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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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
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1953年7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的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年4月19日。。其三，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长，包括部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和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
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推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二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情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三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19个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学习班做法的先声。
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年8月18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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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1）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他》，《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榜样的力量（2）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17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上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
1952年10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
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
榜样的力量（3）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2000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对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10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像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上立功”。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12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是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这里仅指截至1995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
吕根泽。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1949年的统计，延边的749个自然村，平均每村有15名中学生；137000余户农户，平均每12户就有中学生1人，延边共80万人口，中学生占14％。50年代以后，延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年已有小学411所，小学生115900余人；中学37所，中学生24700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7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情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2％。据1957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的程度《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7日。。“###”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吕根泽，该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而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
