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宽一寸,病退一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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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释误会，压制心中的怒气，这是儿童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机制必须逆转，建立正常的自我价值观和自我表达能力，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公平对待。
正如我曾因身为女性而否认自身价值一样，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缺乏自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他们靠关怀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来替代自尊自爱。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成千上万名癌症患者，从富豪、名人、贵族，到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医生、家庭主妇、商人、艺术家等，无一例外都有这种倾向。“我做得还不够好”的态度是他们心头的重压，也是癌症的根源。
另一种相当普遍的有害态度是：癌症肯定会让我死亡，对此我无能为力。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可能是遗传的问题；要不就是生活环境；或者是上天的惩罚。我一定是犯了什么大错，活该如此。癌症就意味着死亡，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要以最可怕、最痛苦的方式死掉。
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身体，让癌症迅速恶化。患者越是坚持这种态度，癌症恶化的速度越快。这种事情你肯定听过，从前的医生会告诉患者：“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患者深信不疑，通常他们真的会在三到六个月之后死去。家属们还会说：“医生的话果然应验了。”
如今，医生们表达诊断结果时，通常这样说：“根据统计分析，情况相近的病人有95％会在三到六个月后死去，也有5％的病人会自动康复。或许你就是那5％的幸运者之一。”
心理安慰的力量在许多经典的研究案例中都得到了验证。西蒙顿博士的《恢复健康》一书中详述了布鲁诺·克洛普弗医生的一个著名试验。克洛普弗医生邀请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试用药物克若贝辛（krobiacin）进行治疗，这是一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药。这点燃了患者心中的希望，他告诉克洛普弗医生，他相信新药一定能治好他的病。结果，受试者的情况证明，新药对癌症没有任何效果——只有这位对新药深信不疑的患者康复了。
不久，报上刊出一篇文章，提出克若贝辛对癌症无效。文章对那位患者打击很大，他的癌症很快复发了。克洛普弗医生决定再试试，他请来了一批同行，要他们在患者面前故意兴奋地谈论“新型的”克若贝辛制剂，说这种制剂解决了致命的技术问题，对癌症更加有效。患者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了，他同意试用这种“新型制剂”。克洛普弗医生给他服了一片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衣片。患者又开始康复了，康复速度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快。
不幸的是，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确认克若贝辛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彻底失败。患者看到这篇文章后，癌症迅速加重，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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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的态度
态度的转变会带来健康状况的改变。有害的信念和态度能造成疾病，同样地，康复性的信念和态度也能治愈疾病。逆转有害态度就是逆转癌症和其他疾病。
迪帕克·乔波拉在他的名著《量子疗法》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因信念而康复的实例。那时候，他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担任医师，院里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女儿找到他，求他给她母亲开一张“完全健康”的体检单。乔波拉医生知道患者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害处。开出了体检单，他就再没关心过这件事。
一年后，这位女患者忽然来找乔波拉医生，她的气色非常好，这让他吃惊不已——他以为她早就死于癌症了。“我是来做复查的。”她告诉他。“起初我总是浑身疼痛。您说过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这些疼痛一定是幻想出来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疼痛都消失了。”
乔波拉医生告诉她：“你做得很好，坚持下去吧！”这件事让他发现，病人要康复，并不只是药物和手术治疗这么简单。
只有态度才能带来真正的康复。乔波拉医生的患者把“因为得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态度转变成了“没有任何问题”的态度，这就是她康复的原因。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也多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有能力说服头脑，通过健康的意象来重建免疫系统，从而实现康复。
拿我自己来说，正式开始自我治愈疗程时，我努力把有害的态度转变为康复性的态度。彻底地放松之后，我想象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态度。我回忆过去曾让我难受的一些事情，想象自己从新的、积极健康的角度出发，会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我感觉到了内心的安宁祥和，对自己和生活都有了信心。
我全心全意地进行了几天的自疗，身体的痛苦每天都在减轻。新的态度越是在我心中扎根，我的内心就越发充满快乐。自我治愈的效果是惊人的，随着内心感觉的日益改善——疼痛逐渐消失，各种疑难症状日渐减轻，快乐和轻松与日俱增——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各种机能都迅速恢复正常。
我很清楚，让我康复的是态度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情绪变化，绝不是每天服用的维生素药片。为了庆祝这一转变，我给自己调了杯咖啡。我坚信，美味咖啡带来的快乐，对康复的帮助远远超过咖啡因的负面影响。这一刻，快乐和喜悦的情绪正作用于我的大脑，催生帮助身体恢复的化学物质和激素信号，让免疫系统日益增强。这就是癌症逆转、彻底康复的开始。
过去的4年中，西蒙顿博士共对159位被诊断为“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进行了治疗，同时选取了一组情况类似的患者作为参照。按照西方现代医学理论，实验组159位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12个月，而经过我们的治疗，实验组的平均存活时间达到了244个月，其中63位患者截至统计时仍然活着，而已经死亡的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也达到了203个月。相比之下，对照组患者（仅使用放疗化疗手段治疗）的平均存活时间则为12个月（这一统计结果与西方现代医学理论的预期相符合）。另外，实验组中截至统计时仍然活着的患者，其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了对照组的3倍；即使实验组中不幸去世的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也是对照组的倍。
截至1998年1月，尚在人世的63位患者情况如下：
人数比率完全康复1422 2％
正在康复1219 1％
症状无变化1727 1％
症状加重2031 8％
这些患者100％都曾被西方现代医学认定为“无法治愈”。
我发现，人生中绝大多数的问题，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情绪、精神上的，其根源都在于态度。态度可以让我们生病，也能让我们康复。患者对治疗的手段充满信心时，治疗经常能够成功。康复的关键不在于治疗手段本身，而在于患者积极的态度对体内化学信号和内分泌的正面影响。由此可见，我们对自我、他人、信仰和世界的态度，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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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癌症历程
为什么有些人依靠手术、化疗或食疗等手段能康复，另一些人却只能无助地死去？之所以一些人能够从癌症中康复，另一些却不能，“信念”是关键因素。真心相信自己能痊愈的人，会因为积极的态度作用于大脑，使大脑产生有利于免疫系统的激素和化学物质，从而彻底康复。
西瓦妮·古德曼博士的乳腺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发作了三次。各种治疗方式都无济于事，最终，她因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痊愈。
我曾前后三次被诊断出癌症，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正常打电话，更难以再承受一整轮外科手术和化疗的折磨。我担心，再去医院治疗的话，我会因此而死去。我决定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亲身应用自我治愈疗程——这是我自己创造出的简单易行的方法，它糅合了古老东方文明的心理医疗技艺与西方文明的心理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知识。
用这种方法进行自疗的头三个月，我的肿瘤就收缩了，只有最初的一半大。又过了八个月，我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完成全部疗程之后，我去医院做了体检。“真是个奇迹，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医生惊讶地告诉我。
“不是奇迹，医生。”我答道，“是每天三次、每次一个小时的自我治愈疗程救了我。”这是1995年的事情。从那时至今，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
应该说，这一切都来得很不容易，中间经历了很多磨难。当1992年8月我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我感到沮丧，困惑，似乎我多年来所相信的、所努力推广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崩塌了。或许我的工作取得的些许成就，不过是安慰效应或是其他什么偶然因素的结果。我该借助西方现代的医学手段切除肿瘤，还是靠心理学的力量战胜癌症？我下不了决心。
我的一个密友曾死于癌症，她的肿瘤切除手术不够及时，癌细胞蔓延到了淋巴结。她的死让我记忆犹新，催促我赶快求助于西方现代医学手段。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的一位好友写信鼓励我：“别管时下流行的医药治疗。你是个医者，你能治好自己。别被癌症的幻象给蒙蔽了。”她推荐我到阿尔伯达去找一位美裔印第安巫医。我立即乘班机去了加拿大。
寻找别的答案（1）
巫医告诉我，他计划带我去当地的蒸汗屋，当然，要是没有疗效的话，就得去他建在一处专门地点的私人蒸汗屋试试。和他在一起是一场愉快的历险；他很睿智，仿佛能一眼看穿你心中的想法。我心中渐渐升起了希望，希望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排队去蒸汗屋的时候，我和一位患了几年乳腺癌的妇女聊了几句。“这儿对你有效果吗？”我问她。“有些帮助，但我还没有完全康复。”她答道。“那别的人呢，有完全康复的吗？”“有一些。”“要多久？”我充满希望地问道。“我们都不太清楚。”她说。
我也被送进了蒸汗屋，巫医询问了我在里面的情况，听完我的话他一言不发，紧紧地盯着我；我又开始颤抖了。
“我们得去私人蒸汗屋再试试。”巫医告诉我。这一下子我心里更加慌乱。“这是巫医的自我牺牲，”我的新朋友悄悄解释道。“他需要牺牲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挽救你。”“我不希望他为我做出任何牺牲。”我声明，然后收拾行李离开了。
现在，手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不过是失去一侧乳房罢了，或许是上天要我学会放弃呢。”我决定进行乳房切除术。
医院给我的感觉是冷酷无情，我仿佛进了集中营的审讯室，马上要被刽子手们大卸八块。手术室门口坐着一个等待手术的女人，她脸上挂着绝望的泪痕。我看见了她眼中的痛苦——仿佛在等待死亡的判决，霎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有那么一瞬，我似乎看见了死神向我招手。
醒过来的时候，麻醉剂的残余作用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呼吸。坚持呼吸。”医生不停地说。可是，呼吸是如此艰难，每一秒我都觉得无法再坚持了。每次我试着动动眼球，哪怕只是一点点，都会被痛苦的恶心感淹没。我要死了吗？内心一个小小的部分似乎正站在一旁，无声地观望这个过程。终于，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丈夫和儿子正在隔壁的休息室，透过玻璃窗紧张地望着我。“我总算还活着。”我试着挤出一个微笑，立即又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
“取样检查的19个淋巴结中，有2个感染了癌细胞。”医生告诉我，“下周开始化疗，需要持续一年时间。”
化疗的康复概率是50％。“别进行化疗。”好友警告我。“你可能会因此而死掉。就算不死，化疗也会阻碍自然康复的过程。去波士顿吧，试试安·威格默尔博士的小麦草自然食谱疗法。不少人都是通过那种疗法痊愈的。”
“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化疗。”我乘火车去了波士顿。
小麦草汁液的味道让我恶心，我不停地呕吐，但许多成功的故事激励着我坚持，再坚持。“健康的自然食谱就是灵丹妙药。”这是教员的话。可是，我却没法消化这所谓的“自然食谱”——索然无味，让我本能地排斥。可是，要想活命的话，我就得学着喜欢它。
“你一辈子都得坚持这样的饮食，不然就会死。”不少求医的人们都这样说——他们的脸都微微发绿。我看了一段视频：一位内科医师用小麦草疗法治愈了自己的癌症，可是两个月后，他刚停止食疗、恢复正常的食谱，就癌症复发去世了。这让我心里矛盾重重：“这样的食物简直没法下咽……可我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死。”
看着饭店里人们面前摆着的精美食物，我仿佛闻到了它们散发的香气——我再也不能享受这些美食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每天都吃这些有毒的食物，却还能这么健康？”我感到无法理解。看见有人在喝小扁豆汤，我实在无法抵御美味汤汁的诱惑，就走进饭店要了一份。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这么鲜美的汤！我决定不再继续忍受小麦草难闻的味道，尽管教员们极力反对，说我的行为无异于自杀，我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诊所。
别无选择，接受化疗吧。化疗开始了，是医生们推荐的5…FU疗程。我不仅常常呕吐，精神也不好，思维时常混乱。这是药物对大脑的影响。我的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自第八个疗程开始，我绝经了。
两个姐姐从以色列赶来看我。每次进行点滴注射的时候，姐姐就会温柔地抚摩我的脸颊。她的动作充满了爱意，我不禁泪流满面。她过去从未抚摩过我的脸。“我发现了这种爱，代价是癌症。”回忆起童年时与她的争吵，我在心中默默念道。
那天乘车回家的时候，我因为严重的恶心而心慌起来，多亏了姐姐们的照顾和安慰。回到家里，化疗带来的痛苦加重了，体内仿佛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我所剩无几的防线从内部一层层被撕开。疼痛像机关枪扫射一般袭来，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在慢慢粉碎。化疗对大脑的影响让我几乎无法正常思维，不停地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