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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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错误，返回云南，建设边疆。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其实，许多知青在返城前后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返城夙愿终于实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关心、帮助过自己或在艰辛岁月里共患难的农民，在感情上又难以割舍。但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远不足以构成他们脱离农村的羁绊，当然也有个别青年，返城后已难以应对人生道路的新挑战，他们或者在喧嚣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农村文化长期熏陶后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氛围，或者在求职、住房等方面屡受挫折，或者竟是与农村的恋人旧情难断，或者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心里非常苦闷”，最终选择退回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在整个群体中无异于九牛一毛。纵然如此，人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大多数知青同样有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报纸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不惜对来稿削足适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报刊登了本市知青、当时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的一封来信，题名为《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章琦阅后大为不满，为此先后给报社和###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他在致报社的信中说：
今年三月七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读者来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并不等于就在大兴安岭啊！如果说“我要继续战斗在黑龙江”，则还可以。 。。
城市飓风（6）
章琦原信表示自己不回上海接父亲班，并希望知青不要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但编辑仍觉不不满意，于是大笔一挥，连编带造，硬是要塑造出一位立志扎根边疆的知青光辉形象。###在章琦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编辑同志刊登读者的来信，在文字上作点修饰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实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尊重事实，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围绕章琦来信展开的小小纠葛说明，“###”中舆论宣传习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甚至随意歪曲事实的歪风，并没有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而完全消失。对个别编辑者来说，“###”中那种实用主义的工作方式早已驾轻就熟。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报纸的生命力所在，是“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从1979年春节过后到第二年夏季，报纸上关于“扎根”的报道连篇累牍，城市中的返城风也经久不衰。从3月1日至3日，哈尔滨市下乡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请愿知青主要对国营农场宣布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或困退手续的做法表示不满。哈尔滨市委对此事很重视，及时召开了各区知青办负责人、各大工厂负责人会议，强调加强对本区、本厂下乡青年及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市委领导在接见请愿代表时，明确表示不赞成###闹事，并重申市委的意见：按照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安置知青返城。3月8日，市委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再次与知青代表进行座谈，希望青年顾全大局，克服暂时困难，安心本职工作。在这次风波中，一些闹事知青一度采取了拦截无轨电车、推翻小汽车等过激行动，但由于省市领导从全局出发，对知青积极说服教育，进行对话，使事件很快平息下来，闹事知青基本上返回原单位。当然，关于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困退的“一刀切”做法也得到纠正。
这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的事件曾产生较大影响。这些知青多数是“###”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14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据说34名知青绝食、绝水4天，生命垂危后被送入医院。
这次请愿活动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据中发〔78〕74号文件，派出包括省委常委、农垦局局长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专程赴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五七农垦场听取干部、知青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组在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后，针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措施：
1对于在农场的知青职工，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根据统筹安排的方针，逐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2对于继续留场的知青职工，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农场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和岗位津贴等办法。
3改善劳保福利条件。对农场职工一律实行全劳保，待遇同全民单位一样《浙江日报》，1979年2月11日。。
此后不久，省委又作出决定：1966年进场的知青，上半年调出，1969年进场的知青，下半年调出。2月6日，省革委会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制定了浙革20号文件正式下达。文件第5条说：对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的职工，组织上应积极协助商调，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1979年先将进场时间在10年以上，年龄大、困难多的老知青调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城市飓风（7）
2月11日，《浙江日报》报道了省委、省农垦局着手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消息。知青们听说后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农场也根据上级政策制定了年内将场里多余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职工调出的计划。但是，“天有不测风云”，5月26日省委宣布，20号文件收回，理由是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
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
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
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
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
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
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
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
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
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几段插曲（1）
知青返城风席卷城乡，吸引着全社会的注意力。除了成千上万命运坎坷的城市下乡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奔走呼号外，另外还有许多人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予闻其事，当然，他们对这场风潮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大相径庭的。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几段插曲。
（一）关于《骗子》的风波
1979年上海发生“二五”卧轨事件不久，发生过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上海的几名作者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在很短时间里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