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香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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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中国湖南的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是近两年比较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起的话，将近160年。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拥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早在1913年就有英国人提出来过。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独创，而不如说是顺应了某种潮流，因为东亚国家早有如此的经历。前几年有人争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从而少走弯路；“后发劣势”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可以轻松模仿，迅速发展经济，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变成了劣势。客观上讲，造成中国“奇迹”的主要有两条：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
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文中，陈志武针对中国没有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从而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作出了分析。他认为，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是越来越多的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4）
在* 的眼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链的问题，他以事实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中国众多出口玩具中的一种，2007年中国曾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政府以及美泰尔等美国玩具进口商和零售商对中国的玩具出口产品百般挑剔，提出含铅量超标等问题。在制造芭比娃娃的过程中，不仅消耗了中国的资源，破坏了中国的环境，剥削了中国的劳动，但结果是什么呢？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美元，但中国制造厂商只能拿到1美元。在芭比娃娃的产业链中，除了加工制造外，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中，总共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是整条产业链中最能赚钱的部分，但几乎和中国的制造商无关。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② （）*称之为中国产业链中的“非常6﹢1”。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享受着“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凭借价廉物美的优势，行销全球。据统计，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继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上升的成本压力，频繁因产品质量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国家的替代竞争压力，以及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下被挤压的价值创造能力等。这些问题正逐步演变成中国制造业难以启齿的日见微薄的利润率，尤其是那些靠代工生产的中国出口制造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畅销的背后，中国制造业的实质上的低价值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痛心疾首地指出：产业链阴谋下的中国企业就是在夹缝中苦苦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却极快，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我国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扭曲畸形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推动GDP的方式（或所谓的“以GDP为纲”的理念）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以GDP的组成为例，欧美、日本的GDP当中70％是消费，也就是社会需要什么物品，就生产什么物品，因此是正常的经济成长。我国GDP当中消费只占35％，是欧美、日本的一半，这种消费不足的现象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的，老百姓必须存钱上学、住房和看病，因此不敢消费。那么我国GDP其余部分是怎么构成的呢？超过一半GDP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欧美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我们的一半。什么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到处可以看到的高架路、桥梁、地铁、地产等等，这些过度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成长。所以我国经济就是一个畸形扭曲的“二元经济”，一方面是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而苦苦挣扎的制造业，另外一方面是以拉动GDP为主导的建设工程极其火爆，包括钢铁行业、水泥行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及替他们融资的银行等等。前者占了经济总量的七成，而后者占了三成。这种二元经济就是中国的特色，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有关政策的错误，使得二元经济问题更加严重。
曾以《问题与主义》一书风靡中国学术界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以一种忧患的目光回眸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在和《南方周末》记者笑蜀等人的对话录《改革开放30年与解放思想》一文中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明显造成了无穷的祸害。我甚至觉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是指给老百姓以发展经济的权利。而对于政府职能来讲，我觉得政府职能从来就不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像我们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有一些提法是不太对的，包括什么以招商引资为重中之重等等，我觉得是不应该给这些企业制造障碍，这是应该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要以招商引资为重中之重，甚至有的地方出台的什么‘谁和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谁就和某地人民过不去’，这就明目张胆鼓吹官商勾结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5）
秦晖进一步指出，目前“国进民退现象非常明显，我们国家财政扩张这么大，总财力包括赋税、行政性收费、各种垄断性收入，占的比重已经不亚于这些所谓的高福利国家了。所谓国进民退不是说把老百姓的企业给没收了才叫国进民退，我用重税从他们那里拿来很多资源，然后又拿来转化为国有资产，这也是重要的国进民退。而且明摆着我们国家这么多年过程中，所谓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这种行为一直是存在着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越来越膨胀了，实际上是这两个渠道都在发挥作用。一方面很多民营经济的资源在不断地被国有部门汲取，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又不断地流失到一些有背景人的手中去，形成这样一种循环。我觉得国进民退肯定是存在着的，有些领域，比如说能源重化工就更明目张胆了，这些年明确提出要提高民营经济进入的门槛，明确就讲要把他们挤出去”。
“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这句话一度成为描述中国国营企业转制中缺乏法制和公平的精彩描述。而秦晖先生反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深刻的思想，是体现在《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一文中，这篇文章曾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的争议，秦晖指出：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 ——全球化和低*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村里稍微认得多一点字的人，就是那些普通的社员，国家不养他们，给你一些工分，让你教一些1、2、3、4，教学质量极差不说，这还是老百姓负责的，国家根本是一毛不拔。
改革以后，80年代在农村教育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人们谈的很少。就是农村小学民办教师民办转公办，实际上是由原来农民养的教师变成由国家养的教师的，这对农村教育投入是一个增加的。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又逆转了，为什么呢？就是搞了那个分税制改革，而分税制改革恰恰是以中央集权的名义搞的。搞了这个分税制改革，就把所有能赚的钱都收走了，教育经费就是乡财政负责的一个事情了。乡财政拿什么钱来养这些人呢？只能是从农民那里要钱，反而连公办教师实际上也变成是农民养了。原来公办教师领工资是县财政开，结果一改以后也变成是乡财政开支，乡财政就向农民收费，搞的农民焦头烂额。
当然，秦晖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针对当下的形势，他认为现在广东省提出解放思想有三个突破，一个是要突破既得利益的格局，一个是突破习惯的思维，还有一个是要突破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机制体制。四个落脚点，重在研究实际，重在干部带头，还有一个是重在破解影响发展观的难题，最后一个是重在激发干部群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性。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先生则比秦晖先生更加乐观，他在2007年“岭南大讲坛”组织的“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演讲中，大胆肯定了中国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将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结束*：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第二阶段改革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他幽默地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6）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19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楼群，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浦江。黄浦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他认为，在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功不可没。他不同意*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他说：“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但是，为什么千百万的民众会产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呢？
他认为：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句话是，你要*，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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