票号汇兑，少了数百万两现银而使苏州市场波动，物价飞涨。这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商业本来就发达，晋商的到来，再重要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北部落后地区，晋商的到来就是“雪中送炭”。而且，到这些地方来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晋商。所以，我们重点介绍了晋商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活动与影响。
记得有一幅画是表现“领袖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我想，如果画一幅晋商在全国活动的画，就应该写上：“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今天，当我们为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而欢呼时，不要忘了当年晋商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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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由何而来（1）
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是对历史和先人负责，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当少数人致富之后，社会上总难免有各种怀疑与猜测。这就有了第一桶金来路不正的“原罪”说。有些富人也内心不安，编造了各种“神助”的神话。
太谷北村的晋商大户曹家声称，自己的第一代创业者曹三喜在外卖沙锅时，有一次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结果，晚上发现满地是金银财宝，从而发家。旅蒙商号大盛魁也编造了一神秘老人留下银子的故事，并煞有其事地设立了“财神股”。在一个人们普遍信神信鬼的社会中，这些故事也许会有人相信。但说得多了，反而会有越描越黑的效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也许充满了对外殖民、掠夺的血和泪，但晋商的第一桶金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和才智，再加上抓住了“开中制”和清王朝统一中国这样的好时机。晋商中许多成功的大户，如曹家、乔家、候家、冀家、渠家、常家等，都是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经过很多代人努力成为富商的。他们在成功之后也走了官商结合之路，但在起步挖“第一桶金”时，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是明代张、王这样富可敌国的富户，起先也是自我奋斗，成功后才有人去读书、当官，靠权力而达到顶峰的。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是对历史和先人的负责，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指出，“财富大半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金钱的产物。”这就是说，人之所以穷，主要是自己安贫乐道。一个人只要想富，总可以通过奋斗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晋商最集中的晋中这一带，自然条件恶劣，人多地少，生活相当艰难。那些安于贫穷的人，就一代一代地在这块土地上自生自灭。但少数不甘贫穷的人却在寻找并尝试不同的脱贫之道。
在封建社会，穷人的脱贫之道一是“造反”，二是经商。山西民风纯朴，没有造反的传统。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在山西，也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或重要将领是山西人。于是，那些不甘贫穷的人，就走上了外出寻找脱贫之道的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明代王家兄弟王瑶、王现走遍了大江南北；明末范家的范永斗奔波于张家口和辽东之间；清初曹家的曹三喜来到了辽宁朝阳；乔家的乔贵发来到了内蒙古包头；常家的先人来到张家口这一带；侯家的侯万瞻父子从南到北贩运丝绸，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渠家先祖渠济是走乡串户的货郎，以后又到包头。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晋商名家，哪一家不是不甘贫穷，走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创业之路？没有改变贫穷的决心，他们如何能走上这一步？
外出经商其艰苦自不必说，关键是要能经得起惨败的考验。当年乔家的广盛公在包头从事“买树梢”的投机买卖。“买树梢”相当于买青苗，在春天把农民未长成的庄稼买下，到秋后按预定的价格收购。未来是不确定的，“买树梢”是大收益与大风险并存。乔家有一次“买树梢”失败，濒临破产，幸亏有同仁相助才渡过难关。以后，乔家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旧债，才有了新起步，并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如果面临破产、债权人讨债，乔贵发一死了之，以后还有乔家吗？晋商中这种从困境中求生存与发展的例子不少。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不是财产，而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在以后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
第一桶金由何而来（2）
与成功的晋商同时出去闯天下的人当然不止我们今天知道的这几家，但为什么只有他们成功了，而失败的是绝大多数呢？我想这有一个眼光的问题。换句话说，成功的人不仅要有艰苦奋斗、不怕挫折的精神，还要有超出别人的眼光，能抓住商机。仅仅能吃苦、勤劳、坚强，还不能保证成功，还需要有能力。有眼光和能力，才能抓住别人看不到或抓不住的商机。
张、王两家抓住了“开中制”后的盐业贸易，侯家抓住了丝绸贸易，常家抓住了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范家抓住了与尚未执掌中原的女真人的贸易，日升昌抓住了票号业，这些我们都已熟悉。这里，再讲一个并非晋商著名大户的例子。
明代嘉靖年间，山西蒲州（今永济市）商人王海峰从事盐业贸易。当时长芦盐场官僚显贵与地方豪绅上下勾结，制造土盐和走私的人相当多，销售量锐减，许多盐商纷纷离去。王海峰想，长芦盐区是当年齐国管仲靠鱼盐之利起家的地方，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别人走了，这不正是自己的机会吗？他上书政府整顿盐业，增加税收，这当然与政府的想法一致。长芦盐区整顿后，生产和运销再一次繁荣，王海峰的盐业生意由此做大了，他也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富商。
还有一位更不出名的山西交城县农民王权，家境贫困又遇大灾，投奔兄长当伙计的店，照顾有病的东家。东家被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给他 500 两银子开店。王权回乡时认识了一位在李自成军中管后勤的小官，知道他们正进军北京，而且势不可挡。王权注意到义军带的是一种陕西米脂一带的凉帽（李自成进北京油画和昌平李自成塑像上的那一种），估计他们到京后凉帽都坏了，必定要换。于是，他便到陕西大量收购。凉帽从 3 个铜钱涨到 18 个，他仍然收购，以后李自成部队进京，以每顶 两银子的高价收购凉帽。王权大赚一把，被称为“凉帽王”。市场上机会常有，但能看准并抓住的人并不多，成功的晋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智者。
我们常讲“小富靠智，大富靠德”。这就是说，成大事者不会去玩弄那些权术，而在于有做人的大德。许多人在开始创业时往往饥不择食，什么缺德事也干。晋商中这样的人当初肯定也不少，但他们以后无一成大事，赚几个小钱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留下的都是做成大事者的成功事例。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坚决制止往胡麻油中掺假一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当时，许多商人普遍的做法是把小米粥的汤用搅拌法掺入油中，短期内从颜色上看不出来，也不致毒死人，或者吃下去后有不良后果。乔致庸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要卖就卖货真价实的油。还有一件发生在乔家复字号的事是，当时许多商号卖面时缺斤短两，但复字号卖的一斤面实际是一斤一两。表面看去，乔家是傻子，实际上消费者并不傻。他们以后都到乔家买面，把其他商号都挤跨了。我想，《乔家大院》中每块 1 斤的茶叶实际上是 1 斤 1 两，应该是根据这件事的艺术创造。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商号总以为自己比消费者精明，就用了各种方法蒙骗消费者，实际上消费者什么不明白？经济学告诉人们的一个真理是：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千万别以为自己比别人精明。把别人看成傻子的人自己才真傻。当年那些卖掺假的麻油、缺斤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