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香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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龀ぃ�*非常严重，自然资源丰富而危险。俄罗斯曾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光彩地为寡头的影响推波助澜的国家。普京哀叹说：“（俄罗斯）政府和地方当局未能为中小企业的繁荣创造条件。每一个开办新企业和注册公司的人都应当获得个人（勇敢）勋章。”②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学家熊彼特人生的最后时期，熊彼特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担心，企业家活动越来越向大型老牌企业发展，后者不仅拥有支撑创新活动的资金，而且还享有足够大的市场地位可以使其创新活动得到充足的利润。熊彼特还担心，美国大企业日益滋长的官僚化会抑制未来的创新，特别是紧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需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另一位公众知名度更高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撰文讨论了战后初期大型老牌企业之势力的增长。但是，与熊彼特不同，加尔布雷斯并不担心美国企业的商业思想会枯竭。相反，他的担忧在于，大型企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将会需要工会和政府这样的“制衡力量”来约束公司的各种过分行为、浪费性的广告、过分奢侈的形象打造以及过度的利润。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3）
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担心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大企业所主宰的经济体制，在这些企业中，最初的创办者或是已经退出企业舞台，或是不再有效地控制该企业。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分散于很多股东之间，通常包括某些大型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等等类似机构）。职业经理人是这些“委托者”的“代理人”，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如何确保经理们持续地按照其所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们的最佳利益行事的难题。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通常是寡头性的。这就是说，它以市场上运营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由于这些市场的规模有限，它只能支撑那些少数的、有能力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因为存在“网络效应”，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其他用户使用它们，如通讯网络、股票市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计算机软件。这类市场倾向于高度集中，有时甚至是垄断的，因为那些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大量用户的企业可以将可能的进入者排除出去。简而言之，大企业资本主义的最大好处是在于它产生了充足的大规模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资助该企业本身对现代经济主流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的增量性改进。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可能是僵化、不愿创新和反对变化的。
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类型是：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发明比大企业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的多。这些创新通过企业家们自己或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共同改善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这类例子包括汽车和飞机；导致了电话和互联网产生的电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电的出现；空调，它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住得更温暖，并且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多前沿性创新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在其周围引发一些新行业的诞生，以上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例子。这些创新或是成为其他产品或技术赖以出现的“平台”（例如，电或是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或是成为帮助创造和支持很多“辐射品”（汽车及其相关产业）的“中心”。由这些前沿性创新派生出来的行业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了全国性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新企业创办特别活跃的那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或者，如大卫·奥德瑞和他在马普研究所的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
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接纳并且鼓励变化，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位以色列的前首席科学家说过，以色列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人民有一种高度的危机感，随时都面临着外部的威胁，不创新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具有推动这些创新型企业家创新的客观条件。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了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要么会陷入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然而，实现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转化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4）
第一，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为了鼓励企业家型企业的产生，政府应当降低“正式手续”的成本（包括企业和资产的注册，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权利），建立可持续的破产制度，促进民间金融部门的形成和增长（从而使大部分企业容易获得创新和发展的资本）。
第二，鼓励生产性企业做大蛋糕，并获得合理的回报。企业家有两种活动：创新和模仿，只有通过将新产品和服务商业化，或者采纳新的和更好的创造或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方法，经济学的前沿才能向前推进。在这两种活动下，为了保障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回报，政府不仅要避免过度征税，还要实施有效的法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合适三位监管和创意性奖励及引导，大力支持研发活动，并努力将大学的发明商业化。
第三，制止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罪恶孪生子是非生产性活动，比如侵权、贿赂或合法性的寻租，不仅浪费企业家的时间，而且不利于他们将蛋糕做大。如果一个企业家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财富，整个社会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社会市场会更加恶劣。
第四，通过更加开放的政策，抑制垄断，能够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此外，文化、教育、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政治上的*化也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中国，在不同时期，同样的被认为对增长有利的文化被指责为经济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儒家思想被认为与企业家精神和努力工作相矛盾），还有人认为，正是“亚洲价值观”和“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东南亚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于*嘛，对抵御寡头型资本主义和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中的*和黑暗是一剂良药。
纵观所有这些模式，人们倾向于得出结论（主要基于亚洲小虎们出色的增长业绩，以及更为近期的、中国的可观的增长记录）认为，希望实现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寡头经济除外），应当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的确，较富裕国家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在诱惑贫穷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它们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经济所提供的充满希望的目标，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与那些拥有廉价但易于训练和工作积极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竞争优势上略低一筹，只要这些本地企业能够获得外国技术和必要的资本设备。国家导向对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当他们好像是在或者实际上的确在“管理”本地经济时，他们的权力得到提升，而且，当国家要求创办和经营企业需要得到许可时，这便为贿赂打开了大门，为这些集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将国家导向作为既快又好的应对增长挑战的手段时，我们劝他们三思而后行。
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导向型经济，在这里，中央政府似乎通过几大国有银行为一些行业中经过挑选的、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投资资金。而且，中国经济的有些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农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着中央计划管理。就农业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保持长达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没有给农民们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这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投资和改善的激励，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领导人已经另辟蹊径，鼓励企业家活动。不管是出于设计，还是出于必需，中央已经将经济和政治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和市政府，这些政府反过来利用它们被扩大的自由参与生产性活动，以及为某些本地的私营“明星企业”提供许可、激励以及其他优惠（这些好处通常是靠“灰色支付”，或者不太礼貌的说法，靠贿赂购买来的）。但是，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容忍了无数其他企业家型实体的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在中国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大量生产，至少按照一种衡量指标，到2003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经济GDP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模式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中央计划的传统。此外，中国尽管并不完全具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种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但它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两个要素是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合约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用于支持其企业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仍在改善过程中，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官方的国有银行——不给新企业贷款，但却继续将资金提供给国有企业（虽然这种现象应当改变，因为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承诺，国有银行将在2007年时实现私有化）。结果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通常靠高利贷或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或投资者那里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来支撑自己的企业。非正规的法律和融资将逐渐达到其极限，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活动达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必须发展更为正式的经营企业的方式。外国投资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与他们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资应当逐渐覆盖到中小企业那里。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欢迎姿态。投资者们也做出了回应，向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不断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到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对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法庭都远不理想，而且*现象很普遍，但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涌入中国，这一点令人吃惊。我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最好解释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使这个国家“大的难以被错过”，因此，投资者们看上去很乐于等待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改善。中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内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中一直限制外国进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务），使投资者相信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谁葬送了华尔街（1）
美国历史上至今发生过六次大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举债收购联合国铜业公司失利，传言尼克伯克将破产，华尔街陷入大恐慌。银行家摩根组织银行家联盟，向银行提供贷款，并收购股票。美国财政部动用3500万美元救市，这次救市导致了1914年美联储系统的诞生。
第二次是1929年，在这一年的大萧条中，美国股市崩溃，约有9000家银行倒闭。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银行业歇业三天，签署《1933年银行法》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运作拆分，设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和房利美公司，以稳定房地产业。
第三次是1984年，全美第七大银行——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濒临破产。FDIC向该行注入45亿美元，收购了其坏账。联邦政府从此持有该行80％的股权，直至1994年将该行出售给美国银行。
第四次是1986年到1989年，美国众多金融机构因不良房地产贷款或商业贷款而濒临倒闭。美国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关闭或援助了296家。此后，总统老布什主导设立的清债信托公司又接管、清算了超过740家金融机构。
第五次是1998年，这一年的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并宣布冻结281亿卢布（当时约合135亿美元）国债的偿还。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蒙受巨额损失，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美国财政部长和美联储组织了一些大的商业及投资银行，共出资亿美元，换取了LTCM的管理权和90％的股权。
第六次发生在2008年3月16日，由于在抵押贷款券市场损失惨重，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倒闭。美联储向摩根大通银行提供290亿美元贷款，以收购贝尔斯登资产；7月11日，全美第九大抵押贷款提供商被美政府接管，FDIC预计总共将拿出89亿美元；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9月14日，因美林公司预期第三季度减记57亿美元，美国银行宣布以约44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9月15日，因第三季度亏损39亿美元，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将申请破产保护；9月16日，AIG再爆巨亏后，美联储宣布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美国政府将持有该集团近80％的股份……
华尔街的丧钟已经敲响，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再次出现经济危机。这可能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将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如一些人兴灾乐祸地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到末路，只照顾极少数富人的制度必败”。身处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无非是散落的碎片，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让我们回避不了，那就是——究竟是谁葬送了华尔街？
有人说，华尔街的溃败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