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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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第六部分，知识青年问题。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受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提供理论依据，他援引了列宁关于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观点。并指出，确定谁先进、谁落后，应以所代表的生产力为标准。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有关观点见###《北京知青历程回顾》与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8页。
张木生的见解新颖、大胆，论文在青年中不胫而走，出现了手抄本，接着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知识青年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奋起批驳的。1970年4月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解放、胜利、西沟等大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在自编自印的小报《广阔天地》中，对张木生的论文进行了集中批判。一篇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批判稿为张木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我们党、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向文化革命，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而大动肝火，义愤填膺地宣布“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而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代言人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还有一篇叫做《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的报道，借“贫下中农”的名义，斥责一些知识青年下乡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得出一套“极其反动”的理论，并且广为散布。
无独有偶，当时热衷于社会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还有原北京四中学生赵金星等人。在被阶级斗争搅得昏天黑地的年代，赵金星居然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众所周知，直到“###”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可贵，并在理论界展开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而赵金星早在“###”初期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太超前了。曲高和寡，难怪他的论文《历史哲学》会被思想激进的知识青年斥骂为“狗屁洋文”。还有一位叫徐浩鸳的知青，因“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也遭到迎头痛击见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北京插队知青油印小报《任重而道远》、《广阔天地》，各第9期、第5期合刊，1970年4月。。这说明，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初，一些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结合自己的农村实践，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张木生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
知青觉悟的历程（8）
张木生的文章和某知青的上告纠举信，后来被一并载在内参上。当时罢官家居的###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据说周恩来阅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在探讨一些问题，不应当作为反革命看待。张木生在罗网密布的年月侥幸逃脱“反革命”罪名，与周总理的批语或者不无关系。1972年，张木生终归还是被逮捕，关进监狱。
###事件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作出批判的反思。1974年末，广州几位知识青年在街头张贴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与法制》，集中反映了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
大字报虽然抽象地肯定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否定了“###”以来的一切做法。它第一个公开批判###的“天才论”，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必须破除思想禁锢的问题。
大字报并未停留在对现代迷信的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字报针对###的法西斯统治，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与法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是大字报的主题。“李一哲”对###的理解是：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以防止###垮台以前，批评###的人惨遭政治###的悲剧重演。为此，他们要求用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权利。
1974年，在###体系的极左实质基本没有受到批判，而“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时候，“李一哲”能公开地、尖锐地提出以上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从批判“###体系”入手，实际上对“###”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这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虽然这批判来自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但真理的锋芒却使权势熏灼的“四人帮”大为恼火。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指示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政治舞台上的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张大字报随即被广东省委宣布为“反动大字报”，作者则受到围攻、批斗以至逮捕。
张木生、李一哲等人是知识青年的思想先驱。他们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的人们。“###”末年，极左货色已遭到知识青年的普遍唾弃。他们的觉悟，为历史性变革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1）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灾难的历史教训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相当一批干部的头脑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禁锢，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同时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
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一代城市青年的命运，涉及安定团结的局面能否尽快实现。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允许在乡知青返回城市，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面临着两大障碍。首先一个是政治上的障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在激进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中止这场运动必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对于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来说，要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却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是经济上的障碍，停止这场运动意味着将近1000万知识青年大举倒流，并对城市就业以及住房、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治安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显然，克服这两个障碍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确切说，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样一来，就决定了知青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要走过一波三折的艰辛历程。
但不管怎么说，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既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正常发展大势所趋。随着以###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政坛上取得主导地位，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全国范围内奔腾涌起，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终于显露出曙光。
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四人帮”在政治上垮台后，由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出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所仅有。在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国锋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渊源较深，关系较密切的一位。他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他在指导这项工作时所积累的经验，不能不对“###”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早在60年代初，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期间，因长期负责农业工作，就经常与回乡、下乡知识青年接触。据说，他十分注意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鼓励他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1961年，他在湘潭地委工作时，山西省有个老战友给他写信，谈到自己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想找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回信劝导这位老战友：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到农业战线上去。农业战线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那种轻视农业的风气，认为念过书再务农是丢人的看法，应该改变了。
1977年共青团湖南省委的一篇文章回顾说：华国锋同志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光辉思想，一贯地引导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前，他就十分注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无产阶级###以来，华国锋同志更进一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作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措施《领袖华主席关怀着青年的成长》，《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后，华国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8—9月；益阳三中一批红卫兵组成“支农兵团”，要求上山下乡。华国锋当即指示以省委名义给他们写贺信，随即又签发文件，号召全省师生向支农兵团学习。这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华国锋闻讯后连夜召开湖南省革委常委会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潮，来一个大动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送子女下乡。会上，他第一个表示，把自己第二个儿子送到农村去。在他的带动下，省革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主动送子务农，全省很快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2）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方面，似乎都可以说无懈可击。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有人曾建议送他儿子去当兵，被他谢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后门”送子女当兵，同时也就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华国锋却不但送子下乡，而且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
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领导制定了有关文件，对“###”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华国锋进一步密切了与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
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如上所述，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始终把这一运动看成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措施，并且竭忠尽智地去贯彻执行。应该看到，华国锋在主持1973年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对“左”的理论和一些极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有所察知的，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些矫正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将这场运动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他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而这种坚持，与他在政治上倡导“两个凡是”的方针，又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经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而公诸全国的。“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就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在“###”中说过的话，决定过的事继续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反而要继承那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在新的形势下为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
华国锋等人刻板、僵滞的政治立场及坚持“###”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态度，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反映。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