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启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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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从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一路走来，我没有为工作的变动和求职送过一分钱的礼，不也走到这儿吗？我遇到了很多贵人，要去相信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更多，不是都在那儿拼爹。
第二个是我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因此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富一代”，“富二代”有什么意思？那天我去广播学院，我们捐款，每年捐款资助新生的时候，我就跟那些新生说，恭喜你们，你们拥有了别的同学所不拥有的一份履历，你们的这份履历将极具诱惑力和杀伤力，表面上是由挫折、痛苦、贫穷造成的，但是将来它会给你鲜亮，你在简历里写我是某某基金资助的。我相信很多老总看到这个都会眼前一亮，现在很多单位招人都要招家庭贫寒的，甚至是被别人资助的。他觉得这样的孩子韧性更强，北京电视台就在这样招人。这是不是一个转向？对我来说，挫折到来了，没想到反而得到更好的。
因此，反过来说，我为我经历过这样的青春而感到骄傲，它也能让我今天面对任何事的时候心平气和。我祝福你，“富二代”可以继承，一进社会可以不租房子，女朋友追你。有人说我夫人怎么怎么样，我说那是，人家买的原始股，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最悲惨的时候。但是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趣味了。日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叫加藤嘉一，他很惊讶，他说在日本“富二代”被人瞧不起，大家都认为是寄生虫，反而逼得“富二代”自己去拼、去奋斗，而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第24页 ：爱你此时此刻的时光
爱你此时此刻的时光
在我老家内蒙古，曾经有一名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你坐在主席台，我在最后一排，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我说老弟，只是角度不同，从我的位置看，你是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路可以走到这儿来，我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走到你那儿去的路了。是我该羡慕你，还是你该羡慕我呢？
怎样过你此时此刻的青春？
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日，离他的60岁还有几个小时，他走了。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四肢健全的时候，可以随时奔跑的时候，抱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了轮椅上。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抱怨我怎么坐在了轮椅上。不能行动了，怀念当初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才知道那个时候的阳光多么灿烂。又过了几年，坐不踏实了，长褥疮，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突然开始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是那样的不痛苦，那样的风清日朗。又过了几年，患尿毒症，开始怀念当初有褥疮但依然可以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过一些年，要透析了，不断地透析，一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是怀念刚得尿毒症的那会儿时光。因此，史铁生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呢？
爱你此时此刻的时光，这是你唯一能做和能把握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较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你焦虑什么？你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恐惧吗？真正的恐惧可不是血肉横飞的画面，真正的恐惧是调动你的想象力，把你自己吓着了。
有科学家调查，你所忧虑的事情，只有10％最后变成了现实。这个数据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你付出了100％的忧虑，其中却有90％是瞎耽误工夫，明天的事交给明天吧。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了每一天，明天还不错。如果你安安稳稳地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估计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
第25页 ：什么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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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幸福？
◎龙永图
2011年4月，根据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布的数据，认为自己生活美满的中国人，只有12％，多达71％的国人认为自己的状态是生活困难。而同样的调查，美国人表示自己生活美满的接近六成。尽管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这个数字的巨大悬殊，还是让很多分析师不解，而中国人幸福感缺失的原因，也成为舆论的热门话题。
对比美国，中国人的幸福感为什么这么低？首先，自然是物质满足上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幸福需要物质基础。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要发展？就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物质环境，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求，使人民幸福起来。
有句话讲“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中国现在很多地区都步入小康社会，我们建立幸福的一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了。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城市，各个地区发展阶段和层次不一样，焦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还是要强调我们要发展，有些地方还是要发展得快一点，创造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减少使我们焦虑的一些外部因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要重视物质这个基础，但物质不是幸福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更不是唯一的因素。
有人说如果我们的食品能再安全一些，我们就不会为了奶粉而焦虑；如果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能够多一些，我们就不会为了孩子的小升初焦虑；如果我们的保障房做得再好一些，我们的年轻人就不会为了丈母娘要买房子的压力而焦虑；如果我们的养老配套能再完善一些，我们的老年人就不会为了自己越来越老而焦虑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不满和抱怨得到解决以后，我们的焦虑就会小一些？幸福感就会大大增强？
但也许现在的情况恰恰是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内心却越来越焦虑。
我们害怕被时代抛下，害怕被周围人抛下，害怕自己的亲朋好友走在自己前头。
这就是说不能把问题绝对化，要真正把焦虑的问题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解决好。
在我看来，幸福感涉及三个关键词：物质、情感和精神。
这三个并不是说各三分之一，它是一种动态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和信仰可能会占到70％、80％甚至90％，这个人才会有基本的幸福感。所以这三个要素并不是物质占30％，情感占40％，信仰占30％，怎么样来平衡这三个方面要因人而异。
对于不同的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会不一样，有人会更在乎情感，有人更在乎信仰，还有人更在乎物质，这都没问题，只要能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就能获得内心平静，就能体验到幸福。
现在我们很多城市都在关注幸福的问题。很多地方都在打造幸福城市，比如江苏江阴就在编制幸福指数。编制幸福指数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群来说，幸福指数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特别值得研究。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阴就搞出了一套幸福指数，这个幸福指数是从民生角度提出来的，由老百姓说了算。这个指标体系并不是虚的，而是有60％的客观指标。比如说，“天天都有好心情”具体的客观指标就是居民文教娱乐服务占家庭消费的支出比重，还有公共文化设施的达标率，这些都有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还有一些非常超前的指标，比如说有一个指标体系叫“处处都有好环境”，具体就讲到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到2010年的时候要达到24％。
这些指标能够使得GDP变得更加有人性，把老百姓对整个社会的感受、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等，都编制进幸福指数的指标中。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人文的色彩，而且更加能够符合我们老百姓的真实愿望。
不管幸福指数编得是否准确，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方面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这就说明我们中国在发展理念方面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在追问我们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家庭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奋斗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最后都归结到幸福，我觉得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理念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整个执政理念的一个重大变化，所以现在提出以人为本，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各级政府、我们的各个社区的街道的负责人，都在关心每一个人是否幸福了，那么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就得到了尊重。
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在海外的两个普通士兵因为公务牺牲了。他们的遗体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总统和许多议员都到机场去接，这对我的触动很大。现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之前的汶川大地震也好，动车事件也好，会把每一个遇难同胞的名字都公布出来，而不是简单地公布一个数字，而且我们相关部门对这些人会表示最深的歉意，这就是对个体和人的尊重。
我们整个社会开始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权利，这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
第26页 ：无尊重，不幸福
无尊重，不幸福
◎龙永图
尊重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要了，现在有些人对其他人不尊重，实际上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
有权力的人，在家庭里面比如父母，在社会里面比如是官或者是一些有钱的人，强迫那些比自己弱势的人来尊重自己的意志，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不幸福。
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是很不尊重的，一定要孩子学钢琴，一定要孩子学奥数，上各种特长班。本来教育最核心的原则是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的智商、每个人的爱好、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按照同样一个模式来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小孩和很多不幸福的家庭。我发现很多家庭在小孩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挺好，但一旦小孩开始上学了，夫妻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夫妻分歧引起姥姥爷爷也要站队，整个家庭就乱套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尊重小孩的问题。
怎样使我们整个社会学会尊重人，包括父母怎样尊重自己的孩子，上司怎样尊重自己的部下，企业家怎么尊重自己的员工，这些尊重的问题是保障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在不是都讲社会管理吗？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尊重每一个人。
这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是对规则的尊重。
白岩松说过一句话：规则对于幸福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个规则，谁都不幸福。就像打牌，如果没有一个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输的人不服，赢的人他也不开心，最后打牌的人都是处在焦虑甚至暴怒中。
我完全赞成，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可能是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
前几天我跟一个来自贵州的老乡聊天，谈完话以后我感觉很沉重。他举了我和戴秉国的例子，他说我们都是从贵州的山沟里面出来的，依靠自己的努力，算是小有所成，而且也做了一点事情。但现在从贵州、从西部地区来京做官的越来越少，做到高位的人也就更少，反倒是发达地区来的官员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讲乡情，讲关系，自己爬上来了也会适当照顾一下老乡，所以来自发达地区的官员会越来越多，而偏远地区的越来越少，这是个恶性循环，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不公平，那些来自偏远地方的真正有能力的人难以出来。他这一席话对我刺激很大，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不能够保证那些真正做了贡献和努力的人得到公正的回报是很不幸的。
所以怎样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圆自己的梦，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有背景，来自最落后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国很快就要进联合国了，要一大批学英文的，所以才从贵州的山沟里面选了两个人到北京来，我因此有了这个发展的机会。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公平的，它是从各个地方挑选学习成绩最好的。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都自己去找工作，自己找工作很多是凭关系找工作，除了自己找工作以外，我觉得学校和单位也应该建立一个推荐和考察机制，使那些真正品学兼优、没有背景的人能够真正走上为国家做更多事情的岗位。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处在过渡时期，如果说马上就消除那些靠关系找工作的社会现象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应该设计一种机制，一方面在分配方面基本放开；另一方面也确实应该吸收之前比较好的做法，使得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就像入世谈判有一个过渡期一样，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套法治的、公平的机制之前，如何建立起一套过渡期措施来保证相对公平，减少不公，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这是我们在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候应该着重考虑的。
第27页 ：无艰难，不青春
无艰难，不青春
◎白岩松
和前辈不一样，80后这辈人被称为“史上最难管的一代”。我们现在要重新关注青年问题，因为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比如以蜗居为代表的住房的压力，以蚁族为代表的“北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