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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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结构设计中，要恰当地处理好“集权”“分权”的关系。“集权”和“分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当权力过于集中时，虽然有助于企业防范各种经济风险，决策效率高，但往往会影响下属的积极性，有时决策人物变更或因出差等原因暂时离开时，就会影响企业的基层工作效率。当权力分散时，虽然下属的积极性较高，基层工作效率也比较高，但是企业各种经济风险容易发生，企业高层的决策效率就会降低。
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政权体制并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制，而是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既要有民主，又要讲集中。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严重弊病在于，它使相当一部分权力在相互牵制中抵消，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致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民主集中制是分权与集权的完美结合，这种结构有利于高效地形成集体决策。
1。共产党构建适应性组织极为重视过程。
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制度、党的代表会议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等。这些组织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些组织制度无一不体现着对过程的关注，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真实性，这是真正的适用性组织制度。
关注过程而不单纯是结果，这是新时期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内在要求，这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的立场，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看政绩时，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和环境指标；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看社会稳定；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主观努力，也要看客观条件。只有这样看政绩，我们才能真正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
要坚决克服“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的不良现象，绝不能“吃祖宗饭、砸子孙碗”、“一地致富、八方遭殃”。无论在什么时候、从事何种工作，创造政绩的思路、方法都应当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不能急功近利；要“造福一方”，而不能只顾眼前、不虑长远。要讲真话、道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而不能好大喜功，只讲“形象”，不计成本。
制定一项政策，推动一项改革，应充分论证它的可行性，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充分估计有关方面的可承受程度。启动一个工程，上马一个项目，应审慎考察其市场前景、资金来源、技术条件，全面分析人才状况、管理能力，客观分析对目前和今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带来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第二章 以我为主（5）
2。共产党构建适用性组织体现了科学的权责原则。
在适应性组织中，个人应该对组织的成果负责，而不是组织对个人的成果负责。在适应性文化当中，个人将为集体组织的业绩表现承担责任。
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组织制度中，民主集中制也体现了适应性组织的权责制，这里具体以总理负责制为例来说明。
总理负责制是指国务院总理对他所主管的工作负全部责任，与负全部责任相联系的是他对自己主管的工作有完全的决定权。具体来说，总理负责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总理全面领导国务院工作，其下属机关负责人对总理负责。
（2）总理负责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并对重大问题拥有最后决定权。
（3）总理有人事提名权。
（4）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这种个人负责制形式是由国务院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行政机关在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时，需要高度的集中指挥，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地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如果行政机关也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势必会因开会、画圈而迁延时日，影响效能。
总理负责制本身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行政机关领导体制中的具体表现和运用。
可见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适应性组织，既体现了民主，又保证了政令的统一。这对现代企业的管理也有很大启示意义。
统一命令是组织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组织内部的分工越细、越深入，统一命令原则于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作用越重要。只有实行这条原则，才能防止政出多门、遇事互相扯皮、推诿，才能保证有效地统一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各单位的活动。
在通常情况下，越级指挥的现象给组织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它不仅破坏了命令的统一的原则，而且会引发越级请求的行为。长此下去，会造成中层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犹豫不决，并增强他们的依赖性，诱使他们逃避工作，逃避责任。最后会导致中层管理层、乃至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瘫痪。
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出现，以组织设计中要根据一个下级只能服从一个上级领导的原则，将管理的各个职务形成一条连续的等级链，明确规定链中每个职务之间的责任、权力关系，禁止越级指挥和越权指挥；在组织实践中，在管理的体制上，要实行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减少甚至不设多级行政主管的副职，以防止副职越权，从而干扰正职的工作，以保证统一命令原则的贯彻。
民主集中：人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适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首先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积极性。毛泽东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的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有了民主，还要有集中，且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集中的重要体现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利益，全局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要服从全局的利益，当个人的意见和党的、局部的意见与全局的意见发生冲突时，如果自己错了，就迅速改正，如果自己的意见对了，也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对自己的意见暂时保留，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组织决定了就要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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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我为主（6）
1930年，当时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共产主义运动流行“左”倾病，而李立三又是中###内“左”的代表。他以发烫的头脑，写出了发烫的文字，对当时的形势和政治任务作了这样的判断：“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面前”，“暴动的时候到了”，“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取得胜利。”在这种判断的前提下，李立三制定了一个让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在湖北一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
的“宏伟计划”。然而，毛泽东知道，以弱小的红军去攻打敌人力量强大的南昌无异以卵击石。但是，李立三是他的上级，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
为了尽量减少攻打城市所带来的损失，在执行上级决议的前
提下，毛泽东作了一些灵活性的变动。1930年7月11日，毛泽东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24日毛泽东率部攻击清江县樟树镇，歼敌两个营，26日攻击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7月30日，毛泽东攻击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8月1日他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调集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早已经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就这样，毛泽东在执行了上级决议的同时，又减少了执行错误决定的损失，可以说是灵活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党在创建之初就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陈独秀提交“一大”讨论的一个党纲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改章程决案中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长期的时间里，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逐步地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
###同志总结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从本质上揭示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
“民主集中”，是实行集体领导的关键和保证，贯穿于集体领导的全过程，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个别酝酿”，是实施集体领导、充分调动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方法，是发扬民主、统一思想、科学决策的必要途径。
“会议决定”，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程序，反映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严肃性。“十六字”方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党委工作的基本规则。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如果运用到企业中，它对应着现代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流程和制度体系，它是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以及授权与控制的完美结合，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民主制度之美。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达民主集中制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
一方面它体现着民主，能够充分发挥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广开言路，所以民主集中制并非“一人之治”，它体现的是一种集体决策。另一方面，它也并非脱离集中讲民主，避免了出现议而不决，导致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近些年来，不断有许多的中国员工在从外企中逃离，他们觉得在外企工作很“压抑”。为什么会觉得“压抑”呢？
因为这些外企有着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只需要像机械般地运转就行了，结果他们创造的天性和个人成长的路途都被堵死了。
虽然在大的国际企业集团，是靠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管理人，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人治”的，只是“人治”的影响因素要小一些罢了，这种“人治”已经小到可以不谈授权与控制，单凭流程和制度办事，就可以将事情办得很好了。
我们要说，小的刚起步的企业主要是人治，甚至就是老板的“一人之治”，而中等的发展中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授权与控制的“人治”来进行管理，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单纯的“人治”会存在缺陷，单纯的“法制”也很难完美，所以离开国家或组织的具体情形来谈“人治”和“法制”，这种谈论会显得毫无意义，也无法分出优劣。
那些大的国家或组织多以“法制”为主，因为以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实施“人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君主或首领要足够的贤明，二是他的决策要一贯的正确。这往往是无法保证的，因此法制代替人治就成为必然。
第二章 以我为主（7）
而在小的部落或团体中，“人治”比“法制”更有效率，实施的成本更小，因此人治就成了这些小的部落或团体的一种管理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能通过民主的集体的决策，保证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又能通过集中达到最终形成结论。因此，它是“法制”与“人治”的最佳结合。
在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都是采取的“人治”方式，而许多的经典学院派学者都在分析“草根浙商”现象，分析的结果令他们大惑不解：
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草根浙商”十之七八是农民出身，而且很多都没有上过大学。
他们还注意到，在初创和起步时，这些“草根浙商”既没有所谓的完美战略和流程，甚至也未定好企业发展的远大愿景和目标。
而恰恰是这些企业，却成为了中国最为优秀的民营企业，有的甚至还“活”得很健康，“活”得很潇洒，其原因到底何在？
我们以上述原理来分析，可以很好地找到破解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