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香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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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3）
因此一个社会研究者（经济学家也是社会研究者）的角色就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情的“理解者”，一个高尚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个明智的“建议者”和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名社会学者的五种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断言：“在行动的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保证该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后果。”说白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人间情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和进步。美国联邦*官犹太人波斯纳在那本极具批判性的专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指出，那些将学术作品转化成普通教育或社会公众能理解的形式，将“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事实上，无论是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无论是加里·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是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作品，都具有“自我大众化”的功能和启迪大众的效果，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专业化经济分析，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到震撼并去思考一些本来熟视无睹和理所当然的问题，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以，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地域，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种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
那么，犹太经济学家究竟对人类贡献了什么呢？
经济学家把整个世界当成自己的实验室，以各种实证和假说来改造世界。在“在理性主义者与个人选择”这一思想下创造的犹太经济学家有哈耶克、加里·贝克尔、赫伯特·西蒙。他们认为，当所有的人都理性行事时社会将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生活水准及个人自由度也将达到最高程度。他们用来形容理性选择的收益的比喻是较为恰当的：这是一座庄严的希腊神庙，庙宇的线条清晰地划过万里无云的长空，完美而和谐；在“理性的局限与政府的作用”这一观点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肯尼思·阿罗，197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贺词中这样说：“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释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理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理论，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有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在“通过测试去理解”这一观念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拉格纳·弗里希和康托洛维奇。弗里希不仅是挪威的犹太人，而且是第一个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他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终于将经济学变成了科学。1969年，因为在经济学中引入科学分析经济行为所必需的数学工具，他同简·丁伯根共同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吸引着弗里希，他是爱智慧的人，并将计量经济学看成是一种增长智慧的方法。康托洛维奇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上大学时读的是数学系，他因创建和发展了线性规划方法、革新、推广和发展资源最优利用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同美籍荷兰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分享了197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 想看书来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4）
“当商业周期变成经济萧条”时，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亚尼这几位大师出现了，他们应用并评论凯恩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经济理论，力图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等重大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经济表现出不稳定的自然倾向。一个支出、收入和就业趋向于大幅度变化的体系需要自主性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缓和经济的起伏变化； 这一观点和弗里德曼恰恰相反，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影响收入、就业和价格的方案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各种政府方案都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但正是这些方案阻碍了自动调整这些问题的各种行为。自由市场情况下，价格和货币会自动调整各种矛盾，政府的唯一责任就是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适量的货币供应；肯尼思·阿罗、列昂惕夫、劳伦斯·克莱因、西蒙·库兹涅茨被称为“模型构建者”，就像内燃机需要一个由*、阀门、点火系统等构成的模型一样，了解一种经济体系也需要一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显示不同的经济单位——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决定总开支、价格、生产、就业、储蓄与投资以及其他同人们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变量。库兹涅茨在其诺贝尔获奖的演讲中，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向本国人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以技术进步以及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这种现代增长具有六大特征：第一，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第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第三，经济结构转型的高速变化。第四，紧密相关并且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快速变化。第五，借助于技术力量的增强，经济发达国家有到达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增长高度的倾向。第六，现代经济增长的扩散仍很有限，占世界3/4人口的国家的经济表现仍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潜力可行的最低水平。用库兹涅茨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的增长，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罗伯特·福格尔和罗伯特·索洛的主要经济贡献在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索洛师从列昂惕夫，于1987年荣获诺奖桂冠，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一句是“不要太过相信经济理论能够充分解释经济行为的能力”。
索洛认为，没有在所有国家都有效的单一增长率，而是有千万种增长的可能，分别由每个国家的不同偏向决定，决定国家增长潜力的最基本因素是国民的信仰。索洛把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比作一条三条腿的凳，第一条腿是储蓄与投资率（间接为国家的资本储蓄率），第二条腿是人口增长率（间接指劳动力增长率），第三条腿是技术增长率（间接指资本与劳动生产力），合在一块儿即为国家的资本投资率与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可用于生产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数量。在这里，技术进步是索洛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素；约翰·海萨尼、莱因哈德·泽尔腾和罗伯特·福格尔，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机制：起源与改变的潜能”上。
有这样一则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
有位单身女性身体不适去看医生，被告知患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在极度沮丧之下，病人恳求医生：“您行行好，再想想办法救我一命吧！”医生答道：“你可以尝试嫁给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换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病人迫不及待地问：“那样一来，我可以多活些时日吗？” “不，但至少感觉要显得比半年长。”
这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经济学家——多么的乏味，经济学也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是，其实并不然，本书中涉猎到的许多犹太经济学大师一方面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为社会经济诊断病因，另一方面也非常妙趣横生，尤其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两位真正的大师。
赫伯特·西蒙说：“我们无法用原始版本的落后定律预知重物在糖蜜中下沉的情况。”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于强调科学性将严重减少检验问题的维度。”
加里·贝克尔说：“人类的动机决不仅限于一己私利。”
罗伯特·索洛说：“不要过于迷信科学，理性思考、尊重事实，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吸入所有的信息。”
列昂惕夫则说：“避开安逸的微分学世界，不要让数学的骗术转移对真理的注意。”
哈耶克说：“只是一个单一经济学家的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莱因哈德·泽尔腾说：“群是自私的产物，并非群体。利他是对信任的投资。”
罗伯特·福戈尔说，“与其说经济学解决问题，不如说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维度。”
曾经有人说过，只需交给鹦鹉“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就能让它们也懂得经济学。罗伯特·索洛承认这一轻视经济学的言论有一定道理。但他坚持说，这不是对经济学最坏的评论。的确，在经济学的城堡里，除此而外，再没有其他游戏可言了。他说：“经济学家的本质就是为了了解我们周边环境而努力奋斗。”
只有萨缪尔森在肯定自己的成就时显得十分谦虚，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老农夫，这个老农夫在池塘里吐口水的时候说：“每一滴都是有用的。”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1）
在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你可以买到一个咖啡杯，上面刻着诗人奥布·雷门农的诗句，1962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他的生日时将刻着这些诗句的银啤酒杯送给了他的朋友戴维·鲍尔斯：
有三样东西是真实的，
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
前两样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样。
对于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萨缪尔森来说，上述三样东西在他身上都有完美的体现。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信仰和道德就是上帝对他的戒律和馈赠；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他对人类的愚蠢批判性的嘲弄；至于幽默的大笑，这是萨缪尔森的本能，也是几乎所有成功犹太人的本能。据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这样的评论：“人常常会被真理绊倒，但大多数人会设法爬起来急忙走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当萨缪尔森牢牢地抓住真理时，他借着上帝赏给他的智慧，怜悯地嘲笑着人类的愚蠢和经济学家的愚蠢。 （）②
《宏观经济动态》杂志的编辑威廉姆·巴耐特曾采访过萨缪尔森，他这样描述这位被经济学界誉为“最后一位通才”的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成就有点唐突，他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如此广阔（在50年间平均每月都有一篇学术论文），以至于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很难找出他没有开创性贡献的领域。③ （）萨缪尔森的研究领域，除了经济学外，还广泛涉猎了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与劳力、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历史与区位经济等等。 他还于1948年出版了经典教材《经济学》，这是这一领域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书籍。该书共印了18版，销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为41种文字。
萨缪尔森不仅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其名，同时还开创了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时代。二战后，萨缪尔森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帕累托主义复兴和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综合的先驱者之一，也因《经济学》一书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而他则自认为是“中间道路经济学”，核心思想是主张“混合经济”。正如他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认真研究经济师的经验，加上50年来学习和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都迫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②萨缪尔森的这句话写于1998年10月，已完全预言了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市场经济。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2）
保罗·萨缪尔森是哈佛大学20世纪30年代一代人中的神童。他在熊彼特和列昂惕夫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萨缪尔森对经济理论有一种超常的领悟能力，留下许多轶事。
据说在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熊彼特转向列昂惕夫问道：“嗨，瓦西里，我们毕业了吗？”之后，萨缪尔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且在自己的身边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系。不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犹太人罗伯特·索洛加盟，成为他终身的合作者和同道。
萨缪尔森于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0年到1985年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从1947年开始就获得了正教授的职称。他是专门为学术研究而生的，在芝加哥大学是个成绩为A的学生，在哈佛则为A＋；但是他偶然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结果证明，经济学就是为他而设的，一如世代经商的犹太先祖的基因，最终经济学成为他终身的归宿，而他所学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则使他有别于普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虽然日历上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他真正的出生时间则是1932年1月2日上午，因为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先后师从于弗兰克·耐特、罗伯特·维纳、亨利·舒尔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