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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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干部关系管理，可以说是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实践中的一种发展。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共产党的干部关系管理更加充分地考虑了需求层次方面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更加充分地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共产党的干部关系管理，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了其成员的需求层次与职务层次存在的密切关系，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了需求层次与干部的职业发展阶段、组织环境等因素的关系。现代企业作为一个组织体，在管理队伍关系管理中，学习共产党的干部关系管理实践，比之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进行企业管理队伍关系管理将更加行之有效。
在管理队伍关系管理中，除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之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麦克里兰提出的成就需求理论，而共产党的干部关系管理可谓是成就需求理论成功实践的典范。成就需求理论认为，人的生理需要满足以后的基本需要有三种：权力需要、归属需要和成就需要。其中，具有高度权力需要的管理人员愿意寻求影响力，得到注意与认可；具有高度归属感需要的管理队伍偏重于人际关系和沟通的机会；具有高度成就需要的人事业心强、有进取心、敢冒风险，在工作中倾向于承担工作责任，他们对成就的追求超过金钱，他们从成就中获得的乐趣超过物质奖励。
在共产党这个先锋队组织中，其成员基本上主要围绕着麦克里兰成就需求理论中提出的三种需求。首先，能够加入共产党对其组织成员而言就能产生一种强大的归属感，因此共产党干部在组织中注重人际关系和沟通的机会，强化他们的归属感。另外，共产党干部事业心强、有进取心、敢冒风险，在工作中勇于承担工作责任，体现了他们高度的成就需要。在共产党的干部关系管理中，共产党正是抓住了组织成员的这些需求，通过对干部的关怀、爱护、激励、表扬、以团结为出发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加强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信心，让他们为组织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党员干部制定修养标准
好的党员队伍来自较高的党员素质，党员的素质和修养直接决定党的队伍纯与不纯的问题。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率先垂范，自觉进行党性锻炼，提高自己的修养。
共产党特别重视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论共产党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和纪律上的修养》、《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等文章。对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的标准、内容做了一系列阐述。刘少奇认为党员的修养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也就是最起码的标准，即符合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但仅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切实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品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这也就是党员修养的更高标准。
在阐述修养标准的同时，还论述到修养的内容：
1。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
2。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
3。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
4。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最好的党员在他最危险、最紧急的时候，他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
5。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修养。
6。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共产党员的修养表现在他对革命群众的无条件的帮助及亲密的联系上。
7。要有科学知识的修养。
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标准和内容的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进行修养指明了方向。
党对干部的要求，就是党作为一个组织体对其成员的要求，是团队对个体的要求。一个好的团队，首先要有好的成员组成，然后这些好的成员必须有团队精神，才能组成一个好的团队。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团队，首先这个团队是由优秀的人员组成的，这个团队对自己的成员有严格的要求。党员的标准问题，即是党作为优秀团队对成员的素质要求问题。只有符合党员标准的，才能成为这个团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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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人为本的干部管理（5）
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内部矛盾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党用来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武器。
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正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加强了党的团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成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公式，为这一次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方法保证。正是由于共产党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所以党的七大把它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成为区别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惟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团队管理理论是西方管理理论中的人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这一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上。在西方、关于以人性为基础的组织管理理论主要有四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20世纪初传统的组织管理理论的奠基者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即人是“经济人”的假设；第二次是20世纪20~30年代修正时期的“行为科学”理论的先驱梅奥提出的“人群关系”理论，即人是“社会人”的假设；第三次是麦格雷戈的人是“自我实现人”的假设；第四次是人是“复杂人”的假设。
我们之所以要提到这四个假设，是因为团队管理理论的发展就是由这些假设而来的，这些理论假设所依据的正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此，管理理论开始从过去的“以人去适应物”转向“以人为中心”、“让物来适应人”，由注重层层控制式的管理，转而注重调动工人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出现了一种“参与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职工们在这种参与模式下，感到自己受到重视，体验到自我价值的归属，促进了群体凝聚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益。“人际关系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就是今天流行的“团队管理理论”。
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可以说正是我们现在企业所讲的“团队管理方式”。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是“以人为中心”，注重参与的管理模式。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组织与成员的一种沟通，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种沟通。一个优秀的团队，把各种人才聚合在一起。大家会在工作中对别人进行了解，在沟通中能发现别人的许多优点和缺点。这时，聪明的管理队伍总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同时，大家也会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改变自己以前不好的工作习惯，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当然，上面我们讲的是“团队管理模式”下的一种理想状态。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是企业考虑的问题所在。共产党对干部的要求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组织与成员的沟通，实现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成员之间相互学习，互相指出缺点和不足，而以此为动力加以改正的一种形式上的保障。
在现代社会中，仅凭一个人的经验已经不能应对全部工作了。在工作中，如果不进行交流和沟通，就意味着隐藏了风险，甚至可能直接导致成员犯错误。成员之间没有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就没有共同的经验教训，成员就会在相同的地方遭到挫折或者失败，而企业也因此增加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特别是对于组织中的年轻成员，他们最缺少的就是经验，容易犯错误。如果能有负责的成员为他们介绍一些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为年轻成员指出错误，他们就会少走许多弯路，就能尽早做出成绩。“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应该是企业的一种“管理队伍合作方式”和“管理队伍沟通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点不在批评，而在于相互提醒，相互指正，交流经验，沟通想法，把个人能力转化为组织能力，把个人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用这种组织优势来尽量地避免个人错误。
第一章 领导就在于领路（1）
第一章 角色认知：领导就在于领路
领导指挥若定，才能奏响和美乐章
根据现代组织理论，一个良好的团队组织，一定是由各种不同的团队角色组成的，每位组织成员都在其中扮演着确定的角色。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组织成员个体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于每位成员奋斗的方向要始终协同一致，以形成组织的最大合力。
表现优秀的组织就如和美的乐章，既能做到适时而动，又能戛然而止，这种完美的表现，源自于一个核心和关键，那就是整个乐队都要遵从于一名伟大的指挥者，在他的指挥棒的挥动下，形成步调一致的行动。这支指挥棒要舞得有感染力，舞得有激情，舞得群情激奋，舞得人心归顺。
反过来看，现代企业都在谈团队组织建设，都在谈要发挥团队组织的集体协同作用，但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团队的力量到底来自何方。
要形成团结一致的行动，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领导者指挥有方，能够适时而动，指引人们奋斗的方向，同时还要依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的发挥，使人们都能够服从指挥，全体一致地跟着指挥棒，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奋斗。
没有领导者的这种人格魅力和指挥艺术的充分发挥，人心必定难以安定，而人心不安定，整个组织就会显得散乱而毫无章法，甚至出现“走调”和“各自为政”现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党、分裂国家的事件，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者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指挥若定，化险为夷，这种面对大局指挥若定的领导艺术，确非现代企业组织的领导者一朝一夕所能领会。
在每次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总是能够从容应对，并且将一大批的有识之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不同的关键时期，他们又总能够审时度势，明确特定时期的奋斗任务，唤醒国人沉睡的意识，从而能够引领时代，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奋斗的方向。
这种指挥若定的艺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的确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大革命时期，红色政权处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党内和红军内部不少人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极端的悲观情绪。到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信中，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正确领导地位，红军由
此形成了步调一致的行动，并一改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从此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有首歌唱到“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军队抓紧纂夺革命果实，毛泽东识破假和谈的阴谋，主动飞赴重庆谈判，许多同志都为毛泽东到重庆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在重庆多次指示解放军，有敢来犯者，你们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回来就越快。就在谈判期间，解放军在山西上党战役消灭敌人万多人。毛泽东去重庆历经43天，经过艰苦谈判，使蒋介石在战场上和桌面上都没有得逞。终于迫使他同意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毛泽东此举可谓运筹帷幄，棋高一着，他那“挥手之间”的一个举动，赢得了亿万国人的心，实则能抵雄兵百万。
而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一改往日的含蓄，号召“穷追猛打落水狗”、“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结果百万雄师过大江，把中国的革命推向了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