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对话--对外交流演讲答问实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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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能源、大气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是交流中外方最关心、问得最多的一个具体问题。
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马大维称：“我作为加主管八国集团事务的协调官，目前正与日本、欧盟和美国就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探讨如何找到公开、均衡的办法，使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环境，避免一刀切做法，在这方面加方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与合作。加拿大各界对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和在环保领域提出的各项措施表示赞赏，认为中国的努力将为世界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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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场合，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学者、媒体、工商界人士等，都问到中国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保证可持续发展。他们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对能源需求的急剧上涨，因而对中国能源政策十分关注，有的还详细询问我能源结构，未来这种结构会作什么样的调整，以及有哪些政策。甚至具体到煤炭在我能源结构中的作用，如何减少对煤炭的依赖，目前核能发展规模和未来发展前景，可再生能源的类型、规模和发展前景，等等。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政府能否将其设想付诸具体行动，能否确保在全国予以落实。还有人认为目前国家环保总局编制偏少，会否影响有效完成全国环保任务。一些与会者很关心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气候、环境问题。*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针对这些关切和问题，我和张军扩同志均在演讲和答问中做了重点介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十七大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落实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保护环境，共同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不仅是一项国际义务，更是中国人民改善生活环境的自身需求和紧迫任务。因此，中国人民比其他任何人更关注中国的环保问题。
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情况，介绍了我能源供求结构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详细介绍了我环境立法、依法治理、制订发展规划、提出节能减排目标、把环保工作成效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以及对严重污染事件责任人追究责任等一系列具体做法，充分展示了我在能源、环境问题上的决心和举措。
我还特意指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只有美国一个国家了，美国人应该多做做美国政府的工作。
通过交流、沟通，外方人士大多肯定中方在环境问题上态度是严肃的，措施是得力的，中方一些环保政策值得美国、加拿大政府借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白丽娟还表示，中方将环保工作定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令人振奋。
（五）社会民生及相关政策问题
中国国内民生问题，外方和华人华侨在提问中也不断提到，而且涉及面比较广泛。既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也是希望了解中国的政策。
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马大维在与交流团会见时，除了表述发展中加关系的意愿外，向我方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区域差距，一个是环保问题。他表示希望了解中国十七大之后如何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发展的平衡。认为加拿大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国的经验可以为他们所借鉴。
加拿大外交部的午餐座谈会，组织了卫生部、环境部、农业部、自然资源部、工业部和国际发展署司等部委的官员参加。他们关心的问题，除了中加关系外，更多的就是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如医疗卫生，新农村建设、教育，产业发展的重点，等等。我都做了具体的介绍，既说明了取得的成就，也强调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特别对农村问题，以自己在农村的经历，强调了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在交流中也问到，中国如何加快农村和西部发展，让更多人分享发展的成果？我们具体介绍了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的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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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的编辑问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政策与江泽民、朱镕基的政策有什么区别？是否江朱更注重东部，而胡温更注重西部？我告诉他们，对于区域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邓小平当年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及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问题，1998年又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更加突出地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所以，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不是谁更重视什么的问题，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在我驻美使馆举办的华人华侨代表人物的晚餐会上，华人华侨提出的问题多集中在社会民生问题方面。他们关心的有：当前国内投资、物价、房地产市场的形势怎么样？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发展的前景和政策怎么样？怎样实行保护耕地的战略与政策？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有哪些政策？从国家层面来说有哪些支持风险投资的政策？十七大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教育体制怎样改革？高中阶段教育会不会免费？对年轻人怎样进行品德教育、传统美德教育？怎样对农村孩子进行教育？怎样提高居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平？所得税怎样调整？收入分配问题怎样解决？怎样防止偷税漏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利益整合？甚至问到了解决猪肉涨价的办法和趋势。对这些问题，我和张军扩等同志都做了具体客观的介绍，尽量使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xjqi。
我们出访期间，国内发生大规模雪灾。国外对此非常关注，尤其对我党和政府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抗灾措施给予了好评。有的媒体还将中美加以比较，称：“中国快了，布什慢了。”我们在交流中，介绍了中国国内抗灾救灾的情况，意在说明中国政府应急救灾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人类面对共同的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我还特别介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专门要求全党增强忧患意识。“非典”之后，我国国务院已经制定了108个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这一情况，外方很重视。在和兰德公司交流时，有人专门问到这些应急预案的具体情况并给予高度评价。
（六）深化改革开放问题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在演讲中介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和论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针对国外对改革开放的一些疑虑，我说明，当年，国际上常有人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说：不会变，不能变，也变不了。现在，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变。面向未来，我们当然也不会变，如果要变，也只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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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十七大为什么重申改革开放？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是否为对抗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改革开放是否遇到了某些人的阻碍？我说明，对改革开放，总体上全党全国人民都是肯定和赞同的。即使社会上有些不同的声音，并不意味党内有什么分歧。十七大已经对改革开放表明了坚定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这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发表文章表示，将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否只是个人观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否必要？我说：文章由个人署名，当然由个人负责。但鉴于作者的身份，所以，应该说也体现了中央的精神。事实上，十七大明确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当然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
有人关心和询问深化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我们将十七大报告中的有关内容做了介绍，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农村综合改革、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等等。
有人说，国内某些地方的农村已开始买卖土地，是否表明中国准备对土地制度实行私有化改革。对此，我做了澄清和介绍，说明中国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土地仍然是集体的。目前有些地方实行一定程度的土地流转，只是土地经营权的转让，而不是土地买卖和私有化。中国历史上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引发出土地兼并、农民失地等大量社会问题甚至农民起义。这些教训我们不会忘记。在当代中国，不会实行土地私有化。
有些人关心：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之后，如果美国经济衰退，购买力下降，中国出口不再像现在这样大，中国还能否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抵消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
对此，我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果美国经济衰退，确实会影响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进而影响很多工厂的生产，造成失业。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国经济衰退了，对美国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就我们自己来说，要注意经济安全，防止风险，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就国际关系来说，则需要加强合作。这就是我们十七大报告里强调的，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比如说，人民币问题，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经常给我们施加压力。如果我们简单地听了，那会有很大风险。所以，我们坚持稳步渐进地推进我们的汇率改革，这样的好处之一就是能防止风险，保证安全。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不仅有利于中国，其实也是有利于世界的。
此外，外方还关心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出口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关心中国外汇储备会否采取多元化战略，还关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们都根据十七大精神做了回答。
（七）民主、法治、人权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这是在交流中遇到的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重要问题。在不少场合、不少人的关切中，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加拿大枢密院总理外交与国防政策顾问卡特莱特女士表示，她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就中国民主发展的模式发表了文章，希望了解中国在此发展中有无具体模式和时间表。她说，人权也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加方希望双方在两国领导人已达成共识的人权、法治、卫生与治理等领域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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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阐述了我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指出发展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还用详细的数字和具体事例介绍了十七大代表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我实施公开招考、竞争上岗、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等干部任用及考察办法。加方认为，中国的这些做法非常值得加方借鉴。
交流中，也有一些人士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或囿于西方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提出带有对中国政治制度质疑的问题。对此，我均做了适当回应和说明。有人问：“在下一个千年，中国会不会跟美国一样，有完全完美的、自由的、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对此，我用“色彩理论”来说明民主发展的多样性。“大家不妨看看窗外，是什么样的颜色？是一种颜色吗？还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如果外面只有一种颜色，您会感到愉悦吗？这其实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都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每个国家都要充分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短处。相互之间不要互相指责，而要互相学习和借鉴。这样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来还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八）新闻自由问题
由于这次交流接触的一个重要对象是美国、加拿大的主流媒体，所以新闻自由便成为一个必然遇到的挑战和话题。
到《华尔街日报》，一见面，我就谈到：“对于像《华尔街日报》这样有很大影响的报纸来说，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读者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虚假、片面的消息。希望该报在对中国的报道上能够做到准确、客观。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加强合作，甚至我本人都可以为你们撰写文章。”
我还介绍，中国一名记者，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根据道听途说，就发表一篇说农民往西瓜里注红色素的消息，结果造成农民的惨重损失。由此说明，媒体报道是否真实影响很大。外方对这个事例很有兴趣，追问该记者后来怎么处理了，上哪儿去了。另一编辑趁机揶揄《纽约时报》，说到《纽约时报》去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洛杉矶时报》，谈到中国的新闻自由以及如何用法律保证新闻自由问题。我介绍了中国的有关情况，强调中国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只不过运用这个自由的方法与美国有所不同。同时强调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的大国，管理中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记者也要对社会负责。假定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到中国去当一年的省长，当一年的市长，就会有真切的体会了。
由于《洛杉矶时报》目前正因互联网的挑战而面临读者下降和内部矛盾的危机，所以，我有意对该报怎么应对当今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造成的挑战问题表示关心。双方对此进行了友好深入的讨论，并由此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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